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政權體制內的官們都是上司的點名和提拔，即便是坐上了頭把交椅的人，廣大的國人民眾們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是什麼來歷，當然就更不必是提什麼這個人的政治主張和治國方案了。

從遠古留下來的一句話是國不可一日無君，但是老百姓們至少知道這位國君是誰，在敬天地畏大人的傳統教育下，中國人承認天命有歸的說法，所以無論是哪一家、或者是哪一姓建政立朝，打出了奉天承運的旗號，老百姓們也就基本上認可了，可是認可了並不等於就是擁護，老百姓們要看看皇帝下一步究竟要幹什麼？

新皇帝也懂得天意就是民意，順民意也就是順了天意，所以也會不負眾望的發布幾張告示，內容無非就是大赦天下，輕搖役減賦稅，與民生息，老百姓們得到了實際的利益，三呼萬歲的時候倒也並不感覺勉強，可是也沒有人會感激的痛哭流涕，發誓要永遠忠於皇上，因為老百姓普遍受到的教育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注重發展民生的皇帝那就是明君，橫徵暴斂的皇帝就是昏君。

雖然說國不可一日無君，但是老百姓們也不會同意昏君、暴君當政。皇帝下了罪己詔，改旗易幟，關注民生了，那麼老百姓們就給皇帝老兒一次機會去改邪歸正，如其不然老百姓們就會起來去改朝換代，誰又會去管他是劉家的天下、還是李家的政權，或者是趙家的、朱家的、愛新覺羅家的，老百姓要活還要活的小康，這是最起碼的民意。上天有好生之德，既然好生是德，那就不是生活在貧困之中，而是活著有尊嚴，生活的有體面，所以說上天之德是德被天下的。

今年的二月十二日正是中國的大年初三，習近平沒有在灰霾的首善之區與民共同呼吸，而是長途跋涉的去了甘肅省訪貧問苦，和一位與他是同代人的貧窮老人握手。想來官二代與窮人也僅僅是禮節式的握手，不能說言歡，一個是富貴已極，一個是住在破屋子的窮人，兩個人見面說什麼呢？暢談大好的形勢，或者是為國家的強大輝煌而自豪一番，再不然就是為了中國大陸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而激動一次。

這些虛無縹緲的官場應酬的東西，都和窮人的距離太遙遠了，老百姓們要求的是衣食溫飽、子女上學、有病治病、老有所養，可眼下卻是全沒有，但是又不敢說，因為陪同習近平訪貧問苦的是一群地方官們。古代的官員們也訪貧問苦，但都是微服私訪，地方官是一點不知道，被訪問的人也不知道和他說話的是個官，於是才能實話實說，暢所欲言。俗話說不怕官就怕管，在明朝的筆記小說中就已經出現了破家縣令，這種酷吏了。

當著管著自己的地方官的面向習近平訴苦，無異於是告了地方官一狀，很難想像後果會是什麼？這個窮人只能違心的說自己很幸福，可是這樣說又和習近平訪貧問苦的本意相違背了。習近平來到這個家庭，就是因為這是個貧困的家庭，可是這家人卻告訴習近平他們很幸福，於是習近平首先就會認為這家人家不配合他的來訪，有意給他難堪，接下來還會認為這家人家在精神上或許不正常。

既然貧困很幸福，難道富貴就很不幸嗎？但是既然來了這出訪貧問苦的戲就要演到底，習近平也就只能是照本宣科的把十八大的宏偉目標在說上一遍，要窮人們務必的要耐心再等上十年，十年後不但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而且還過小康的日子。

然後窮人按照地方官事先教好的話去做，首先，就是要盡最大的可能去表達對權貴們來訪的感激，接下來還要堅定的表示聽黨的話，因為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並且堅決相信小康的目標一定會達到，最後是雙方充滿自信的微笑再握握手，收場。戲是演完了，可是產生的影響和後果又是什麼呢？

別人怎麼想我不知道，可是本人首先要質問的就是共黨。進了城的共黨告訴人民，人民翻了身得了解放幸福了；五八年大躍進又超英趕美了；上個世紀末完成了四個現代化，人民生活小康了；進入了本世紀又是經濟騰飛的令舉世震驚，一會盛世、一會強大、一會又輝煌。六十多年共黨的偉光正怎麼還有貧苦的民眾呢？

接下來那就是要向習近平請教了，訪貧問苦的目的究竟是要否定毛鄧江胡當政的六十年，還是徹底否定共黨存在的合法性，或者那就是由於自信、有把握在共黨當政七十三年後，可以讓人民小康而事先鋪墊一下，否則那就僅僅是在表演，但是這種表演對於根基不牢、資望不夠的習近平來說，就如同無端的給自己樹敵。

共黨體制里的官員們的提拔那是以造假、謊報政績為標準的，去甘肅訪貧問苦的舉動就等於是讓省、市、地區、縣和鄉鎮的所有官吏們丟面子，是在挑戰一省的所有的官吏。更何況共黨內部的派別團伙林立，盤根錯節，都形成了各自的勢力範圍，且又遙相呼應。天知道甘肅省的官員們屬於哪個團伙，團伙的頭腦又是誰？

