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3日訊】50多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豐產畝產稻穀13萬斤的「大衛星」。這顆全國最大的水稻假「衛星」，在一個正常年景里，給環江縣造成巨大災難。自1949年末建環江縣政權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環江縣的任官，有責任就所親見、親聞及30多年來搜集的有關資料，具書陳述，並供後世查尋。

環江縣位於廣西西北部，總面積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著毛南族、壯族、漢族、苗族、瑤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種民族。山區人民敦厚純樸。環江是個產糧大縣，畜牧業以養牛、養豬為主，農民有圈養黃牛的傳統。縣內森林資源較為豐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衛星后兩個多月，環江又放出日產鋼鐵6萬噸的大衛星，原始森林遭到嚴重破壞）。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農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產積極性很高。1953年開始成立互助組，隨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縣還只有3個初級農業社。1955年初，上級要求提高合作化的進程，在幾個月內，多數農戶已加入農業合作社。遵照上級指示，1956年春，全縣的初級社又全部合併為高級社，共計有109個。

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后，實行集體的生產方式和統一的分配製度，這給環江的農民帶來許多困難。尤其大石山區，一些居住分散的農戶，為了參加集體勞動，五更前便要起床，走兩三個小時山路后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集體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後分配也出現諸多問題，一個村屯收穫的農產品，其他村屯農民都來參加分配，農產品互相挑來挑去，疲於奔命，偏僻的村屯種出的糧食瓜茶，因路途遙遠竟無人收割爛在地里，造成了浪費。有的梯田田塊小，集體勞動也極不易，有的人形容一個螞拐（青蛙）可跳過12條田埂，田塊太小，幾頭牛進去無法耕犁。不合理的生產方式使農民難以適應，群眾對此反映強烈。

最先搞三包到戶



上述情況反映到環江縣委，當時正好又接到上級要求整頓農業合作社的指示，縣委決定由我帶幾個同志下鄉調查，其中有農業部長李堅和下南區委書記韋明等幾個幹部，下到幾個經營管理問題較大的大山區鄉的高級社調查整頓。

調查回來后，召開了縣委會。根據實際情況，縣委決定在邊遠山區實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資、包產）到隊，到組，到戶，超產獎勵，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戶」的經營管理辦法，並在1956年9月12日縣委三級幹部大會上提出討論。會後縣委還組織部分幹部由景陽、希遠兩個山區社介紹「包產到組到戶」和「小作物下放」的經驗，總結了山區搞三包到戶的優點和好處。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專題書面報告。

我的報告上報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轉各縣委，並加了按語，要各縣參考，同時批複環江縣委可以搞試點。最近發表農民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對萬里的訪問，萬里指出，包產到戶救了中國，也救了社會主義。環江縣在全國是最先搞三包到戶的，卻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這一方案後來被戴上瓦解農業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環江縣委被迫改組。原縣委四個正副書記，三個划為右派，書記王定划為極右，副書記車丙寅、陳朝群為右派；農村部正副部長譚彥明、李堅划為中右；全縣八個區四個區委書記划為右派，一個划為中右，全縣幹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為中右；更多的則被扣上「王定的社會基礎」的帽子，被清除回農村管制勞動。

密植奪高產的假戲法



1957年11月，新任縣委書記洪華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謂「右派」分子以後，接著在全縣開展大躍進運動，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號。洪華曾宣告要「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產衛星 。

為了讓環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經過縣、區兩級的精心策劃，決定選用並蔸的方法。柳州地委（這時環江縣已改屬柳州地區管轄）領導也特別關照環江的水稻衛星，併為放衛星具體地指出了方向，他們暗示：「……湖北三萬斤畝（產）的衛星是把六畝移到一畝里去了。全國衛星沒有十萬斤（畝）恐怕放不出去的。」

縣裡根據上面意圖，制定了實施方案，派出了縣委管農業的副書記季某和農業部副部長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馬，於1958年8月22日前後，召開了城管農業社的社隊幹部會議，8月23日，行動開始。

具體的做法是：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1.13畝試驗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來，再犁耙、深耕，將大量各種肥料施入田中，然後耙融耙爛；8月28日至30日內，動員當地社員、縣直機關幹部和在縣裡參加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等近千人，從城管大隊的南門、北門、地麥、陳茶、良傘，三樂大隊的劉家、地理、歐家等生產隊的一百多畝中稻秈谷水稻田中，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將禾苗連根帶泥移到試驗田中並蔸。由於不分晝夜，那塊田的並蔸兩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

