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5日訊】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自秦以來的二千餘年君主帝制，創建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從此，中國如同所有曾從專制走向了共和的歐洲先進國家一樣，卻又捎帶著自身歷史所賦予的悠久文化特徵和漫長專制特色，終於從「家天下」，開始走向了「公天下」；從維護君權的民本主義，開始走向了維護民權的民主主義；從晚清的專制改良型經濟，迅速轉型為民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從思想和文化的相對自由或不夠自由，立即迎來了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自由和全面自由――從而勝利地開啟了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艱難進程……。
這一切，皆鮮明地體現了：經歷了8百年封建專制和2200百年君主專制的中國，其專制國統終於變成了現代化的共和國統，其專制政體也終於變成了現代化的共和政體。因此，如何保護這個嶄新的國統不被推翻，如何保護這個進步的國體不被毀棄，就成了迄今為止，所有「厭惡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的海內外中國人，所必然要擔負起來的歷史使命。
誠然，這個使命無疑是十分地艱難的。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前專制國家，在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進程之中，共和國統均遭遇過顛覆，共和法統均遭遇過毀棄，有的更在國際政治勢力、國內分裂勢力、特別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交相進攻之下，不僅被迅速地顛覆過、毀棄過，甚至是不止一次地或長期地被顛覆了、毀棄了。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德意志和俄羅斯更是如此……。但是，不論其社會制度的轉型是如何的艱難，甚至是如何的痛苦，其結果，卻都是最後地迎來了對共和國統的確認，和對共和法統的確立。也就是說，在歷經了共和革命與專制復辟的艱難較量、反復較量甚至是長期較量之後，共和革命終於獲得了她奮鬥的最後成功。
如果說只存在過數百年、甚至是百數年君主專制的英法等西歐國家，其共和的最終勝利，尚需要數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較量」；如果說數百年君主制與封建農奴制並存的俄國，其在共產革命名義下復辟專制的迅疾和漫長，尚史無前例；那麼，背負著8百年封建專制和2200年君主專制歷史的中國，要想安然地實現向共和制度的轉型，甚至期望一聲槍向就能夠轉眼贏得共和，怕只能是「一相情願」或「一番空想」。而她所必然要遭遇的公然顛覆和變相反撲，也就是必然要遭遇的殘酷較量和長期較量，實已為「命中所註定」。
迄今為止，中華民國為實現向共和制度的轉型，進行了數次較量。
一是堅決反對「公然顛覆共和，復辟君主帝國」。直言之，就是堅決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制」。中華民國的護國運動，不僅因之而起，而且迅疾成功。從而在辛亥之後38年間，除掉張勳緊隨已死的袁氏，曾演出過一場復辟滿清的短命鬧劇之外，其後所有企圖復辟專制者，除掉「馬列子孫」和「形形色色分離勢力」以外，無人再敢「公然推翻或暗中屏棄」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
二是堅決反對「毀棄共和法統，歸複專制獨裁」。由於反袁護國勝利之後，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不僅深知「共和國統不繼，則共和法統不存」；而且深知，一旦「共和法統不繼」，則同樣「共和國統不存」。所以，只因反對張勳復辟而被譽為「共和之大英雄」的段祺瑞，轉眼之間就要頂著中華民國的國統，以廢棄共和之法，孫中山與中華民國的國民們，為堅決反對「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孫中山語），乃數度發起「護法運動」，其前後11間，雖然波濤起伏，甘苦嘗盡，卻終因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從而不僅捍衛了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而且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結束了辛亥之後的必然歷史陣痛，實現了中華民國的初步和平與統一。
