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3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5月26日-(2)

“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斷然拒絕把陳獨秀選入中央委員會。今天看來，這是對的。可是，不選舉陳獨秀並沒有能夠保證不翻車。

“四中全會把李立三排除出政治局。他被解除了領導職務。可是，沒有他，錯誤還是照樣犯。

“還有第三個例子是遵義會議。從那時起，十年過去了，而這段期間我們的錯誤犯得少一點。在這段期間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大部份還是在我黨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上選出的。而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卻只剩下四個人。〔毛在這兒是說，遵義會議之後，洛甫、博古、王稼祥等人，即所有反對他的政策的人，都留在領導機構內，而錯誤還犯得少些。因此，現在也不用擔心。〕如果不是因為有犯過錯誤的同志的幫助，遵義會議本身就不會開得這麼成功。或者，再看看六中全會，參加全會工作的，也還是有這些同志。

“從整風開始以來，我們黨有了很大進步。黨內發生了變化。

“過去，我們採用簡單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最近十年，我們採取了寬容的態度。經驗證明這種辦法對。一個人犯了錯誤之後，決心改正錯誤，這就好嘛。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承認了錯誤，並且決心改正。把他們選入黨的中央委員會是對的。這是個很好的想法。

“可以說，我們是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或革命的現實主義者，因為我們把理想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了。而我們遵循上述原則，就正好能夠把理想和具體的現實結合在一起。不然，我們就可能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情況而辦了錯事。順便提一句，這兒所有的同志都是不願意犯錯誤的。

“形勢就是這樣。有的同志感情用事，不願意選舉犯過錯誤的人。可是如果從理智出發，就必須既往不咎，選那些同志。需要把感情和理智結合起來。這是能夠辦到的，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到有這種必要性了。

“我想，我們能同過去不慎犯過大錯誤的人合作，不過條件是他們得承認錯誤。同時，我們自己也應該經受鍛煉，學到東西。

“舉例來說：

“馬克思建立第一國際時，為了同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合作，被迫把綱領限制在無政府主義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馬克思這樣作，是因為當時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群眾跟著無政府主義者跑。以後，這批無政府主義者拒絕合作。那好吧。他們這麼幹，誰在乎呢？這毫不影響馬克思的目標或者他的運動路線。

“列寧和斯大林過去同反對派合作。那是在反對派還領導著工人階級中的某些派別的時候。一旦這些思潮消失，他們就同反對派分子決裂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