在並蔸過程中，為了將禾苗穩住，他們用木樁支撐后再用竹篾片攔腰，將田塊分割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一塊一塊的格子里。他們還在田頭搭棚紮寨，成立現場指揮部，裝有電話機，由大隊幹部日夜看守，派專人護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風，他們便用噴霧器改成鼓風機、給禾苗插裝竹管，由十多個人輪流鼓風，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無須施肥的，但是人們不斷給這塊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糞尿時，糞渣子粘在葉片上壓了禾苗，人們竟用蚊帳將糞水過濾，再用洒水壺噴洒。

一台密植奪高產的假戲，布置就緒。對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緒，但均被壓制。

畝產13萬斤的「製作」過程



1958年9月初，以洪華為首的環江縣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區黨委報了喜，聲稱要放一顆畝產超10萬斤的全國最大的衛星。自治區、柳州地區黨委隨即發函邀請各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到現場採訪報道；還組成檢查驗收團，成員有黨政領導、政協領導，還有廣西農學院、廣西大學等科研院所的與水稻種植有關的教授、專家。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時左右，中共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向一名領頭開鐮的副書記授勛似的授給了系有紅綢帶的新鐮刀，舉行了隆重的開鐮儀式。開鐮儀式共有六千多人參加，包括特邀來的檢查驗收團成員，來自廣西各縣每個生產隊的參觀者、環江縣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場的當地社員，四百多男女社員參加現場收割。

在收割時，把田頭收割下的穀子用一擔擔籮筐裝滿，每人一擔挑起排成隊伍，在縣城主要街道游轉一圈后，把穀子運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街道上遊行時，在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一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將準備好的一擔擔穀子等遊行隊伍路過時，就尾隨跟上。挑谷遊行的隊伍人數，一下子便增加了兩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還不能達到預計的產量。在亂鬨哄的過秤現場，策劃者又施展魔術，指揮過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穀子回到未過秤的隊伍中再次過秤。如此循環往複，過秤的數字便越來越大了。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縣委大院堆滿了穀子，統計人員從登記簿累計出數字，這塊試驗田共1.13畝，當天收割了1.075畝，收到干谷140217.4斤，摺合畝產130434.14斤。就這樣，一個全區、全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水稻畝產最高紀錄便魔術般地「創造」出來了。

事後細心的人士作過了解和統計，當天在這塊收割的1.075畝稻田里，實收穀子26000多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穀子參加過秤，另外47217.4斤，則是團團轉、重複過秤「創造」的。

策劃者要求驗收團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大多數成員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參加驗收的名單里。不過，區黨委組織部一名副部長陳東沒有簽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縣委書記洪華為試驗田的大「豐收」舉行了有中央和區、地各新聞單位16名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這塊1.13畝並蔸移植的試驗田已收了1.075畝，實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畝產130434.14斤，尚有0.055畝未收，留待以後組織參觀。全國最大的水稻衛星，就這樣放出去了。

浮夸騙來榮譽 權位



環江縣放出荒謬絕頂的「大衛星」，榮譽也隨之而至：環江縣成了區內外聞名的紅旗縣、上游縣，縣委書記洪華成了英雄。在地委召開的三級幹部會上，洪華除披紅挂彩，還領到一面特大紅旗。洪華在扛紅旗回縣裡那天，預先動員和策劃的歡迎隊伍擠滿街頭，在一片鑼鼓和鞭炮聲中，洪華被高高抬起，從街頭一直抬到縣委會。

洪華不斷地吹噓、浮夸、放「衛星」，也一次次得到獎勵。有人統計過，在環江縣委書記兩年多的任期內，洪華共領到過96面紅旗。洪華漸漸以黨的化身自居，樹立他在環江縣的絕對權威。在環江縣，洪華要去哪裡，先必打電話通知當地，要求組織社員夾道歡迎。有一次洪華去山川公社巡視，離公路遠的社員晚上便打著火把往公路邊趕，有的凌晨兩點鐘便守候在公路邊。全公社18000多人口，這次出動了11000多人，歡迎的隊伍有5里之長。

放「衛星」的「功臣」相繼得到提拔和重用。洪華後來被提升為中共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放衛星后的高徵購



環江的糧食似乎已堆積成山，無倉可放了。不過，1959年初，縣裡向上級彙報和向外公布的數字是：1958年全年糧食總產量3.3億斤；而實際的產量卻只有1.05億斤（就是這個數據，也還含有水份）。

