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4日訊】本文標題顯示的這組詞彙，流傳甚久，人們毫不陌生，但細一思索，究其各自機理，卻相當茫然。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是同義概念還是異義概念？無產階級專政與一黨專政有何區別，是否等同？一黨專政為什麼導致領袖專政、個人獨裁？這些問題不容易洞徹究竟，形成思想上的困惑。本文試對這些問題作如下解讀。
中共建立的政權，最初名曰「蘇維埃」，號稱「工農民主專政」。抗日時期，將「蘇維埃」的名稱取消，改稱「邊區政府」，政權的性質則從「工農民主專政」改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共政權「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是「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
抗戰勝利後，當國共內戰的勝負趨勢略見端倪時，建立全國政權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48年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提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在黨內高層出現。1948年12月30日毛為新華社撰寫新年獻詞，首次向公眾宣佈，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後來，毛專門撰寫並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對這一制度作了經典的概說：「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既有民主，又有專政，毛對這樣的制度給予高度評價，稱它是奪取天下取得的主要成果和主要經驗。
1949年2月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蘇共特使米高揚時表示：我們的新政權將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的翻譯師哲，在其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中記載了這一親見親聞。一直確認人民民主專政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此時突然改口，認為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該如何理解呢？
只要把視線轉向東歐就會發現，二戰後捷、保、匈、波、羅等國曾實行多黨聯合執政的人民民主制度，共產黨力量弱小，最初在聯合執政中並不佔主導地位。由於世界兩大陣營的冷戰愈演愈烈，蘇共擔心靠自己軍隊解放的捷、保、匈、波、羅等國追隨資本主義陣營而去，因之強迫這些國家從多黨聯合執政向無產階級專政轉型。斯大林認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政權必須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斯大林的意志影響到在東歐頗具影響力的季米特洛夫，他承認，蘇聯的蘇維埃制度與東歐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同形式。匈共總書記拉科西也予以響應，宣佈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從職能看，是沒有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看法在國際共運中形成一股輿論優勢，自然會傳到中共耳中。毛澤東會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時表示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對斯大林的有關理念的回應，表示順從斯大林的見解。
問題在於，1940年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已經確定，中共領導的民主革命「按其社會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他批判把這兩個不同性質的革命合二為一的所謂「畢其功於一役」，認為那是空想，「是很有害的」。然而，見到米高揚時卻送上一句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豈不是重複「畢其功於一役」的觀念，鑽進「一次革命論」的洞穴了嗎？不過，換一個角度考慮，上述理念上的矛盾並不難詮釋。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都必須以無產階級的領導為首要前提，而無產階級的領導又必須體現為共產黨的領導，處理政務必須以共產黨的意志為轉移，黨的意志被宣佈為無產階級意志的體現，所以，即使在民主革命時期，說中共所建政權「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順理成章了。至此，我們看到的是，「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就其性質和任務講本是相互對立的，由於邏輯性的詮釋而使這一對立轉變為相互融合的統一。「人民民主專政」等同「無產階級專政」，從對立到統一就是這麼完成的。
接著的問題是，無產階級是個群體概念，由這一群體執行專政任務是無法操作的。共產國際於1920年召開二大時討論過這個問題。與會者坦納指出：我們所瞭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無產階級中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人去執行專政的任務。列寧對此立即作出回應，他說：「如果坦納同志說他反對政黨，但同時又主張由少數最有組織最革命的工人給整個無產階級指點道路，那我以為，我們之間並沒有分歧。」（《列寧全集》中文2版第39卷第224頁）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必須由這一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去執行。由此，無產階級專政也就轉化為黨專政，在列寧主義的教義中就是轉化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如何操作的問題由此而從理念上得到解決。
這裡要說明，並不是世界上所有共產黨都應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在自由、民主社會，共產黨贏得選民擁護而在議會中佔有多數席位時，就獲得組閣權，得以執政。這時，他們就要兌現競選時對選民的承諾，採取種種促進社會進步的行政措施，比如印度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曾在某些邦（省）獨自執政或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就是如此做的。他們的執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毫不相干。專政乃至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改造社會的概念，只有把馬列主義尊為行動指南的共產黨才把無產階級專政奉為黨的神聖任務，並以此為榮。
那麼，中共是如何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呢？這個黨是結構嚴密的團體，紀律性強，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而中央的政治取向又是密封的，下屬各級黨委對中央的意圖，除了聽取由上至下的傳達外無從瞭解，更沒有堅持批評性的反對意見直到分裂出去另組新黨的自由。這種體制決定了中共的黨專政的權力經過層層傳遞而集中於最高層，即政治局常委乃至黨的最高領袖個人。由幾個人甚或一個人決定黨的大政方針，再天才，再英明，其認知的侷限性是必然的，偏離無產階級大眾的願望和意志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注定了最高決策者背離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有意圖（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滑向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毫不相關甚至完全相反的境地。鼓吹「造反有理」的文革浩劫，鼓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亂世之路，就是背離無產階級利益的有力證據。對中共來說，由於黨內沒有不同政見公開博弈直到公開分裂的自由，沒有自下而上通過選舉競爭而體現的對黨的高層權力者的嚴格監督機制，黨魁背叛黨員委託、背叛無產階級群眾意願，是必然的結局，而且是沒有解救途徑的結局。
上述考察說明，從工農民主專政蛻化為人民民主專政，再蛻化為無產階級專政，再蛻化為黨專政，這一過程是純理念的，不實在的，真正需要的，具有實質意義的，是最後結局：領袖專制、個人獨裁。以前種種蛻變不過是障眼法，惑亂群眾視聽，忽悠社會認知，變來變去的結果是實現領袖專制、個人獨裁的體制，才算達到目的。如果不能讀懂其中真真假假的玄奧，攪入其中的彎彎繞而陷入迷途，不識廬山真面目，痛哉！
進一步，還可剝開皮看看：所謂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有什麼民主？毛澤東抓AB團，殺戮10萬無辜者，這是對工農的民主還是對工農的專政？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有什麼民主？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鎮壓300多萬右派、140多萬中右，這是實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民主還是對知識分子的專政？憲政民主，從來都是中共掌權者的大忌。而領袖專政、個人獨裁則是中共統治集團的最高法則。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他們在主席或總書記位置上，從來是言出法隨，全黨、全國必須照辦。鄧小平言簡意賅地總結道：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他還叮囑江澤民：什麼時候你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種專制、獨裁的觸角深入到窮鄉僻壤，決定每個人的生死存亡，其殘酷性和暴虐性遠甚於中國兩千餘年的皇朝統治。這個專制、獨裁的政黨野蠻屠戮生命、放肆劫掠財富、毀滅一切文化，較之任何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有過之無不及。我們生活於這樣的環境中，不能不想到：如此禍國殃民的黨，究竟還有什麼存在的合法性？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