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7日訊】最近中國大陸的事情很多，一件接一件，趙紅霞把十多名中共黨官拉下馬；傳言薄熙來馬上就要開庭了，而且可能會重判；習近平突然參加楊白冰的追悼會，引發了中共高層權力佈局的新的猜測。另外，反貪腐的運動正在涉及到一些省部級的高官和政法系的官員。海外也有不少和中國有關的重大的爆料，比如《紐約時報》的電腦系統被懷疑是來自中國軍方的黑客攻破達數個月，而《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都緊跟著曝光了自己類似的被中共黑客攻擊的經歷。

然而，無論高層怎麼鬥，官員如何腐敗，老百姓還得過日子，對於中國東部廣大地區的居民而言，最近一兩週的霧霾對生活的影響最直接，感受也是最深的，可能比上面所有的這些重大新聞更貼近自己。

霧霾是奧運以後才出現的嗎

這些霧霾怎麼來的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霧霾當中最引人注目的PM2.5，它的來源有很多，甚至有人把農民燒幾桿稻草，家裡做菜產生的PM2.5都算進去了，當然絕大多數的人是相信它的主要來源是工業污染和機動車輛。

對於機動車輛來說，北京的擁有量肯定是低於東京和紐約，東京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在紐約街上行走的話，絕對不會感覺到車輛有排尾氣的味道，不會感覺到在呼吸的空氣裡面和美國的其他城市有什麼不同。順便提一下，其實紐約自來水的質量是全美國最好的，六層樓以下的直接打開水龍頭就可以喝自來水，比很多瓶裝水的質量還要高，我還問過別人，為什麼是六樓以下？他們說六樓以上是經過水塔儲存的，不算是自來水廠直接輸出的，因此它的質量可能會稍微差一些。這個是題外話了。

所以石油的質量和車輛本身的廢氣處理應該是主要問題，其中可能汽油的質量更重要。中石化它也承認了汽油質量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它把責任推到了中國的汽油的標準。另外一個來源，根據報導，中國2011年全年消耗了全世界當年燃燒煤炭的百分之四十七，就是相當於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燒燃煤的總和。煤也是產生PM2.5的最重要的一種燃料。

長期以來當局一直在說治理環境，但是又同時強調這是發展中的問題，也有很多人跟著附和。中國到現在為止都基本上是屬於一種粗放型的經濟，就是說它的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是美國的多少倍，是日本的多少倍，已經說了幾十年了，現在都不值得再提了。問題是，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因為技術問題別人早就解決了。這也不是資金問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大手大腳花錢的，給非洲國家一揮手就免除幾百億美元的債務，小到幾億到幾十億的在世界上撒錢辦孔子學院，大到幾百億的大外宣，再大國內每年上萬億的三公消費，這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國家，所以也應該不是個資金問題。

講到這裡我就想起來，這是最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四年前的奧運會，我記得當時美國的自行車隊選手到達北京的時候，有幾位是戴著口罩的，因此引起了大陸一些媒體和網民的憤怒和圍攻，最後以美國自行車隊那幾個選手道歉了事。現在上網還能查到不少當時的說法，最重要的一種說法就是說，西方人或者是不了解中國，或者是別有用心，極度誇大了北京空氣污染的程度，使得西方的民眾信以為真。美國自行車運動員就是這種宣傳的受害者，而且他們的做法還得罪了奧運的東道主等等，大部分這樣的說法。

不少文章還舉出了那幾天北京環保局公布的數字，來證明北京空氣有多好，達到國際標準。最精彩的我還查到有這麼一段話，有一個人寫到說，然而這三十年中國早已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人在注重發展的同時，也在注重環境保護，注重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說近年來他去了幾十趟北京，那這不是一個北京人，說對北京的環境狀況的改善，有著切身的感受，北京的綠色概念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是2008年寫的，我甚至相信這個作者並不是五毛，這也是這件事情當中最悲慘的部分，就是說很多人是真實的相信，有綠色北京這件事情。在海外的一個網站《看中國》網站上面，當時也報導了美國自行車運動員道歉的消息，在跟帖當中還有一條是這麼說的，說這是對十三億中國人的污辱，總有一天我們會還回來。今天當大部分北京人不戴口罩不敢出門，醫院裡擠滿了患呼吸道疾病的兒童的時候，這種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對十三億中國人的污辱？