環江糧食「豐收」了，向國家多交徵購糧是理所當然的，上級給環江下達了0.71億斤徵購糧任務，是上年（1957年）實際完成任務的4.8倍。這當然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徵購任務，怎麼辦？縣裡便強迫基層幹部和農民上交糧食，說是「瞞產私分」。柳州地委在環江縣水源公社召開現場會，組織了全地區3340個社隊幹部和社員代表前來參觀。他們預先策劃和布置了瞞產私分的假現場，證明群眾有糧不交，向參觀現場會的隊乾和群眾施加壓力。這次會議逼出達2.4296億斤的所謂「後手糧」（即黑糧和瞞產糧）。

結果，各社隊僅留的一點口糧和農民家中的存糧都被當作「後手糧」上交外運了。但是，催交徵購糧仍沒有放鬆和停止。到1959年春，農民的口糧都無法保證，糧食出現全面緊張，斷糧的農戶越來越多，四五月間飢荒出現，死人日益增多。

1959年8月廬山會議召開后，全國掀起了反「右傾」和保衛「三面紅旗」運動，一場高產浮夸、高指標分配徵購任務的狂風吹到環江縣，伴隨而來的「反瞞產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環江縣委書記洪華自告奮勇，爭當先鋒。

1959年，上級分配給環江縣的糧食總產量指標是9.6億斤，比1958年的3.3億斤又翻了兩番，分配下來的徵購任務是貿易糧0.71億斤（摺合原糧便是１億斤），而當年環江縣實際產糧僅為0.828億斤，將全部糧食上繳也交不出這１億斤糧食，群眾無糧可交。

實在沒辦法，只得將原來分配的9.6億斤總產量調整為2.4億斤總產量上報。按上報的2.4億斤產量，環江縣1959年分得徵購任務0.385億斤貿易糧。洪華為了奪紅旗，在當年10月20日地委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上報喜完成了0.388億斤。環江縣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紅旗，但實際入庫數僅有0.1881億斤。

虛報的數字，要用實物去兌現，各公社都無法用實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務，當權者以高壓手段強迫農民交出糧食。

追瞞產置人于死地



縣裡開展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鬥爭：召開大會，發動各公社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後手糧」（即反瞞產）運動。在會議上，由各大隊選一個報產量報得多的小隊為標兵，要其他小隊向他看齊，達不到的便是瞞產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們還要報得多的小隊幹部去批鬥報得少的小隊幹部。不願多報的、報不出瞞產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勞改」，不給飯吃。

在洪華親自蹲點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斗帶傷加上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的逃兵，死去幾個不要緊。 」

逼得走投無路，也有人在會上當眾指責洪華放衛星是好大喜功、出風頭、吹牛皮。這些人都遭到殘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為了完成上交徵購糧任務，環江縣委按自治區的布置，將各集體小倉庫里的糧食作為徵購糧一起併入國家倉庫，這樣總算完成了徵購任務0.3156億斤。

縣裡既將群眾的口糧，豬、牛牲畜的飼料糧全部併入國家倉庫，又實行餓死人也不給開倉的政策，誰若擅自開倉，輕的開除黨籍、公職，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你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你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多次的勞動模範、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大隊支部書記，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裡和村裡，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后還不給飯吃。在一次鬥爭后，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好乾部走不到兩里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飢餓難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到貴州、金城江等地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在關押之中，連悶帶擠，死去44人。在追捕過程中，水源公社書記韓祖文曾按照洪華指示宣布：「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就打死算了。」

大飢荒 餓死四五萬人



飢荒愈演愈烈。社員家中無炊煙，幾個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長期停火，最長的達130多天，最短的也有１個月以上。因飢餓造成了各種疾病，浮腫、肝炎、乾瘦、婦女子宮脫垂等病人不斷增多。

據調查，1959年5月至6月間，環江縣的明倫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腫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間，環江縣究竟死了多少人，沒有統計出一個準確數字。我的計算方法是：我任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的1954年人口普查時，環江縣的人口為15.7萬人。當時實行獎勵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到1959年，環江縣人口已增長到１７萬多人；而到1962年，全縣統計發布票人數（當時發布票是一人一份的，這個數據比較接近實際人口）是12萬人。粗算下來，這段時間人口減少了4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據自治區一位領導在1995年春節告訴我，環江縣在那一場災難中死去5萬多農民。

