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訊】1966年夏天，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新的一輪階級鬥爭即將開始的時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陰差陽錯地被捲入了「以毛xx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上了一名辦事員。
在中央文革辦事組，我工作了一年零兩個月，我給自己的定位，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在以毛xx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面，一個忠實的、馴順的乏『牛馬走』」。我把自己稱作「牛馬走」，是說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間的地位和角色。
1967年初，我被主管辦事組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封成了「辦事組長」，既無任命文件又沒向全體工作人員宣布。由於我無權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規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錯為最大幸事。考慮到我這個負責人工作的困難，戚本禹被指定主管辦事組，由他傳達小組的決定和指示，重要的事情直接向他請示報告。他怎樣布置工作，我們就怎樣去執行。我們都把他當成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向工作人員發號施令的人。這一點在工作人員中沒有人懷疑。
據我的耳聞目睹，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最受江青信賴，他的言論和行動都是有來頭的。所以我們工作人員對執行小組的決定都很堅決，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叫怎麼干就怎麼干。我們這些直接為中央文革小組服務的工作人員，都一心一意、埋頭苦幹，廢寢忘食地拚命工作，根本沒有考慮過在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邊工作會有什麼「路線問題」。我們都自認為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執行毛xx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線。
然而，悲劇就發生在這裏。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員中，工作越多，任務完成得越好，下場越慘。在釣魚台中央文革辦事組值班室的七個人，其中五個人王道明、矯玉山、張根成、王廣宇、周占凱被江青先後投入監獄，兩個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審查多年。文藝組、宣傳組、理論組、檔案組、記者站、辦信組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被投進監獄。這些人何罪之有？他們整天在中央文革領導的眼皮底下，俯首貼耳地、膽戰心驚地為他們這些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服務。可是，他們一翻臉就把這些人先後一個個投進了監獄，罪名都是「莫須有」。
說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有權威最可信賴的代名詞，因為它是冠以毛xx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是誓不兩立，針鋒相對的概念。能夠沾上「無產階級司令部」邊的人，一律都是「革命造反派」，掛不上的就是「保守派」。這種劃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各派紅衛兵撈取政治資本的標準。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最具實力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因此紅衛兵們喊出了「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我作為目擊者，也認為在中央文革小組中，實際的領導是這位「第一副組長」。譬如值班室每天要安排工作、發通知，文革剛開始時都請示陳伯達，大約1967年以後陳伯達就逐漸管不了事了，只能請示江青，開什麼會，什麼時間開，通知哪些人參加全都等江青來定。江青又是喜怒無常，感情用事，她心血來潮，想什麼時候開會就什麼時候開，想接見誰不管什麼時候就得馬上把人找來。她的霸道作風使大多數工作人員對她畏而遠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自以為她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她目中無人，動輒就宣布她「代表毛xx」如何如何，這種狂妄的表演，不僅蒙蔽了紅衛兵，也蒙蔽、欺騙了不少善良的幹部和群眾。
江青的特殊身份不能不迷惑身邊工作人員，工作人員決不敢懷疑江青會有什麼方向和路線問題，儘管大家親眼看到江青盛氣凌人，動輒就訓斥工作人員，但最多也只能想到是她性格急躁而已，因此工作人員都盡量躲著她。在工作人員中，矯玉山和我同江青直接接觸多一點，矯玉山是為她調電影片子，安排她看電影；而我則是躲不開她，硬著頭皮見她，而每次同她見面她都批評我「不精神」。
江青幹壞事絕不親自向工作人員布置，特別是那種違背政策的事，她不出面，採取間接唆使，慫恿、喑示等手法，達到她的目的。我順便舉幾個例子：
文革中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批鬥王光美的那次大會前，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和關鋒從江青那裡出來，讓我親自去找清華井岡山的頭頭，說服他們讓王光美穿出國時的衣服參加批鬥會，但關鋒認為蒯大富不大聽招呼，辦事不牢靠，提出找清華井岡山的勤務員小潘較為穩妥，還囑咐我：不要說這是誰的意思，讓小潘在井岡山兵團勤務組會上以她個人的意見提出來。這件事，雖然不是江青直接向我布置的，但我敢肯定這個壞主意出自江青（我有另一文《清華大學造反派污辱性批鬥王光美內幕》詳述此事）。
