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9日訊】【導讀】《血的神話》是一本描寫文革時期，湖南道縣大屠殺的報告文學。作品記錄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發生在中國湖南發生的一段被當局刻意隱瞞的歷史。作者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入地調查。被調查者以「一字不實，砍頭示眾」、「若有虛言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的保證提供了大量真實材料，在此基礎上作者完成了這本五十多萬字作品。由於人生際遇，作者也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官方資料，並採訪了幾乎所有與大屠殺有關聯的重要人物，這使作者兼具了官方記錄者和民間採訪者的雙重身份，能夠較完整地呈現了這一歷史真相。儘管這是一段讓中國人深感羞恥的歷史，但是為了讓這個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接上期)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八月二十五日報到，二十六-二十八日正式開會。開會地點，原定在營江公社，後因擔心“革聯”破壞，改在營江小農場。
開會不久，祥霖鋪區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留守區裡主持工作的副區長苑禮甫搖了個電話：「苑區長嗎？我是蔣光德。請你趕快把幾個公社的公安員都通知來營江開會，要快。對，對，馬上趕來。」苑禮甫向蔣光德問起營江會議的情況，蔣光德說：「正在討論這個（指濫殺）問題，以後罪大惡極的，貧下中農要求迫切的，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要注意階級路線……看情況，馬上就要剎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麼隨便了。」接着，蔣光德通報了一下其他幾個區殺人情況，蚣壩殺了二百多，月岩殺了一百多，四馬橋殺了一百多……說：「別的區殺得多，我們區進度慢……形勢要求我們抓緊一點，抓平衡一點。」
苑禮甫接到電話，雙眉緊皺到一起。與清塘、蚣壩、四馬橋等幾個「先進區」相比，祥霖鋪區的工作是有些落後於形勢。作為區裡最年輕的領導幹部同時又是區「紅聯」的顧問，苑禮甫八月中旬到了營江「紅聯前指」考察革命形勢，回區以後，八月十七日出面召開全區脫產幹部會，策劃按照營江「前指」模式成立區裡的民兵指揮部。八月二十一日，在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召集全區幹部、民兵骨幹約三百餘人開會，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揮部。八月二十三日，苑禮甫、黃尚森等人在水龍農業中學召開全區幹部、大隊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部署下一階段抓促工作。當天晚上，新車公社八家大隊在新車圩浮橋（注一）口欄關設卡盤查行人，抓住了三個形跡可疑人員，說是外出搞副業，身上有沒有帶公社和大隊的證明，抓住送來上渡指揮部。第二天，經過突審，發現是三個從本區審章塘公社松柳大隊逃跑出來的四類分子（子弟）。當晚，經區委組織幹事、上渡民兵指揮部指揮長黃尚榮等人批准將三人打死。但這個事情搞得沒有一點聲勢，簡直是偷偷摸摸的，一點都不光明正大。苑禮甫和區裡其他幾個領導很不滿意。幸虧黃尚森腦子靈，以「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寫了佈告，張貼到祥霖鋪圩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轟動了，這才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苑禮甫自己也親自出馬，在上渡大隊召開群眾大會，殺了上渡大隊的四個壞傢伙，總算把全區的工作轟轟烈烈地推動起來……
可是，工作剛剛有了一點起色，就要剎車了。苑社甫非常婉惜。怎麼辦？難道眼睜睜地看著辛辛苦苦開創的大好局面付諸東流？苑社甫心裡反覆分析着、思考着……蔣光德的電話無疑給了他一個訊號，再不殺，機會就不多了。這位年輕的區委秘書兼副區長是道縣重點培養的幹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幹勁、有水平得到縣委領導的高度肯定。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必須有所表現。
一直站在身邊的黃尚森被他嚴肅的表情嚇住了，悄聲問道：「苑區長，蔣部長在電話講了什麼事？」
也許就在這一瞬間，苑禮甫作出了決定，他一拍黃尚森的肩頭，說：「馬上通知指揮部的脫產幹部和在指揮部的排以上民兵幹部，今天晚上在曬穀坪開一個緊急會議。」
當晚，曬穀坪上點燃了兩盞噝噝作響的大汽燈。開會的人陸續到齊之前，苑社甫又把黃尚森、祥霖鋪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審章塘公社組織委員蔣賢柘、下蔣公社團委書記楊守元、新車公社培植員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裝部長張花榮等幾位骨幹幹部叫出會場，開了一個預備會。苑禮甫傳達了蔣光德的電話內容後說：「……光德同志叫我們採取措施，抓緊一點，抓平衡一點，指揮部的意見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隊督促一下……看你們的意見如何？」
大家一致認為苑區長這個意見很好。
於是，派民兵下大隊督促殺人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接着幾個人回到會場，宣佈正式開會。會上苑禮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揮部決定，以公社為單位，每個大隊派兩個基幹民兵去打突擊。具體派誰去由各公社自己決定。……過去殺一個壞傢伙要寫好多材料，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準死刑……以後，等各公社特派員從營江開會回來，又會要批了，我們現在要抓緊時間來一個大掃除。」
會後，苑禮甫又單獨把上渡民兵指揮部的民兵營長楊秀志留下，面授機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揮部全體民兵緊急集合，召開誓師大會。楊秀志首先傳達了指揮部的決定：「昨天晚上開了個幹部會，苑區長部署了，今天要給每個大隊派兩個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動，三天之內把該殺的四類分子殺掉。今天大家回去後，要嶄勁搞一把……苑區長又指示了，要我們回去以後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革匪來搶人。」
接着大會主持人黃尚森講話，鑒於一些歷史經驗，他反覆強調：「回去只准殺四類分子，不准殺貧下中農，不要殺亂了。」
最後，苑禮甫作總結發言：
「……同志們這一次回去執行新的任務，既艱鉅又光榮，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夠圓滿地完成任務。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在這裡等待同志們勝利的消息。」