三十年來，全世界包括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目睹了中國環境的惡化，但是為什麼當時會有人在奧運這個問題上，不顧自己的健康，去攻擊那些願意關注自己健康的外國人，這個是想不通的事情。如果說有外敵入侵，要去打仗，敢於犧牲是一回事，在和平時期，沒有敵人的情況下，用自己喜歡生活在污染的環境當中來表達愛國主義，我想不通這有什麼意義。當然需要說明的是，中共的統治也是一種外敵入侵，這點這些年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當然那是四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今天在中國會為四年前迫使美國運動員道歉感到自豪的，恐怕有也是不多了。我當然也很樂意看到，有人會為四年前迫使別人道歉這件事情來表達一下歉意，畢竟外國運動員到中國只是幾天，長期受害的還是中國人。

為什麼前瞻性環保法律無效

那下面我們再提一個問題，就是過去三十年的發展，這條路究竟走對了沒有？《南華早報》採訪了中國第一任的環保局長曲格平寫了一篇英文報導，曲格平在1987年到1993年任中國首任的環保局局長，後來又在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擔任了十年的主任委員，這篇報導就提到說，曲格平後悔說當時有一些有預見性的政策，那些強調在發展和保護方面平衡和合作的建議，是早在1983年就提出來了，卻沒有能夠在中國工業化的初期，我想他指的是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沒有在那個時候被認真的執行，以致於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個說法似乎是說，如果當時按照那些政策實行就好了。現在我們就想來分析一下，即使當時預見到了今天環境會變成這樣，當年會不會去強化執法，不讓事情惡化到這一步，也就是說如果說現在重來一遍，能不能避免今天這麼嚴重的環境惡化？

事實上，不僅僅是專家，當局也早在發展的初期就知道這種經濟模式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和它的後果。我查了一下，沒有查到他所說的1983年的那個國務院的文件，但是卻發現中國和環保有關的法律、法規有107個，有關的規定，也是關於環保方面的規定和司法解釋有159個，加起來的話有超過250個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這還是中央一級的，不算地方上的。最接近的和他所說的1983年的環境保護的政策，和國務院有關的，是在1983年底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就在那次會議上，國務院把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我想他指的呢可能就是跟這個會議，和會議所做的決定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為什麼這些前瞻性的政策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南華早報》在採訪曲格平的時候也談到了，說為什麼這些策略從未真正落實，曲格平認為，他說我想這是因為對政府權力缺乏監督，因為權力仍然凌駕於法律之上，說中央政府一方面宣稱要協調增長於保護，一方面由於當前的政治體系，它對經濟增長的渴求又不受控制，這兩者存在著明顯矛盾，這是曲格平說的。

曲格平這裡確實談到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在中國，實際上是人治的，所以它使得法律根本就沒有發揮作用。但是他沒有談到的是，在環境這個問題上，所有的法律、法規都是裝門面用的，從制訂的那一天開始，就沒有打算實行過，當然其它的法律也是一樣。

那麼為什麼明明知道這種發展模式，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仍然要不顧後果的去做呢？我覺得這裡可能有兩個主要的因素，第一個還是我們一直說的，中共的合法性的問題。我們反覆強調的就是中共的統治，沒有合法性，它沒有歷史上所有王朝所宣稱的君權神授，又沒有現代社會由選票所決定的政權民授，所以它需要找替代物，找東西來代替它的那些它否認的合法性基礎。

毛澤東就用繼續革命這個理論和實踐，來延續打江山的合法性，他就是用這個來代替坐江山的合法性。但是呢，文革就讓那條路走到頭了，實際上即使沒有文革，那種繼續革命的玩意兒來代替坐江山的合法性，它也不能一直用下去的，也是會很快的就用盡了的，因此中共後來就提出來改革開放，實際上它就是尋找新的合法性的替代品，結果呢就變成了發展是硬道理，GDP是硬道理。