當習近平訪貧問苦的新聞播放以後，對於中國大陸上的六億到六億五千萬生活在貧困線的民眾們又會是如何評論呢？六十多年共黨的政績就是造成百分之四十的人貧困，而共黨所能作的那就是親民和訪貧問苦的表演。從朱鎔基到溫家寶、再到習近平，然而也僅僅就是個表演，貧窮的人口仍在增長之中。

據說胡錦濤在當政期間也做過兩次訪貧問苦的表演，第一次是給了被訪人家一千塊錢，第二次是給了兩千塊錢。俗話說救急不救貧，作為國家的元首看到了貧窮的現象，應該採取政策調整的措施去解決問題，消滅貧窮，而不是以打賞的方式去博得個善人的美名，尤其這一千和兩千元的善款，究竟是出自胡錦濤本人的腰包，還是出自於國家的財政，至今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明。

自古以來殺富濟貧的義道們，對於財富的來源和去向還要有個交代，曾經的共黨是殺富斂財，從不濟貧，現實的共黨們都是大富大貴了，方法那就是殺貧致富，所以訪貧問苦的表演就更讓人們感到憎惡和醜陋了。一年一次例行公事的兩會開始了，龐大的貧窮人口的問題能否被討論或者得到解決。

二月的二十八日，各國的電視新聞中報道，籠罩在中國大陸上空的二百六十九萬平方公里的灰霾，使得能見度不足兩百米，人們盼望著颳風可以吹走灰霾，果然是天從人願，北方地區颳起了風，灰霾是否被吹走了，尚不清楚，但是風帶來的卻是沙塵暴。

在共黨的紅歌里有一個歌的歌詞是：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看來共黨也知道人民喜歡晴朗的天氣，其實解放區的天從來沒有晴朗過，解放區的人民是生活在瀰漫著燒制大煙土的煙霧之中，共黨又把這個優良的傳統和作風發揚到了全大陸。於是灰霾、沙塵暴和酸雨就遍及到了全國各地，事實證明人民不喜歡，那麼這個問題能否在兩會上得到討論並且商量去解決呢？

貧窮和污染的製造者是共黨，本人在以前的評論中曾提到過，共黨從來是破壞者，不懂得什麼是創造，同時共黨從來是問題的製造者，但卻從來不懂得如何去解決問題，這樣的一個團伙在中國大陸耀武揚威了六十多年，飛揚跋扈那是無限度的，忍耐度卻是有底線的。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估計這個日子已經是來到了。如果有人認為國人的忍耐還沒有達到極限的話，那麼共黨的步步緊逼也把民眾們逼到了極限。

近日看到了網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冤民的數量從一九七九年的兩萬多起冤案發展到了二零一二年的近一億的冤民們。文章中還提到，近十多年來，平均每天有一百八十六個中國人被餓死。當然了這篇文章的出現招來了一片的謾罵和攻擊，但是本人是相信這幾個數字的，理由有幾點：

第一，那場三年半的大饑荒過後，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說沒有餓死一個人，而文革後，共黨們才吞吞吐吐的承認餓死了一千萬人，民間調查的數字是四千八百萬到六千萬人被餓死；第二，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人九十多萬，共黨向國際報出的數字是二十四萬；第三，八九年北京的大屠殺，共黨承認死傷二十三個人，而良知人士調查的數字是接近四千人被屠殺了；

第四，零八年四川大地震，四川省委書記承認豆腐渣學校砸死了一萬九千零六個學生，共黨的宣傳部事後定調，死亡學生六千人；第五，一場十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共黨說有七百萬人非正常死亡，葉劍英說，死人兩千萬。體制外學者們調查的數字是死人三千七百萬，七千萬人被整肅，牽連家屬共是四億多人。

僅憑著這五點盡人皆知的數字，所以本人相信這篇文章提供的數字，冤民和餓死人的問題能否在兩會上被提出、討論和解決呢？如果不能，那就是把人民進一步推向了極限。從來不享有任何國家福利的中國公民們，有接近兩億人口邁向了六十歲的老齡，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態，即便是公民們不去自己做這個打算，國家和政府也要為自己的公民們逐條逐項的打算在先，以備不時之需。

共黨政權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公民們的生老病死是他們斂財的機會，就以退休養老為例，共黨從來不為人民建立養老基金，而是要人民自己去買社會的保險，可是人民購買的社會保險基金又被層層的共黨們挪用、貪污，甚至投進了共黨圈錢的股市。

有消息說，二零一二年投入股市的社保基金是全部變成了負數，更有學者們推算，在二零一三年社保基金的缺口將達到十八萬億元。一個本人多年認識的朋友在十年前失去了工作，為了能在六十歲以後有一份退休養老金，他每年要向社保項目交出七千多塊錢。

