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0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5月11日

大會上又一個發言者是古大存。

古大存是中國紅軍的組織者之一。他在游擊隊裡度過了大半生。

下一個發言的是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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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成為“標準尺度”，經過了多少年的劇烈的黨內鬥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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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主席並不把王明看作黨內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個威脅到他毛澤東的名望的深孚眾望的領袖。這雖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

1945年5月13日

代表們就抗日戰爭問題的討論，以及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到此結束。

參加討論的，有所謂“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表，包括洛甫、聶榮臻、楊尚昆、陳云、陸定一、劉伯承、博古。

他們承認了錯誤，歸結起來是：對馬列主義作了教條式的理解，在實際工作中脫離了群眾、低估了毛澤東。

在莫斯科學習過的洛甫、楊尚昆等，在發言中批評了蘇聯教育中國同志所採取的錯誤辦法。他們都承認受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經驗主義”之害，承認他們布有小資產階級的特點。

所有的發言者對蘇聯都表現出兩面派態度。

幾乎人人都為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盟友蘇聯而觀呼。

同時，所有的發言者又這樣那樣表現出反蘇情緒。供認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以及其他錯誤的自我鞭撻，其矛頭實際上是針對蘇共的思想準則的。同時，這也等於是拋棄這些準則，肯定中共的新哲學（“毛澤東同志的學說”）。

這種兩重性首先反映了中共中央主席對蘇聯的態度：一方面倚仗蘇聯的實力來撈取治資本；另一方面又譴責和壓制“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是用來掩蓋反蘇作法的）。

毛澤東喜歡聽奉承話，這在當前的大會上從他對代表們的發言的反應中看得特別清楚。

每個發言者都一定要對中共中央主席歌頌一番。多年進行整風，死記硬背各種文件（“二十二個文件”之類），無休止地反復念誦那些作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內容而端出來的老生常談，“反復灌輸無產階級精神”──每個人的發言中都有這些內容。

發言的許多內容是可以不講的。已經是一清二楚的東西，為什麼要再三重複呢？可是，人人還都是要把“洗腦筋”過程中硬塞到他們腦子裡去的思想，認真地複述一遍。發言者千篇一律，不只贊頌毛澤東的報告，而且贊頌他說過的其他的話。來自毛的一切，都是“令人欽佩的”，“深刻的“，”意義重大的“，等等。毛主席一邊聽，一邊在他的座位上贊許地朝發言者微笑著。

發言者動輒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論點，不是為了支持某個論點或真個結論，而是為了向大家，特別是向中共領導人，表露他們感受到的“整風的極大幸福”。

毛澤東搞了多年的黨內鬥爭和殘酷的清洗，通過在政治上耍手腕，才有把握把代表大會開成他所希望的那樣，才終於召開了這次大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