三是堅持反對外族敵國妄圖顛覆我共和的新中國。此謂中華民國護國的繼續。歷史的事實是，自歐洲爆發共和革命以來，沒有一家共和國不曾遭遇過外族敵國的干涉或顛覆，甚至是公然的武裝侵略。擁有共和政體的英國就曾聯合奧地利、俄國等君主專制國家，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圖顛覆法蘭西共和國。中國辛亥共和革命爆發的第二天，列強的軍艦就將炮口對準了剛剛被革命軍佔領的武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建立伊始，列強又在渤海灣和膠濟鐵路蠻橫阻止我革命軍北上；辛亥之後，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茨的名言則是：「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如果說上述事實立即證明了列強對中國共和革命與嶄新共和中國的「姿態」，那麼，在其後中華民國長期而又痛苦的對外護國中，其主要的「外族敵國」——共產俄國和日本帝國。
前者作為共和主義之死敵，蓋因它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背叛俄國二月共和革命、篡立了「蘇維埃黨主帝國」，所以，它作為國際「新興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主體，除掉打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名號，妄圖在全世界「公開反撲共和革命、陰謀推行顛覆分裂」之外，猶秉承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老沙皇俄國對中國的罪行和野心，既在理論上指罵中國的辛亥共和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誣衊中華民國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因而「必須發動中國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以推翻之」。更在實際上屢屢派人來到中國，名為「第三共產國際」建立「中國支部」；實為自身「擴張」之目的，培養了一批「中國的馬列子孫」，製造了一支「紅色內奸勢力」。在長達28年的漫長歲月裏，陰謀扶植和直接指揮了這支紅色內奸勢力對中華民國實行公開的和持續的叛亂及顛覆，甚至不惜公然地侵略中國、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
而後者日本，這個東方的「少年帝國」，如果說在晚清時代，它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就已經暴露無遺，那麼，在共和革命初獲勝利、特別是北伐已經成功之後，中國的日趨統一和日漸發展，就更加使它坐臥難安。它終因張狂和莽撞而吹向了侵華戰爭的號角，也就逼迫著中華民國不得不在急需要和平建設的歷史時期，發動和堅持一場衛國戰爭以對外護國。這場偉大的對外護國戰爭，雖因舉國團結奮鬥而贏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只因它為奄奄一息的中國紅色內奸勢力製造了圖存與擴張的巨大歷史機遇，才又使贏得了勝利的中華民國，在長期和艱苦的衛國戰爭中，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被動搖了根基，從而才為戰後中華民國對內護國戰爭的失敗，埋下了至為重要的先機。這，也才是「大清非得自於大明，而是得自於闖賊」的現代翻版。
四是持續反對殘餘專制勢力和新興復辟勢力對中華民國法統和國統的顛覆。與英、法、德、俄諸國一樣，此亦為中華民國護法和護國的繼續。而所謂殘餘專制勢力，在法國則如布朗日等，在德國猶如卡普；在中國，就是指晚清倒臺之後的某些舊軍人、舊政客、舊文化人，辛亥之前的「保清改良派」和辛亥之後的「復辟派殘餘」。特別是他們當中由舊軍人而轉變成為新軍人者，與著名的拿破崙的一樣，只因他們曾擁護過共和、參加過北伐，一方面因在心理上留有辛亥之後軍閥混戰謀權的歷史影響；一方面則因北伐有功而野心勃發，企圖割地稱雄，甚至妄圖謀取中華民國的最高權力。6特別是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為避免重現辛亥之後的復辟混戰，而要迅速實現「軍隊國家化」，因此對他們個人的權勢和欲望有所抑制之時，他們便暗中聯合形形色色的晚清殘餘勢力，公開勾結共和陣營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如汪精衛等，紛紛以各種名義或由頭，甚至打著「護黨救國」的旗號，來反對甚至企圖顛覆「已經結束軍政、正在實行訓政、並要向憲政過渡」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但由於他們不再反對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卻要推倒北伐打倒軍閥的共和成果，所以，從1929年春天始，中華民國中央政權逐次平息新舊軍閥叛亂的戰爭，不僅是護法戰爭的繼續，而且是護法運動的繼續成功。
