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11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二十五 「香風味」
與《電工手冊》 《六次危機》為伴的新生活（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
一九六九、一九七零、一九七一年過去了，生活是死，是愛。是折磨，是喘息。在米易，旱季和雨季交替接踵而至。牛郎壩上，月亮圓了又缺，缺了又圓；風呼嘯又沉寂，沉寂又呼嘯；狼嚎了又停，停了又嚎。在德陽的葯園裡，草藥花一年年地開，我奔走于父母的幹校，母親的病床和我的村之間。我在稻田裡灑糞，對著蓮花做詩。
我母親是在成都家裡聽到林彪摔死的消息的。她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平反，獲通知不必返回西昌勞動了。雖然她可領取全額工資，但沒有復職，她原先的職位已被別人佔去。東城區宣傳部現在有了六七個部長，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又加上新平反的、從幹校返回的幹部。生病也是沒給她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父親沒有像大多數走資派那樣平反「解放」。
大規模「解放」幹部是毛澤東批准的。（此處刪去一句）隨著林彪的死和對林彪同夥的清洗，毛澤東喪失了掌握軍權的手。除林彪外，別的老帥都反對文革，毛不是清洗就是疏遠了他們，多年來完全依賴林彪控制軍隊。他倒是把他的夫人、親屬和文革明星們派到軍隊去任要職，但是這些人連仗都沒有打過，軍隊不服氣，不聽從他們的指揮。現在林彪垮了台，毛澤東只能回過頭來啟用那些已被清洗，但仍在軍隊里享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不久，鄧就將復出。把大多數趕下台的共產黨幹部請回來是毛澤東的第一個讓步。
毛澤東也知道要搞好經濟才能保住他的權力。他的各級革命委員會裡滿是二流角色，又四分五裂，根本無法使國家經濟正常運轉。毛澤東沒有別的選擇，只好用老幹部。
我父親依舊在米易，但是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以來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發了。我們突然有了天文數字般的銀行存款。抄家時造反派拿走的東西也都退給了我們，唯一未還的是兩瓶人人愛喝的茅台酒。還有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跡象：周恩來現在權力增加了，著手致力經濟建設。舊的管理體系大部分恢復了，強調生產和秩序，重新引進了如獎金這類物質物質獎勵，以刺激生產。農民可以搞點副業賺錢，科研恢復了。在六年的空白后，學校也開始正常上課了，小方在十歲才開始讀小學。
伴隨著經濟復甦，工廠開始招新工人，為鼓勵大家好好乾活，工廠職工在農村落戶的子女有優先權招進工廠。雖然我父母不是工廠職工，但是一家以前屬東城區管轄，後來劃歸成都市二輕局的工廠樂意收我。就這樣，我在二十歲生日前幾個月，離開了德陽。我姐姐走不了，因為城市青年在下鄉后結了婚的，禁止被招工回城，即使他們的配偶是城市戶口也不行。
當工人是我唯一的出路。絕大多數大學還沒有招生，也沒有其他職業可供選擇。當工人一天只工作八小時，不像農民得從黎明做到天黑。工人也不必挑重擔，我還可以住在家裡。最重要的是我變成了城市戶口，這意味著保證有糧食供應及其他配給。
