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3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筆者在前面講述（公社級）殺人冠軍蚣壩公社殺人情況時，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實錄，在這裏，講述殺人亞軍審章塘公社的殺人情況時，準備引用三名劫後餘生的弱女子的血淚控訴。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被殺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對較少，男女比例約為三點五比一，但，這並不說明男性受到的傷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傷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來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淚！多少磨難！多少屈辱啊！但是這次處遺工作中敢於站出來為自己、為死去的親人討一個公道的女性卻很少，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我能夠理解她們的選擇，同時也因為這理解而生出了一種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在親人被殺地情況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給了殺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兇手，但十九年的歲月過去，她們已經在新的家庭里生兒育女，並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們選擇沉默更多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後代，為了生命的延續，這是老天爺賦予女人偉大的天性。同時，我也向站出來為自己、為冤死的親人討個說法的女人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她們選擇控訴，為的只是四個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縣東門鄉東子山人，四十六歲（一九八六年）。

我原先是審章塘公社東風大隊鴨婆頸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亂殺人的時候在祥霖鋪衛生院當醫生。我們大隊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開始殺人的，怎麼殺起來的我搞不清楚，只覺得來得好突然，說殺就拖出去殺掉了。只說是上頭來了指示，又要殺地主了。由於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當時我嚇得要死，後來看到沒有動我們屋裡的人，才稍微放寬了一點心，想起丈夫在區里衛生院當醫生，不歸大隊管，總不可能殺到我們屋裡來吧？可是想不到因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資，稍微有兩個活錢，日子過得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就惹起好些人眼紅。八月二十八日大隊上開會研究殺二批，（大隊）文革主任丁運華在會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來殺掉，支書劉進昌表態同意，安排民兵營長唐明生帶人去祥霖鋪抓人。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唐明生帶著大隊上的幾個民兵到祥霖鋪衛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隊。聽講當時他在給人看病，他們連病都不讓看完，說是害怕他毒害貧下中農。

我丈夫抓回來以後，當天沒有殺，隔了一天，到古歷七月二十九日，陽曆大概是八月三十一號，下午五點左右殺的。殺人兇手我記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馮來源兩個人。

殺我丈夫的時候，我都不曉得傷心，只曉得害怕，坐在屋裡渾身發抖。我的兩個乃崽，小的還只有三歲，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鬧，悄悄地走到我身邊，拉著我的手。我把他們一把接在懷裡，發現他們兩個也在發抖，可憐這麼小的年紀也曉得大禍臨頭了。

這時我想起柜子里還有二百多塊錢，這是我和朱可能一輩子的積蓄，將來還要靠它度命的。我連忙起身，打發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從柜子里把錢找出來，想找個地方把它藏起來。一看屋裡，藏到哪裡都不放心，前幾天殺的那幾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裡翻得稀爛的。我就找了塊布在貼身的內衣上縫了個口袋，把錢裝好，又把口子縫上，感到錢貼著肉，心裏才稍微安了一點。

唐明生他們殺了人，又返回到我屋裡，進門就喊：「朱桂秀出來。」我以為他們要來殺我了，腦袋嗡的一聲，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轉筋，當時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緊，兩個乃崽還小，哪個來養他們呢？這時候又聽得唐明生說：「走，到衛生院去，把朱可能的東西搞回來。」我一聽不是來殺我的，一顆衝到口裡的心才落了回去，連忙跟著他們一起到了祥霖鋪衛生院，從我丈夫住的間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鋪蓋、衣服、洗臉盆、熱水瓶一起收拾好。他們要我一擔挑起，送到大隊部，說是沒收歸公了。接著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二百多塊錢搜走了，又把家裡的雞、鴨、豬、穀子全部都抄走，把一個屋裡到處翻得稀爛的，還逼我把「隱藏的存摺」交出來。我賭咒發誓說：「從來沒存過一分錢，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錢，就殺了我。」他們這才作罷。

他們抄完家走了以後，我把家裡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著兩個乃崽睡了。這時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陣一陣地發痛，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怎麼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聲來驚動了隔壁鄰居，只好拚命地咬緊嘴巴。整個一天，我一個人都是木的，腦袋也是木的，身體也是木的，只想著如何順著他們來，莫惹他們生氣，把一家人的命保下來，到這時才覺得太冤枉了，我們一家人從來沒有哪一個做過一點壞事，沒犯過一點法，他們憑什麼要殺我屋裡的人，抄我屋裡的家？上頭說了要殺地富，可是我們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雖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個子弟啊！我點亮了燈，看著兩個已經睡著了的乃崽，心裏好著急的，丈夫殺掉了，錢也搜走了，屋裡的東西也抄走了，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帶了幾個民兵上門來了，二話不說，拖起我的兩個乃崽就走，我曉得是要斬草除根。我抱住我那個三歲的小兒子，求他們給我留一個。他們一把從我懷裡奪過去，說：「留一個？留到將來好報仇？」