雖然，中華民國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步伐，不曾因軍閥殘餘的大規模叛亂而停滯不前，但是，如前所述，在國際「新興復辟勢力」指揮下的中國紅色內奸勢力，不僅早已發動了中國的「望岱叛亂」，7更借著軍閥殘餘的大規模叛變，和蘇俄、日本先後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良機」，8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之下，將中國「望岱叛亂」的火焰愈燒愈烈，直至認賊作父，甘承俄命，在中國建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圖直接分裂、進而顛覆中華民國。因此，中華民國也就不得為了維護「民族的存亡、共和的成果與人民的安寧」，決心征剿這股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旨在叛國叛族的紅色內奸勢力。其本質，便是中華民國護國的繼續。
由是，已經獲得了初步統一與和平的中華民國，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在獲以迅速的進步，因而被稱為「十年黃金時代」，但是，由「敵國外患」和「由敵國所製造的內患」而帶來的艱難時世，卻使得她不得不以持續地護國和護法，來捍衛中華民國共和的國統與法統。這既為1930年代前後中華民國外患內憂的處境所決定，甚至為中華民國日後護國護法的重大失敗，埋下了痛苦的前因。
回首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的「興亡史」，如果說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確已標誌著中華民國對外護國的偉大成功，那麼彼時，恰恰是堅決反抗日本侵華的「共同國內訴求」，和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複雜國際關係」，卻迫使著中華民國對內的持續護國護法，即對殘餘紅色內奸勢力的征剿，不得不讓位與曠日持久的對外護國戰爭——抗日戰爭。這就不僅為那一股「作亂之心未死」的國內紅色內奸勢力，帶來了「千年不遇的歷史機遇」，而且使得歷盡艱難才贏得了衛國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在舉國歡慶勝利之前，已然是一個有著「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的「分裂國家」了！它們一個掛著孫中山的畫像，飄揚著青天白日的國旗，播放著中華民國的國歌；另一個則掛著馬列的畫像，飄揚著前蘇俄「鐮刀斧頭」的黨旗，高唱著那一支「沒有祖國、也不要祖國、甚至敢於出賣祖國」的「國際歌」……。
就在日本終於宣佈投降的當夜，八年來一直堅持假抗戰、不抗戰的毛澤東，卻向他「養在深山人未識」的數十萬「農民造反軍隊」（而非「農民抗日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志在奪取中原的命令」。內戰，就是這樣地被這股紅色內奸勢力發動起來了！此後，中華民國雖然為實踐戰時的諾言，在戰後迅疾地推行了艱難的民主憲政建設，但她既未能象「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那樣，擊退形形色色復辟勢力對「第三共和」的五次進攻，從而最終地確認、確立了共和的國統與法統；卻如同俄羅斯共和國及其二月共和政府的淒慘失敗一樣，雖然為走向共和憲政作出了慘澹的努力，卻在中華民國之繼續護法、護國奮鬥中，特別是第三次對內的護國戰爭中，最終地敗給了那個「只要蘇俄黨主專政、不要中華民主憲政」的紅色內奸勢力。
歷史的記錄是，正是那個「只要黨主專政、不要民主憲政」的紅色內奸勢力，承俄命對中華民國持續毀國毀法28年，終於在中國大陸所獲得的成功，才給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造就了漫長的痛苦現狀。
這個痛苦現狀，亦一言以蔽之，則是晚清專制改良的重演和腐敗社會局面的重現，其腐敗之深廣，猶為晚清所望洋興嘆。