工廠位於成都東郊，從家騎自行車到那裡要四十五分鐘。一半的路沿著錦江河岸騎，隨後穿行油菜、小麥地間的泥巴路，最後到了一個破舊大院，裏面是一堆磚頭和廢錒爛鐵，這就是我的工廠「手工機具廠」。它是個相當老的企業，一些機器是本世紀初的產品。五年的批判鬥爭、大標語、大字報和派系武鬥后，廠長和工程技術人員重新被啟用，廠里開始又生產機具。工人們歡迎我，一半是衝著我的父母：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使人人嚮往昔日的共產黨體系，那時至少有秩序和穩定。
我被分派到翻砂車間當學徒，一個人人叫她「韋」的女人是我的師傅。她童年貧苦，十幾歲時還沒有一條像樣的褲子穿。共產黨給她帶來了新生活，所以她很感激共產黨。她入了黨，在文革初期參加了忠於共產黨幹部的「保皇派」。毛澤東公開支持造反派后，她的組織被打垮了，她也落到被拷打折磨的地步。她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同樣感謝共產黨的老工人，被手腳倒綁在一走，吊起來折磨致死（這種酷刑稱為「鴨子浮水」）。韋含著眼淚向我講述她苦難的過去，說她的命運是和共產黨連在一起的，她恨林彪這樣的「反黨分子」。她待我像親生女兒，主要原因是我出身共產黨幹部家庭。我跟她在一起有點不自在，因為我愛黨的程度實在趕不上她。
車間里有約三十名男、女翻砂工，把砂土夯實在鑄模箱里。熾熱的、冒著氣泡的鐵水被行車吊起往鑄模里倒時，會濺起火花飛舞。那行車開起來吱吱嘎嘎地響，使我提心弔膽，生怕滿鍋鐵水會一下子掉下來潑到下面幹活的人身上。
我的翻砂工作又臟又累，猛夯模子里的砂土很快就使我手膀紅腫了。不過我的情緒高昂，天真地以為文革快結束了。我一頭栽在工作里，那股幹勁會使德陽縣的農民目瞪口呆。
雖然我很賣力，但是在一個月後聽說要調換工作時，我還是鬆了一口氣。我實在有點兒支撐不住一天打八小時的夯錘。廠里出於對我父母的好意，提出幾個工作機會讓我選擇——車工、行車工、電話接線員、木匠或電工。我想當木匠，又總當電工。當木匠能造出可愛的木頭玩藝兒，滿有意思的，我明白自己沒有一雙巧手。如果當電工，我就成了廠里唯一的女電工。電工班還有個姑娘，但此刻她要調去做別的差事了。她一直是大家讚美的對象，當她爬到高高的電線杆頂端時，過往的人都會停下來舉頭欣賞她。我跟她一見如故，她告訴我當電工最大的好處是不必在機床旁邊一站就是八個小時，只需坐在電工房裡等人召喚，這意味著我有機會在上班時間看書，我於是拿定了主意。
就和當赤腳醫生一樣，當電工也完全沒有正式訓練：毛對正規教育不喜歡，要人「在干中學」。頭一個月，我觸了五次電。電工班的六位師博耐心教我，但我連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甚至不知道什麼是保險絲。那位過去的女電工送給我一本《電工手冊》，我廢寢忘食地閱讀，看來看去還是把電流、電壓混在一起。最後我覺得自己實在不可救藥，浪費其他電工的時問，決定不再學理論，他們怎麼做，我就跟著怎麼干。我居然幹得不錯，逐漸能單獨做些零活了。
一天，一個工人來報告說有個配電盤出了毛病。我轉到板子反面去查線路，第一眼就認定是一根螺絲鬆了。我的反應不是先去切斷電源，而是冒失地一手把試電筆螺絲刀捅了進去，想擰緊那顆螺絲釘。配電板背面是一團密如蛛網的電線，布滿了三百八十伏電壓的接頭。我把螺絲刀伸人這片「電區」，小心翼翼地在間隙中推進。總算插上去了，但螺絲釘其實沒有松。此時我的手因緊張而輕抖著，我屏住氣把電筆退出來，快抽回到邊上，正要鬆口大氣時，一陣強烈的電流，流經我的右手傳到我的腳，彈得我跳了起來，螺絲刀從手上打飛了出去。原來它碰上了一個帶電的接頭，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想好險，要是螺絲刀在電網裡邊碰上了接頭，我恐怕就沒命了。我沒有把這一件事告訴別的電工，不想使他們不放心，每次修理都陪我去。
我對電擊很快習以為常，也沒有人對這類事大驚小怪。一位老電工告訴我一九四九年前，當工廠還是私人老闆時，他是用手背去檢測電流的，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工廠才給電工們買了電筆。