他的講話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了一頭豬，打牙祭（會餐），指揮部又特意趕製了一幅大橫幅：
熱烈歡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線執行光榮任務！
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苑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一百二十六名（六十三個大隊，每個大隊派二人）的民兵送行。望着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年輕的苑副區長心中激盪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詠起毛主席詞詩中的名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三天後（八月三十日），一百二十六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指揮部，彙報戰果：三天共殺五百六十九人！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關於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樣督促殺人的，我們想用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的口述實錄作一個回答。因着偶然的機會，我們採訪到了他。我們不想把他稱為殺人兇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瑣，身材瘦小，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着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們。你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的人會殺人，甚至能殺人，更不用說還曾威風凜凜地掌管生殺大權！他那絶非偽裝的樸實憨厚，你會以為是那種只會被人殺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殺人時是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的貧協主席。當時，剛剛被牛斗傷了腿，傷在大腿那裡，在家休養。走路一顛一顛，痛得跐牙咧嘴，可還是忙上忙下的給我們端茶遞煙。臉上的表情很緊張。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注二）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那時候，亂得很，各地起了輿論，四處颳風，一天好幾個消息傳到村子裡來。有人說，清塘公社有個生產隊，三十來戶人家有二十戶地富，二十戶地富先動起手來，把十戶貧下中農都殺光了。有人說，全縣好多村子都殺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奪了槍，要血洗道縣。風聲越刮越緊。陽曆八月二十六日，我們公社開始殺人，十五個大隊有十三個殺了人。我們沒殺。天天有來鼓潮的，某大隊殺了幾個，某大隊又殺了幾個，我們怎麼還不動手？那個時候講究的是依靠貧下中農，我是貧協主席，就喊攏幾個大隊幹部議了議。我問他們：「別個大隊都殺了，我們還沒動，你們說怎麼辦？」大家心裡都沒底，誰也不做聲。支書周永斌看到支委沒來齊，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齊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開會時，我出了個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來，關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請示，上面喊殺就殺，上面不開口就放。」
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書和周家的周發亭、唐家的唐紹功，他們兩個，一個是大隊長，一個是民兵營長，一同去公社請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幹部黃仁義，三個人問他：「黃同志，殺人的事公社有什麼指示。」黃仁義說：「外面打爛了十面戰鼓，你們還以為是雞啄簟盤！趕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動手殺。區裡派了突擊隊下來督戰，你們落到後面去了！」
這天中午，我正睏午覺，唐紹功闖進來，把我從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區里民兵司令部來人了，罵我們是怕死鬼，你看怎麼搞法？」我說：「既然來人了，還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來再說。」我一邊穿好衣服，一邊要他通知貧下中農開會，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個時辰，唐家倉庫後坪上，貧下中農來齊了，民兵也集合好了，十二個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關到倉庫裡。我看到富農子女唐壽娥手上抱了個兩、三個月的毛乃崽（嬰兒），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齊後，由支部副書記唐紹光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舉手通過。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個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週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維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紹志第一個提了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舉了手。周家的人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沒有一個人做聲。你要殺我隊裡的人，我就要殺你隊裡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個場合，就曉得了，要麼一個殺不成，要麼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十二個全部殺。
接着開宣判大會。區里民兵司令部派來督戰的民兵隊長是我表哥，我請他講話。他呢，因為走了一上午路趕到我們大隊，我們又沒有招呼得好，沒安排他吃飯，心裡有氣，藉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講，要我講。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紅寶書來，那時候沒得紅寶書辦事不成的，先讀了幾段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下面的我現在記不全了，我不識字，但那時候，那厚的語錄本還是背得幾百條。我接着講：「今天的會主要是殺地富，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見是同意殺！」我不會講話，講了幾句，沒得詞了，說了聲「完了」，就站到一邊去了。