1949年之後，前蘇聯的「共產主義衛星國」，建國伊始，就「大殺天下」，而非「大赦天下」；它所繼承和依靠的，既是那一套被馬列「近代化」了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鏈條」；它所照搬和借鑒的，又是這個「反動理論鏈條」在前蘇聯的血腥實踐。所以，立即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以對一切敢於反抗者和被懷疑是反抗者，進行殘酷的和持續的鎮壓。特別是它從蘇俄照搬過來的，具有強烈「蘇化」特徵的「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就更是在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之極端反動統治的中國大陸，「獨尊馬列，殺盡百家」，公然建立起一家邪惡的「洋教政權」，施行殘暴的思想統治：思想罪不僅成了重要的反革命罪，思想犯更成為重要的反革命犯，其被迫害和處決之多，竟成為所有死刑犯之首。
然而，在1949年之後連續的瘋狂思想鎮壓中，在黑如鍋底的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還是存在著「一隙之明」。以一位女知識份子林昭為代表的第一批年輕反叛者，特別是林昭本人，她的反叛之徹底，固然是因為中華民國的自由思想與共和理念，尚深埋在她年輕的靈魂深處；因為她真正地看透了那個已經捲土重來、正在散發著渾身血腥氣味的專制復辟統治；而她那視死如歸的精神勇氣，則不能不說是世界民主大潮、中華優秀文化對她的深刻感召。
中國人民終於從漫長的專制迫害和政治欺騙之中，徹底地覺醒過來了！
應該說，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覺醒，是與中國大陸民間已經長達30年的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相輔相成、休戚相關的。這個民間歷史反思運動，起源於1380年代初，中國大陸知識界對「反右」和「文革」的反思和否定；迸發于自1985年夏，中國大陸民間對於那一場「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究竟是誰打的，是誰領導打的」，所發出的懷疑和追問；10發展於伺後中國大陸民間，因「北伐和抗日真相」被大量發掘而產生的，對於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真實歷史的痛苦追尋……。
人民自己的反思，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在革命名義下實行殘酷專制復辟的政治本質」終於被徹底揭穿；中國的百年共和之路，亦終於在理論上和事實上被清理出了她的源頭、歷程和方向。本世紀初，由於史詩《走向共和》在國內的拍攝成功，遂使得孫中山先生的真正共和領袖形象、中華民國的輝煌創建歷史、與中國共和之路之必然要遭遇艱難和反復的痛苦歷程，終於變成了人民心中再也塗抹不去的壯麗史畫。如果說兩者都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大陸民間近二十年歷史反思的矚目成就，則政治的覺醒不僅推動了歷史的覺醒，過來，歷史的覺醒就更加地推動了政治的覺悟。於是，在將中華民國與歐洲各共和國家「走向共和與完成共和」的艱難歷程，進行過逐一的對比之後終於發現，中華民國所遭遇的所有顛覆，她們都遭遇過；中華民國所經歷過的一切苦難，她們早就經歷過；她們雖歷盡劫波卻終於「走向了共和」的偉大歷史，也就是中華民國與她們所共有的「護國護法」之偉大進程……。
由是，就象偉大的法蘭西人民曾在百年之間一再地和勇敢地挺身護國護法，以重建自己的共和國家一樣；承續和發動那一場已近百年的「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和「重建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中國人光榮和艱難的「當前使命」。
雖然，孟子曾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但是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則亂臣賊子懼」；更曰「若決江河，沛然誰能禦之！」蓋因護國護法乃是「繼民國之大業，垂共和之正統」，所以，足令復辟專制者懼。倘使國人亦能如「江河之決」，沛然而皆能為護國護法之一搏，則何愁彼專制復辟不倒、共和民國之不能再生。法、俄諸共和國，不論他們遭遇的是正宗的王朝復辟，還是邪宗的共產復辟；也不論他們所遭遇的專制反撲有多麼的成功，所遭受的專制復辟又是怎樣的殘酷和長久；甚至是一而再、再二三地斷送過人民用鮮血換來的共和國；只因為「第一共和」的光輝始終照亮在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捍衛共和與重建共和」的道路；所有的共和國才因此而最終地得到了永生。中華民國自然不應例外。
中華民國在哪裡？在幾代中華兒女護國護法的萬難歷程之中；在百年以來，所有敢於為推倒專制復辟、捍衛真正共和、追求中國民主統一的海內外華人心頭……。
文章來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