【新唐人2013年5月4日訊】 2013年4月4日清明節，在燈市口西街富強衚衕趙家紫陽書房，我見到趙常青和曾因「六四」而坐牢的學生侯多淑（四川大學，坐牢8年）、齊治平（南京工程學院，坐牢兩年半）、陳雲飛（北京農業大學，2007年6月4日在《成都晚報》刊登「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而被關押）一起來獻花，他們往年清明節均被警方監控阻攔未能成行。

次日，我隨幾位朋友請鮑彤（原紫陽秘書）八十壽小聚餐。席間，大家等待趙常青，他卻遲遲未來，據說是被警方監控了。

我想，莫非是趙常青參与「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公民街頭呼籲活動，積極響應新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提出的「反腐倡廉」號召，而進行群眾監督，分明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啊！

4月15日，是胡耀邦24周年忌日，我前往北長街會計司衚衕的胡家祭拜，在衚衕口鐵門外被10來位警員攔住，還被粗暴地推到路邊。有警員在門外的人群中攝像，手捧花籃的北京市民和外地訪民紛紛躲避。我拿出相機，請路人為我拍照留念，兩便衣上前搶相機，路人趕緊還給我，兩便衣氣勢洶洶地把我推推搡搡20米。剛有人被抓走，訪民們見我被便衣纏上，而迅即圍上來保護，護送我一起上了公交車，到終點站德勝門下車。有人拿出紀念耀邦和「公民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條幅，我們這些求告無門而苦大仇深的訪民19人站隊，在立交橋旁拉起橫幅公示。

4月17日下午4時，趙常青抱著9個月的嬰兒下樓出去辦事，被三個警員攔住說：「市公安局晚上要來找你談話。」趙常青只好回家等待，他給好友胡石根發電郵：「估計今晚我會被帶走，如失去自由，請幫忙照顧我的孩子。我愛人叫劉曉冬。」半個小時后，8個警員來到趙常青在石景山「八角中里」的家中，7時把趙常青帶走。警員抄家至半夜12時，電腦、手機、U盤、相機、錄像機、部分圖書和筆記本被查收，連劉曉冬的手機也被警察收走。

次日，劉曉冬收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的《拘留通知書》，以「刑事訴訟法」第80條規定，稱趙常青涉嫌「非法集會」罪，羈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

1988年，趙常青就讀陝西師範大學，因「六四」被關押在秦城監獄；1997年在競選人大代表選舉中指責官員違反《選舉法》，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3年；2002年上書中共「十六大」，要求平反「六四」，又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累計坐牢8年半，這回是第4次坐牢。

4月19日，各地訪民30人在北京南站，繼續打出「公民要求官員公布財產」的橫幅，要求釋放趙常青等維權人士。

同日，秦永敏（中國人權觀察主席）呼籲立即釋放趙常青、丁家喜、孫含會、王永紅等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的公民，而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3月底袁冬、張寶成、侯欣、馬新立等4位公民在西單街頭拉條幅呼籲『官員財產公示』被刑拘，涉嫌「非法集會」，由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局抓捕，但這不是公交安全問題。當今世界民主法治國家，官員的財產公示是慣例，但在中國，要求官員公示的公民卻被抓捕。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現象，恐怕只有你才能撥亂反正了。這是對你執政能力和執政的政治合法性的嚴峻考驗。」

4月20日，胡石根和5個教會的弟兄姊妹及一些訪民，在畫家嚴正學家裡，為身陷囹圄的常青弟兄禱告：「求主與他同在！」

4月21日，劉曉冬籲請各界人士關注丈夫趙常青案的進程和真相。

4月22日，律師藺其磊、張雪忠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會見趙常青，達40多分鐘。律師表示，趙常青精神狀態很好，相信自己是依法踐行公民權利，沒有觸犯刑法。因案件正在審理中，律師不便透露具體案情，但得知，趙常青的刑事拘留期已延至5月18日。

4月26日，代理趙常青等在押同案的藺其磊等10位律師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發出的《律師意見書》認為，趙常青等人的和平表達無罪，建議撤銷此案。