去年聽說這個朋友是大怒，因為共黨宣傳要推遲人們領取退休金的年齡，言外之意就是說，每年七千多元的社保費不知道多交多少年？更不知道將來能領到的退休金會是多少？尤其根據物價月月暴漲的情形更是擔心，將來的退休金夠不夠吃飯的。我們卻不去提改革是否有成就，僅就改革以後物價的增長速度已經令人們吃不消了。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一九八三年的時候，人年均收入是八百二十六快錢，也就是說，人月均的收入接近了七十塊錢，顯然這個數字是出自於共黨的。回想那個年代，本人的月工資是六十五塊錢，夫婦是雙職工，月收入不到一百一十塊錢，還有一個孩子，人均月收入是不足四十元，與人均月收入近七十元是相差甚遠，更何況廣大的農民們的年收入了。

二零一零年，本人的一位朋友對安徽的北部、河南的東部、山東的南部和江蘇的北部做了一個小範圍的調查，調查的結果就是一個平均三口人的農民家庭，一年所能得到的凈收入平均是五百塊錢，也就是說人年均收入是一百七十元，月均收入是十四塊錢，由此去推測一九八三年農民的人年均收入想必是低的可憐了。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間，共黨有一項對城鎮孤寡老人的救濟項目，凡是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老人們，每月由街道辦事處發給七塊錢的救濟金，這七塊錢想必是基本生活的標準，由此可以推算，當時城鎮人口人年均收入比這一年八十四塊錢的救濟金肯定是多點有限，而農民的人年均收入肯定是低於這八十四塊錢的。

按照從打八三年到今天的這三十年物價上漲的程度，恐怕現在每月拿一、兩千塊錢退休金的人的生活比三十年前領七塊錢救濟金的人的生活好不了多少。很難想像三年以後、五年以後、或者十年以後物價會漲到什麼程度？到那時靠退休金生活的人肯定比現實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更艱難。

共黨喜歡喊叫提高人民的收入，也確實有一少部分人的收入是略有提高，可是提高的部分又被說成是物價的補貼，而實際物價上漲的幅度又大大的超過了這個物價的補貼，絕大部分的人是領不到物價補貼的，於是就倍感生活的艱難。

習近平或許英明，開完了黨會又開兩會，又去訪貧問苦，面對的成堆的社會問題，究竟是否打算解決，面對著嚴重的污染，是否打算治理，面對著崩潰了的經濟又如何去應對？有些同胞寄希望於習近平會是個改革派，但他上台三個多月了，未見任何改革的動靜，腐敗的共黨喊反腐敗也喊了不少年了，在共黨這種極權的體制里，腐敗就如同老虎的屁股是摸不到的，徹底反腐敗就是自毀共黨的根基。喊喊反腐敗的口號，同時抓出幾隻蒼蠅來示示眾，也就算是反腐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了。

接下來就是精簡機構，把二十多個部委合併成十幾個，於是黨內的一場惡鬥就又開始了。誰上誰下，哪個幫派能做出讓步？哪個團伙把自己的人推上去，在誰也不服誰的情況下，暫時求得一個平衡，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斗敗了下台的，再伺機反撲，上台的則為自己的幫派謀利益。

同時共黨憑什麼前任們撈足了，留下個爛攤子讓後任們去收拾呢？毛澤東留下個爛攤子，鄧家的人撈足了；鄧小平留下個爛攤子，江家的人撈足了；江澤民留下的爛攤子，胡、溫們撈足了；難道胡、溫們留下的爛攤子，習、李們會去收拾嗎？

共黨折騰了六十多年，中國大陸的這個攤子已經被折騰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上了，絕不是共黨里出個改革派就能改變的了的了。對共黨這種政治體制的修修補補，打幾個蒼蠅去世示眾，根本算不上是政治改革，黨內的民主那就更是胡說八道。其根本的用意僅僅是欺騙一下國人們，以延長共黨殘喘的時間而已。

八九年的北京民主運動，提出的是反官倒、反貪污、要民主，官倒貪污已經發展到了共黨整個體制的腐敗，要民主就是要求把極權政治改變成民主政治，這個要求就是要求政治制度的變革，而不是由共黨在自己的體制內進行改革，理由很簡單，一個極權政體內部從來不具有反思和自我修正錯誤的機制和能力，而六四的大屠殺也證實了這一點。

民間響起了打倒共黨的呼聲，證明了國人民眾們也清楚的看到了這一點，當人民對共黨冷淡了，那就表明人民對共黨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當打倒共黨的怒吼發自民間的時候，就表示共黨已經普遍的遭恨了。朝野對立，於是這個國家反而盛世輝煌，朝廷還英明了，這是共黨自欺的話，已經達不到欺人的目的了。

共黨就是共黨，通過任何的媒介或幻想都無法改變共黨的物種。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是來自於民間，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是出自於共黨，同樣是改革，但是性質上卻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人民要自己做主，共黨是要替人民做主，究竟誰應該做主，誰應該為主，共黨做主為主慣了，該是扭轉乾坤的時候了，把主人的位置還給人民，把做主的權利還給人民。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裡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