據當時調查者不完全的統計，1959年至1960年，城關公社的陳雙大隊，付點公社的中山大隊，馴樂公社的康寧大隊等大隊的死亡率分別為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龍樹屯、馴樂公社訓林大隊岩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則死光了。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斗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９戶。

迫害反映情況的人



面對著不著邊際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嚴重事實，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抗爭，但在狂熱的背景下，抗爭不但無濟於事，反而屢遭無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環江縣人委幹部譚紹儒在剛出現飢荒時，就以環江縣城關區公所的名義向中央和報社寫信反映飢餓情況。「木薯在環江來說約在1940年引進的，至1954年王定號召推廣作養豬的飼料，自古以來人民是沒有吃過的，……洪華看待環江人民（連）雞狗也不如，……現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還壓迫群眾講每天吃兩飯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湯，……請（問）洪華書記，三菜一湯在哪裡。請上級黨委深入農村調查。」此信被洪華截獲，他指定公安機關拍成照片，在全縣範圍內查對筆跡，追查寫信人，後來查出是譚的筆跡，便下令組織機關幹部進行鬥爭，並在全縣輪流批鬥。譚後來被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

1959年3月，譚紹儒又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在我們環江縣委直接領導下，在實踐中，有些是與中央提的不相稱的，請派員下來深入調查，針對問題糾正。」「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糧食是怎樣得來的呢，縣委領導把那塊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頭穀粒已黃近收時，把禾株全部拔出來雲集在那塊田裡（發動整個的群眾來搞），這不是浪費勞動力嗎？這樣做我認為十三萬斤太多（少）了，那塊田可堆百多萬斤穀子呀」。這封信也成為譚攻擊「三面紅旗」的罪證。

為了掩蓋環江死人的真相，洪華曾對郵電局長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縣委審查。」

1959年上半年，環江各地開始出現餓死人現象，幹部群眾議論紛紛。洪華則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1959年下半年，縣人委監察室副主任羅傑多次反映明倫公社死人多、餓死路邊也無人掩埋的真實情況，結果被扣以「對黨不滿，是反領導」的罪名，于當年10月被停職反省，管制勞改，在機關反覆批鬥，每天罰撿三擔牛糞。

1960年1月，城關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蘭大隊，見到病人很多，死人現象嚴重，回來后與醫院院長談論。院長向洪華彙報此事，洪華聽后氣憤地說：「莫仁忠反映社員沒飯吃，病人死得多，真是豈有此理！這個人一向右傾，你們要好好解決他的問題。」結果，莫在反右傾中給戴了頂「右傾分子」的帽子。

有些環江籍部隊戰士回家探親，見餓死家人，寫信到報社被批迴環江調查。結果，有的被開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勞改。

設置障礙 調查受阻



後來，自治區還是覺察出環江縣大量死人的現象。1960年3月，區黨委、地委檢查團的一個組來環江縣實地調查。

洪華等人如臨大敵，想方設法給調查組設置障礙，他們多次組織召開秘密會議，在會上威脅說：「亂反映情況是大是大非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共青團區委幹部李月清（現任區老乾局副局長）帶調查組來到環江后，發現死人嚴重，想把死人情況向上級反映，電話無法掛通，拍電報電報稿還沒發出去，便被扣壓下來交到了洪華手中。

　　

洪華指責檢查組是「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人年輕無知，生活在城市裡很少下鄉，下來后專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還指責檢查組不向縣委彙報就直接報自治區黨委；強迫檢查組在上報材料中把死人的數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說成是傳染病引起的。改成這樣后，才允許向區黨委彙報。

在對待敢於向檢查組反映情況的幹部和群眾，洪華等人的態度也很惡劣。腰間常掛有手槍的縣委副書記韋某曾說：「你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裡，你敢簽名蓋章嗎？」

這樣，檢查組的工作困難重重，無法順利進行。後來由於環江縣災難日趨嚴重，餓死人無法掩蓋，自治區的黨政領導親自下到環江，調查工作才得以進行。

造假者的結局



1960年元月，洪華被提升為中共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

經檢查團調查，環江縣大量死人是由於餓死的這一事實被認定。6月，洪華被撤職，改任地委財貿部長；1960年冬，在「整風整社」運動中，因在環江縣大放衛星、大刮「五風」受到幹部群眾的揭發批判，洪被揪迴環江批鬥；1960年3月2日，在環江縣幹部群眾大會上，洪被宣布開除黨籍，並逮捕法辦；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關方面作出決定，給洪華平反。

原標題：廣西環江曾放最大衛星　水稻畝產竟達十三萬斤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