接着就是宣佈死刑名單……開完會，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紹功研究，人殺到哪裡去呢？我們兩個扯了一氣，開始打算殺在岑江河對門山上，一想那裡是趕鬧子必經的路，怕人；殺到河裡，又怕把水搞髒了；上面大隊殺人，把人丟下河裡，屍體流下來，爛在我們這邊的壩子上，臭氣熏天，我們還跟他們提過意見。扯來扯去，定在周家對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決定唐紹功安排船過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兩個押一個，不能讓跑脫了。
周家對面山上那塊地方原是個老墳場……茅荒草深，學大寨開了幾塊梯田，種了些油茶樹，稀稀拉拉，長得還沒有茅草高。駕船過了河以後，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和別個大隊搞過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制了一點。拿梭標、木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些看熱鬧的也自動站在了後面。安排好後，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功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起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個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可是，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口令。
我的手也發起抖了，鳥銃上的鵝公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標、棍棒一陣戳、一陣打，接着一窩蜂的人又用石頭砸了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了，渾身稀軟的，累得要命，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亂跳。那個心情，就像做了強人（土匪）一樣。剛躺了一會，聽得門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沒有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支書）、周發亭（大隊長）和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過河去補火。唐紹木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最前面，邊走邊唱：
叫你殺，你不殺，
叫你奪（戳），你不奪（戳），
千斤重擔我擔承……
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家屋場的毛田拐在土裡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那邊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工錢。」那個時候，五塊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公，去過朝鮮，是復原軍人，膽子大，家裡又窮，聽得這個話，二話不說，扛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沒斷氣的，在那裡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帕，拿回家去。我們這裡有個講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紮在身上可以長壽。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過河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一九八六年還存放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裡。）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個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在山上沒有管，當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後來，我就出去工作了，在東昇機械廠當炊事員。這一次清查一開始，剛剛學習了文件，我就主動找到廠黨委坦白交待了。
廠黨委派專人送我回大隊，參加了二十多天的學習班。因為我不在，大隊上的人把責任全都推到我一個人身上。那不行，要實事求是！我找到他們，當着工作組的面，一項一項講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們的，一五一十都講清楚。還有什麼不認賬的！誰不認賬都不行。說記不得了，都是假話，這種事情，哪麼會記不得呢？我記得一清二楚，有時間、有地點、有證人，哪個敢不認賬？後來，工作組的同志還對我表示了感謝，協助他們把我們大隊的問題，來龍去脈都搞清楚了。
註釋
【注一】 新車浮橋位於道縣西南部新車圩和八家村之間，橫跨淹水（永明河）。公元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由八家村朱姓村民捐資修建，浮橋長一百零二米，寬十米，聯舟二十三隻。
【注二】 赤壩塘大隊殺人情況在祥霖鋪區不是最典型的，只能算中下游水平。根據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提供的資料，典型案例應當出現在下面這些大隊：祥霖鋪公社朗龍大隊（殺三十人）、達頭山大隊（殺四十五人，其中自殺一人）、岑江渡公社先鋒大隊（殺二十一人）、田廣洞大隊（殺二十二人，其中自殺五人）、審章塘公社紅日（送洲）大隊（殺三十三人）、紅岩（葫蘆岩）大隊（殺三十人，其中自殺七人）、新車公社祥樂福大隊（殺二十人，其中自殺三人）。遺憾的是，這些大隊有些筆者無緣採訪，有些採訪了但當事人對殺人的細節又記不清或者不願意多說，只講個大致過程，雖然血淋淋，但卻乾癟癟。只有周光召不但記心好，更難得的是講得特別生動。比如處遺工作組的相關材料上，關於赤壩塘文革殺人事件的內容只有簡簡單單的幾句話：「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殺十三人。該大隊殺人行動受八月二十五日公社會議（公社副書記莫坤鎮主持）影響，同時與上渡民兵指揮部有關。原大隊副書記唐紹光、民兵營長唐紹功、貧協主席周光佑負有重大責任，但周光佑應負主要責任。建議：周光佑開除黨籍，唐紹光、唐紹功免登。」如果不是周光佑的講述，又怎能瞭解到其中還有那麼豐富的內情。
（待續）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