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8日訊】）自「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不斷曝光，對於非法器官移植與販賣在國際上的影響，以及制止活摘器官罪行也越來越被人們關注，3月12日晚，在澳洲紐省議會大廈，由綠黨議員大衛•舒布瑞傑（David Shoebridge）主辦的「終結人體器官在中國的掠奪」研討會上，請來了《國家掠奪器官》一書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學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以及加拿大前國會議員、前亞太司司長、人權活動家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先生，為此，記者針對「國家掠奪器官」與澳洲立法等對Singh教授作了一個專訪。

記者：我曾經遇到有人問我：在巴基斯坦、印度等國也有非法摘取器官移植的事情發生，這與在中國所發生的有甚麼不同？

Singh教授：在非法器官摘取與移植這個問題上，中國與其它國家的區別在於規模性、機構性的介入。在其它的國家，這是零星發生的，不是系統性地發生的。而在中國就不同，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把這本書叫做「國家器官掠奪」。

在中國，軍隊醫院參與了這種活動，公安系統在操作，政府參與了，而且是在國家這一級。這不是某些個別人、個別的醫生訴諸非法的活動，以便掙點外快。這是一種由國家認可的，非法的行動，掙很多很多錢的勾當，其規模是巨大的，在其它國家見不到的。

因為在別的國家，沒有像法輪功那樣的作為政府打擊對象的那麼龐大的團體。在中國的拘留中心，拘押著數以百萬的人，這在世界上其它國家是見不到的。因此說，這種罪惡的規模是超級龐大的，而且政府機構涉入的程度也非常深。這就是我認為他們為甚麼是不同的。

生命是平等的，為解脫自己讓他人承受痛苦是殘忍的

記者：那麼對於海外的人們來講，由於中共政府的參與，他們也難以辨識器官供體的來源，這些器官到底來自哪裏？

Singh教授：是的，通常是不被告知的，沒有人被明確告知器官的來源與出處。但是許多人有一些線索，隱約中能夠知道的，為了得到這樣的器官，某些人不得不被殺掉。因為等待腎臟的時間，在澳洲至少是五年，你不可能在一個星期就搞到腎臟。而且很顯然在中國，沒有那麼多的人願意成為器官捐贈者。因此很多人對這件事視而不見，基本上知道這件事是怎麼回事，但不去過問。

作為一些情況緊急，不得不訴諸任何手段做器官移植的病人來說，他們把自己的痛苦轉嫁到了別人的頭上。而別人為此所承受的痛苦，是慘不忍睹的，是非人的，沒有人願意過那樣的生活。他們為解脫自己的痛苦，卻讓另一個人承受痛苦。

我們知道，也許有人說，只有一兩個澳洲人去中國做器官移植，這有甚麼關係？你可以想這是一件小事。但是，是不是一兩個澳洲人的生命就比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生命還值錢？你可以這樣想，如果你不認為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