我們電工班有兩間屋子，電工們一有鑒定會就在外面那間玩撲克牌，我呢，在裏面看書。在當時的中國，不和大家一起玩總會受到「脫離群眾」的指責。剛開始時，我對獨自躲在裏面房間看書憂心忡忡，別的電工一進來，我就趕緊把書放下，笨拙地試圖和他們閑扯，結果是他們很少進來了。我看得出他們並不掇無的不合群，相反的，他們不想打擾我，從此放了心。他們待我這麼好，我於是主動多做點工作。
電工班裡有位姓戴的年輕人，他在文革前讀過高中，算文化水準很高的人了。他寫有一手好字，還能彈好幾種樂器，我對他很有好感。每天早上，我總看見他斜倚在電工班門邊，等著向我打招呼。我呢，也不知不覺地老和他一起下車間幹活。早春的一天，我們完成一件修理工作后。靠在鑄造車間背後的乾草堆上，吃午飯，曬太陽，享受那年的第一個艷陽天。麻雀在我們頭上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又飛到稻草里找穀粒吃。稻草堆散發著一股陽光和泥土的芳香。就在那時，我發現戴和我一樣喜愛中國古體詩，我們當即作詩酬和。我喜出望外，因為我這一代人很少有人懂得並欣賞古詩詞。下午我們很晚才回去上班，沒有人責備我們，別的電工只是望著我倆會意地微笑。
很快，戴和我在休息日里也盼著回廠呆在一塊兒了。在工廠里，我倆盡量找機會彼此接近，靠近時，我們中間也像有一股特別的電流，使我們既興奮又緊張，引我們要碰碰對方的手指。半句話、一個眼色，都會引起無數的東猜西想。不是煩惱就是甜蜜。
不久我就聽到人家議論紛紛，說戴配不上我。這一半是因我在廠里受到另眼相看，這裏只有我是唯一的高幹子女，許多工人沒接觸過別的這類人物，只聽傳聞說高幹子弟如何妄自尊大，嬌慣壞了，我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使廠里人又驚又喜。有人似乎覺得廠里沒人配得上我。還有一個原因是戴的父親曾是國民黨軍官，又勞改過。工人們相信我的前途遠大，不該跟著倒楣。
戴的父親是偶然成了國民黨軍官的。一九三七年，他和兩個朋友長途跋涉去延安參加共產黨打日本。快到延安時，國民黨的路卡攔住了他們，勸說他們留下。兩個同行的朋友堅持要去延安，戴的父親則留下來當了國民黨，心想反正是中國人的部隊，打日本就行。抗戰勝利后，國共內戰時，他和那兩位朋友成了對敵。一九四九年後他去勞改，而那兩位朋友成了共產黨軍隊里的高級軍官。
就是因這偶然的機緣，戴成了「出身不好」的人。有人說他不知天高地厚糾纏我，甚至說他想往上爬。從他黯然的臉色和苦澀的笑里，我看得出他深受刺傷，不過他什麼也沒對我說。從前我們用詩來暗示情感。現在，他連詩也不寫給我了。從前那股自信和熱情消失了，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表現得自悲而沮喪。在公開場合，他則笨拙地，有點討好地竭力向別人顯示他實際上並不喜歡我。我又傷心又生氣，氣他太窩囊，太沒有尊嚴。在特殊環境里長大的我，沒有意識到在中國尊嚴是個奢侈品，社會底層的人得不到。我當時沒有理解到戴的內心矛盾，他不能公開向我示愛，因為他生怕毀了我。就這樣，我們倆逐漸疏遠了。
在我們相識的四個月時間里，「愛」這個字誰也沒提過，我甚至在腦子裡壓住了這個念頭。那個年月的人們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因為家庭出身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總像個巨大的陰影，籠罩在每個人的心頭上，與藏這樣的「階級敵人」家庭結親，後果實在太可怕了，所以我在下意識里自我約束，從來沒有和戴墜入愛河。
（待續）
文章來源：授權發表 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