附件：律師意見書

和平表達無罪

——建議撤銷丁家喜、趙常青等涉嫌非法集會罪一案的律師意見書

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衛分局：

我們是貴局正在偵辦的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等人（除侯欣取保候審外，餘人均已刑事拘留）涉嫌「非法集會」罪一案當事人的辯護律師。

經過對當事人的會見，我們了解到，本案當事人被追訴，是因為他們中的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曾在北京市轄區內的街邊，表達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主張。經過我們多位律師的研討、會商，我們一致認為，本案當事人表達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主張，完全不構成犯罪，本案應予撤銷。具體理由如下：

一、本案當事人的行為，屬於單純而正當的言論表達，並不構成《刑法》第296條規定的非法集會罪。

1、當事人的行為不屬於《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非法集會意義上的集會。

本案發生於2013年3月31日。當日，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四人在西單廣場，表達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主張。他們有的展示橫幅，有的拍照。十來分鐘后，四人即被警察帶走。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和王永紅，並沒有出現在現場。據了解，此前也有人曾在不同的地方，進行過同樣的表達活動，並未受到公安部門的制止和處罰。

我們認為，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四人在西單廣場，展示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橫幅，並進行拍照的行為，只是單純的言論表達行為。這是在行使憲法第35條規定的言論自由，以及憲法第41條規定的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不屬於《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上非法集會意義上的集會行為。

《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上的集會行為，是一種需要聚集大量人員參与，並可能與他人權利發生衝突或對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響，從而需向警方申報並由警方保障的集體活動。比如，根據我國香港特保行政區《公安條例》的規定，只有50名以上的人員，在公共場所有組織地共同表達意見，才屬於需要向警方申報的集會。

雖然《集會遊行示威法》並未規定集會的人數標準，但像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等四個人，在西單廣場這種開闊的公共場所，展示橫幅並拍照，既不可能對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響，也不可能與他人權利發生衝突，顯然不屬於需向警方申請並由警方保障的集會活動。

2、當事人的行為並未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刑法第296條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規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路線進行，又拒不服從解散命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可見，構成非法集會罪的，必須是「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但袁冬等人在西單廣場拉橫幅，並試圖拍照發布，表達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主張，只是在行使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批評權、建議權，顯然沒有破壞社會秩序，更不可能「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此前，也有人進行過相同的表達行為，卻沒有受到警方的制止和處罰，這也表明此種行為不會破壞社會秩序。

3、當事人並未拒不服從解散命令。

根據《刑法》第296條的規定，「拒不服從解散命令」，也是非法集會罪的構成要件之一。且不說袁冬等人的行為不屬於《集會遊行示威法》及《刑法》上的集會行為，就算袁冬等人的行為屬於集會行為，其中也不存在被警方命令解散而「拒不服從解散命令」的情形。警方並未首先向他們發出解散命令，並要求他們離開現場，而是直接對他們進行抓捕。恰恰是警方不合法的抓捕行為，引發了人們的圍觀。當然，人們的圍觀也沒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二、呼籲政府官員公示財產，是言論自由的正當行使，公權力對這種正當行為的打壓，不但無法嚇阻人們的表達，反而會導致更多人質疑公權力的正當性。

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並有監督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這是為了確保公民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政府只有尊重公民的言論自由，以及公民的批評權、建議權，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民眾的意願和訴求，並使政府施政合乎民心、順應民意。

如果政府極力壓制公民的言論自由以及公民的批評權、建議權，那隻能表明，政府根本不屑聽取民眾的真實意願。而這將會促使人們質疑政府本身的正當性，因為一個不屑聽取民眾意願的政府，絕不可能是一個合乎民意的政府；而一個與民意不合的政府，其正當性又從何談起呢？

對呼籲財產公示的公民進行問罪，也必將對政府形象造成損害。因為它難免會使人們懷疑：政府官員是不是普遍腐敗？政府是不是在保護腐敗官員？如果政府官員大都是清正廉潔的，他們為什麼非但不願公開自己的財產，而且還要迫害呼籲財產公開的人？