一家四口人就這樣兩天功夫殺了三個。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什麼不顧了，扯開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後來，天慢慢得暗下來，我的嗓子也哭啞了，眼淚也哭流幹了，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屋子裡，也不曉得餓，也不曉得渴，就是那樣發獃。這時候唐明生又來了，一開始我以為他是來牽我去殺的，我坐著不理他，把個眼睛閉起來，心裏想，殺就殺吧，殺了乾淨，殺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陰洞地府里團聚，免得留著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這個世上遭罪。沒想到這個絕兜子（絕後）的一進門就把大門關起，拖起我進了裏面的屋子，就來脫我的衣服。我拚命地拉著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這樣……朱可能才死，做不得這事。」唐明生這個畜牲拿著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說：「你這個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實，叫你跟朱可能一個下場。」……最後被他發蠻力把我按到床上強姦了。

被他強姦以後，他看到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流眼淚，又嬉皮笑臉地對我說：「哭什麼哭，我這根東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來過癮些吧!以後你就跟我做愛人（情婦）算了，我保證沒人敢來欺負你。」還講了好多流痞話，我都說不出口。

這個傢伙比畜牲還不如，殺了我的丈夫，殺了我的崽，佔了我的身子，還想長期霸佔我，我心裏又恨又怕，想起鴨婆頸這個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須想辦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辦法逃出去的時候，九月九日這一天，大隊又殺了十六個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殺人家屋裡的子女。那時上頭已經下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四十七軍也下來過人到村子里宣布不準亂殺人，但是大隊會計陳友忠堅持要殺，他說：「斬草要除根，我屋裡人手單薄，搞他們不贏，現在殺光了，心裏安然，免得以後給他們報仇。」那個時候要殺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說一個大隊幹部，就是一個貧下中農提出要殺哪個，只要你屋裡成分不好，就殺得成器。殺了你，家裡的人還不能做聲，還要表現好，不然一家人都會殺光了去。要是平時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險了。我們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這些人，一家八口殺得一個不剩。

張三妹，女，審章塘公社光輝（皂角壩）大隊人，四十八歲（一九八六年）。

我叫張三妹，家住審章塘公社皂角壩村（大隊）九組（生產隊）。六七年亂殺風中，我丈夫扈裕發被扈千花等人殺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姦汙。

我們大隊是怎麼殺起來的？殺人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要問那些殺人的人。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每天只怕被殺，一天到晚提心弔膽，除了老老實實出工做事，哪裡敢打聽這些事情。我只曉得我們大隊是（農曆）七月十三日開始殺人的，第一次殺了一個，是個地主子弟。開了群眾大會宣布的。（農曆）七月半過鬼節的那一天，又殺了一批，好像是三個還是五個，記不太清楚了。又過了兩天，上頭來人督戰，說還要殺一批。這一批殺得多，有十幾個。我丈夫扈裕發就是這一批被殺的。說是殺地富，其實子女也殺，有些不那麼聽話的貧下中農也殺。我們家雖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個時候不管那麼多，都是一樣對待的。殺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個我是記死了。

殺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們通知我晚上到大隊禮堂開會。我問他：開什麼會？他說，不要問那麼多，去了你就曉得了。後來我才曉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會，是他和扈德立（大隊貧協主席）定下的詭計，要在路上強姦我。但是當時我並不曉得，心裏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時候，開不得會，開一次會就要殺一次人。

當天晚上，收了工以後，我趕快把夜飯做好，吃了飯，把兩個乃崽安頓好，急急忙忙往大隊禮堂去，我曉得遲到了不得了。這時候天已經麻麻黑了，從我屋裡到大隊禮堂要過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邊上時，被扈千花和扈德立兩個人短住了。扈德立上來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剛開始我還沒想到他要做什麼，後來他把我壓到地下，脫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臉都氣紅了，我們雖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層皮，他們這樣做叫我以後怎麼見人？我就拚死地反抗，最後被我掙脫了。慌慌張張，我就拚命地往屋裡跑。沒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後追。我剛進屋，他就追了進來，裝模作樣地說：「我不曉得扈德立會幹出這種事情來，太叫人氣憤了。」然後就賴在我家裡不走。

看到他那個樣子，我曉得他心裏又在打歪主意，心裏好氣的，但又不敢趕他出去，那個時候他在大隊造反派（「紅聯」）當頭頭，在大隊上威風得很。我就一聲不吭，陪他干坐著。

他看到我不作聲，就講：「你曉不曉得，不是我給講情的話，你，還有這兩個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還不感謝我？」