江青的另一手法就是縱容幹壞事。如1966年冬天，大興縣的一個村子，村支書以地富反壞分子企圖反攻倒算為由，要對全村四類分子滅門滅族。他煽動貧下中農用菜刀、槌子、木棍把全村一百幾十口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子女活活砍死，塞到枯井裡。對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一位正直大胆的解放軍軍官報告了戚本禹（由我作的電話記錄）。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組彙報后，江青等人竟無動於衷，沒有採取任何制止措施。這種縱容態度助長了當時的紅衛兵和貧下中農亂殺「四類分子」風潮。事後戚本禹只是讓我給反映這一情況的那位軍官回了一個電話：「謝謝他反映大興縣的情況。」
江青另一個手法就是暗示，譬如，文革初期，部分紅衛兵衝擊黨政機關，揪斗「走資派」（指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嚴重破壞了工作秩序和生產。周恩來不得不親自去說服紅衛兵不要影響主持工作的領導人的正常工作，不要影響生產。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往往是看熱鬧，還說風涼話，江青就在值班室當著小組成員和工作人員的面說：「總理呀！總理呀！怎麼總去當救火隊呢？」這種暗示的結果使周恩來的工作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恩來處理國務院一些部門紅衛兵揪斗領導人、破壞生產的會，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去參加，他們有的就借口有事不願參加。
江青的這些手段，用心極其險惡，她幹壞事自己不出面，通過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來轉達她的壞主意，這樣她就有一個迴旋餘地；正確了，功勞是她的；錯了，就推到別人身上，她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地位。許多壞事被揭露后，她都把責任推到已被打倒的小組成員身上。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打倒后，江青向紅衛兵表白，王、關、戚背著她和中央文革幹了許多壞事。事實上王、關、戚乾的許多事都是按江青的旨意辦的。譬如戚本禹從舊文化部接收一批魯迅手稿存放在中央文革，是請示過江青的。戚本禹被打倒后，江青卻說那是戚本禹背著她乾的。在王、關、戚出問題之前，北京的幾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戚本禹是最受江青重用的，戚本禹乾的許多事都是經過江青首肯或默許，江青昧著良心說戚本禹整她的黑材料，這是彌天大謊。最後把戚本禹當成了替罪羊。
我承認，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間，我的確做過錯事，做過違心的事。可當時，我並沒意識到那就是幹壞事，有時察覺到是不符合黨的一貫政策的事，又一想，在非常時期，在階級鬥爭中，為維護毛xx的革命路線，這樣做是必要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盲目信任「無產階級司令部」，加之我身處那種政治環境，不能不跟著干。
我在中央文革工作期間，一直認為自己辛辛苦苦地在「紅色保險箱里」為黨工作，從沒有想過這些工作會有什麼問題。我們這些普通黨員身處政治鬥爭的漩渦中，能不被卷進去嗎？這不是以個人的意願為轉移的。而江青做賊心虛，把她身邊工作的人一個個以各種借口拋進了監獄。1968年3月，江青、陳伯達借口追查魯迅手稿的下落，把我投進了監獄。江青明知我把問題說清了，找到了我交代的那份魯迅手稿，仍然關了我七年零三個月。我們這些曾在她身邊工作過的人存在，使她不放心，她想滅口。其實我們這些人對她那些見不得人的核心機密又能知道多少？
毛澤東於1975年5月批示釋放了曾在中央文革工作過的一般工作人員。釋放后，江青一夥仍不放心，在她控制的中央專案組精心安排下，把我流放到洞庭湖裡的一個農場勞動，而且命令我不準暴露曾在中央文革工作過的身份。只能說我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的人（那時馬列主義研究院已經撤銷）。在農場勞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回北京治病、探親都要經農場黨委層層報批，經省委轉中央專案組批准后才可回北京。從我被釋放到「四人幫」覆滅和一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四年多，江青控制的中央專案組給我做過兩個審查結論，我一直不同意他們的不顧事實，無限上綱，妄加罪名的「審查結論」。一直拖到1978年「四人幫」倒台，中央專案組迫害老幹部、迫害無辜黨員的罪行暴露后，我的申訴意見才被轉到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央組織部進行複查。1979年10月，中央組織部干審局給我作了複查結論。現將複查結論的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王廣宇同志在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期間（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做過一些錯事，但主要是執行問題。江青、陳伯達以魯迅手稿被竊為名將王廣宇同志關押審查純屬誣陷，應予平反。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所作關於王廣宇同志問題的審查結論，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中央組織部干審局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意組織的複查結論
王廣宇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公正的複查結論。我心服口服，同意複查結論的表述。因此我簽字同意。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幾十年了。許多事情已經忘記了。因我傳達「無產階級司令部指示」而受打擊迫害的學生和同志，他們都吃了不少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對此我發自內心的歉疚。尤其是因為我執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命令去傳達、布置紅衛兵和群眾批鬥、傷害的那些老同志，我一直感到內疚和痛心。
我不想申冤，雖然我也是被害者，可是也跟著潮流，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牛馬走』」，受命傷過人，儘管那不是我的願望，歷史是無法抹掉的，現在自己清算一下，低頭懺悔，決不乞求諒解，把該說的話說出來，了卻一份心愿。
文章來源：《世紀》2012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