另外，對行使表達自由、伸張公民權利的人進行打壓，並不能讓人們因此而屈服。自知是正直的人，並不害怕被人當作罪犯加以處罰，因為在他們的心中，決不會有那種因行為不端而產生的愧疚和懊惱。他們甚至會認為，為踐行信念、爭取自由而受難，不但不是一種懲罰，反而是一種榮耀。

實際上，我們在會見當事人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這些當事人都自信他們的行為，是完全正當和合法的；即便已經身陷囹圄，他們也沒有感到後悔。當然，他們也很坦誠地表示，他們確實為連累家人而感到愧疚。不過，雖然這些當事人感到對不起、放心不下自己的家人，他們仍然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很有價值的。正如其中有人所說：「有些事，我們現在不去做，我們的孩子以後也得做。」

三、《集會遊行示威法》第7條第1款和第9條第1款的規定，任由公安機關專斷地決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會申請，已經構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剝奪，因而與憲法相抵觸；公安機關或許不能以法律違憲為由拒不執行法律，但決不能變本加厲地濫用違憲的法律，肆意擴張對『集會』的解釋。

儘管本案當事人的行為只是單純的言論表達，並不構成《集會遊行示威法》和《刑法》上的集會，但辯護人也注意到：雖然憲法已將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確立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在相關法律中，卻有諸多與憲法相抵觸的規定；執法和司法機關又常常濫用違憲的法律，變本加厲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希望貴局在本案的偵辦過程中，能夠避免出現這種情況，不要肆意擴張對「集會」的解釋，把當事人非屬集會的行為，強行認定為集會。

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是憲法最重要的內容；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是政府最重要的職責。當人們說公民享有某項基本權利時，總是意味著公民享有在一定範圍內自主行動的自由，政府不但不得侵犯或干涉這一自由，反而還必須保護這一自由。

必須承認，即使是一項基本權利的行使，也可能要附加一些正當的條件或限制；只要這些條件或限制不是過於苛刻，這項權利仍不失為一項權利。但是，如果一種「權利」的行使，不是被附加一定的條件或限制，而是要取決於政府機構的同意，並且政府機構可以專橫和獨斷地決定同意與否，那麼，這種「權利」就完全不再成其為權利了。

並且，管理社會秩序是警方的職責，集會、遊行或示威的舉行，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秩序，並增加警方的工作負荷。一旦警方可以專斷地決定是否允許人們行使這些權利，那警方几乎不可能會批准公民的申請。實際上，這正是我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實施的現狀。

另外，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的作用，是保障公民可以共同表達自身的意願，特別是向政府共同表達一定的訴求。如果公民能否行使這些權利，完全取決於政府機構的專斷決定，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只有旨在取悅政府的表達，才有可能得到批准；任何試圖批評政府的表達，都不可能得到批准。這樣一來，所有「合法」舉行的集會、遊行或示威活動，都不再是公民表達自身意願的行動，而是政府粉飾自身形象的表演。

根據《立法法》第78條的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而《集會遊行示威法》的規定，卻將憲法確立的公民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變為可任由政府機構隨意剝奪的東西，因而完全背離了憲法的文義和精神。這種與憲法相抵觸的規定，不應具有法律規範的效力，並應儘快予以撤銷或修改。否則，憲法關於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就完全成了毫無價值的一紙空文。

如果立法機關一定要維持《集會遊行示威法》的上述規定，那就應該把憲法第35條的規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修改為「只有在得到政府批准的前提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才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以避免人們因為真誠地相信憲法，而不幸地觸犯刑法。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丁家喜、趙常青、孫含會、袁冬、張寶成、馬新立、侯欣都是無罪的，請貴局依法撤銷案件，釋放被羈押的當事人。

辯護律師：

周澤（張寶成的辯護律師）

陳建剛（張寶成的辯護律師）

浦志強（馬新立的辯護律師）

馬綱權（馬新立的辯護律師）

王興（丁家喜的辯護律師）

劉志強（丁家喜的辯護律師）

梁小軍（袁冬的辯護律師）

張維雲（袁冬的辯護律師）

藺其磊（趙常青的辯護律師）

張雪忠（趙常青的辯護律師）

2013年4月26日

備註：此件抄報北京市公安局及北京市人民檢察院

來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