「感謝，感謝。」我沒得辦法，只得昧著良心這樣講。

他就講：「感謝的話，不要盡口裡的，要拿出點實際行動來。」

我講：「你看這屋裡有什麼好東西，你就拿去吧。」

他講：「東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講：「要人也做得，但是現在不行，過幾天好不好？」當時我只想著趕快把他哄出去。

他講：「答應了，還等什麼呢？」

上來就動手動腳。殺了我的丈夫，又要佔我的身子，太過於欺負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講：「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發一樣的下場。」聽得這個話，我一下就軟了。我並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兩個乃崽沒人養，會要餓死去。最後沒有辦法被他強姦了。

幾天以後，就是（農曆）八月初五的晚上，這個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裡的門抽開，又強姦了我。我們農村那個門，不像你們城裡的門，上下是個門竇子，從下面拿東西一撬就抽開了。以後，為了防止他再來，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把門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門頂住。就是這樣還是沒有防得他住。（農曆）八月二十八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裡，第三次強姦我。

後來大隊上安排我們這些殺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趕緊嫁了，這才擺脫了他的糾纏。

（張三妹這個老實巴交、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搞不太清楚的情況筆者在此略作補充。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光輝（皂角壩）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二十三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大隊支書朱榮躍受其他社、隊殺人的影響，召開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問題，會後殺一人。八月二十五日朱榮躍、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隊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回來以後，立即召開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幹部會貫徹會議精神，第二批殺五人。八月二十七日，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揮部民兵下隊督促「補火」殺人，光輝大隊第三批殺十一人。八月二十八日，公社開會統計殺人進度，之後該大隊又殺四人。其中貧農社員楊光俊因在「社教」運動中提過朱榮躍的意見，罵過朱榮躍「不得好死」，被朱親手殺害，殺的時候，朱問楊：「看你不得好死，還是我不得好死？」）

楊庚娥，女，江永縣界牌鄉黃家田村人，三十七歲（一九八六年）。

我的娘家是道縣審章塘公社張家村，現在娘家已經沒有人了，我的父親楊開錫，死的時候四十一歲，母親邱代秀，死的時候三十八歲，哥哥楊景芳，死的時候二十一歲，弟弟楊發新，死的時候十二歲，還有一個小弟弟楊正新，死的時候九歲，他們都是一九六七年道縣「亂殺風」中，被同村的殺人兇手蔣得得殘酷殺害的。還有一個最可惡的幫凶就是我原來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楊景芳和朱金姣是一九六五年結婚的，剛開始夫妻感情蠻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與本村的蔣得得勾搭成奸，兩人就產生了矛盾。那個時候我們家成分高，在隊里受欺壓，我爸爸人特別老實，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聲。只有我母親咽不下這口氣，經常跟朱金姣慪氣，有時間在屋裡講一下她的空話，但都不敢在外面講。沒想到，就這樣，蔣得得還是起了殺夫奪妻的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殺人風刮到了我們村子，八月二十五日，蔣得得為首帶著大隊上的一幫人抄了我們的家，把牲豬、雞鴨、穀子……凡數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抄起走了。當時大隊上已經開始殺人了，我們家因為人特別老實沒有被殺。隔了一天，八月二十七號區里來人督戰，說是要「補火」，蔣得得趁著這個機會，把我母親邱代秀和我哥哥楊景芳，拖出去殺了。跟蔣得得一同去的殺人兇手還有張光順。

當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裡抄家剩下的東西搬到了蔣得得家。

我們屋裡的人看了，心裏氣得要死。我父親要我們千萬莫做聲，臉上也不要做出樣子來，他講：「人已經殺了就算了，東西也不要緊，保住自己的命要緊。你哥哥已經死了，朱金姣遲早是蔣家的人，隨她去吧。」

我們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淚只能往肚子里流，由著朱金姣在屋裡為所欲為，耀武揚威，聲都不敢做。蔣得得晚上過來，大搖大擺和朱金姣兩個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們都裝作沒有看見。但是，沒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惡夢喊媽媽，被朱金姣聽見了，她對蔣得得說：「年紀雖小，大了一定會報仇的，還是要斬草除根才行。」

八月三十號，蔣得得帶人把我的兩個弟弟楊發新、楊正新抓去殺害了。

九月三號，蔣得得和朱金姣舉行了婚禮。

我父親趕快打發我到親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這時候，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可是蔣得得又在九月十號這一天，在白石塘用鋤頭將我父親楊開錫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殺光。現在他講他是奉命殺人，這個問題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殺人，而是勾搭成奸、殺人奪妻、斬草除根、謀財害命！我強烈請求政府讓蔣得得抵命，我們要求也不高，我們五條命，只要他一條命來抵。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