後來它雖然提出了可持續的發展，但是所謂可持續的發展並沒有可見的措施和效果。原因在於，它一旦把這個合法性和每年發展的保八，就是8%以上的GDP的增長綑綁在一起的時候，任何減緩或者調整都可能危及到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它不能夠承受一年、兩年調整階段可能造成的發展速度的減緩。

我一直就強調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三大代價，人權代價、環境代價和資源代價。人權代價就保證了人工費，到中國來進行生產是最便宜的，所以吸引外資，吸引外國公司到中國去生產。環境代價是由於不治理環境，造成了整個生產成本的下降，同樣是來吸引外資。資源代價也是，濫開發。這三大代價是全體中國人付出來的，這個不是發展中必然出現的問題，也不是說這種問題需要時間來改善，而是從一開始就是那樣設計的，就是說它的發展經濟的模式是設計出來，用這三大代價來換取中共的統治合法性，來延續中共的統治，這是第一個合法性問題。

第二個因素就是權力和利益集團的問題，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當中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權力利益集團，不是一個人。他們的唯一的目標就是最大限度掠奪中國的財富，然後把它們轉移到國外去。他們的財產、個人、家庭，他的目標並不是在中國，因此最後留下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對他們沒有意義，最後他們會留下一個重度污染，能源、資源耗盡了的中國。這個集團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這麼一個龐大貪婪的權力利益集團。

歷史上中國的王朝，皇帝就一個，全國養一個皇帝，包括他的家庭，也就這麼一回事。一個縣也就是兩個官員編制，一個縣令，其他的都沒有政府的編制的。漢唐時期，幾千個人才養一個官員，你說那能夠不富裕嗎？能夠不強大嗎？現在一、二十個人就要養一個極度腐敗的官員。這樣的話，經濟總量你別說是世界第二，就是排到世界第一，又能怎麼樣呢？所以這個權力利益集團，也是造成中國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這對他們最有利，快速的積累大批財富。因為你一旦要治理環境的話呢，成本就要升高，那麼他們積累財富的速度和總量就可能會減少。

今年一月份，北京30天裡面有25天是霧霾的重度污染，全國有七分之一的國土被霧霾污染。從這裡我們就可以說明，至少這種模式的發展，是中共維持統治的硬道理，和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沒有關係的。

以多數人和國家利益名義犧牲的少數變成了多數

下面我們還討論一個問題，就是以人民的名義，或者是以大多數人的名義，來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和權利，這種做法是不是可以接受？因為中共統治它有一個非常迷惑人的說法，就是說部分人，或者說是少部分人，應該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做出犧牲。這種說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或多或少的被很多人接受了。在中共統治下，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人群，犧牲品，就是所謂各地水利工程的移民，從黃河到長江，還有各地的水庫，造成了不下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的移民，這種移民絕大部分的生活是非常悲慘的。

因為中國，特別是東部這些發達地區，是一個高度開發了的地方，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可耕地早就被開發過了，它沒有什麼荒地可以供移民去開墾的，被移民的地方，要騰出地方來接受移民，對當地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而往往又把移民送到了已經無法開發的地方，讓移民去生活，所以這些移民生活是非常悲慘的。我當時在江西下放的時候，江西就有很多浙江的興安江水電站的移民移到江西，而且他們往往是在每個公社，每個大隊最最邊遠的山區、深山裡面，把他們移到那些地方去。

現在三峽工程至少是上百萬，不止一百萬的移民。對於大多數不直接相關的民眾來說，沒有受到這種直接影響的民眾來說，且不說他們有沒有得到好處，你像三峽工程，究竟誰得到了好處？現在根本就沒有。因為發電和蓄水、防洪不能兼得，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且不說有沒有得益，就算有人得益，就算有人得到一點好處的話，是建立在成百萬，上千萬的移民的悲慘生活之上的，就這種讓這麼大的人口做出犧牲，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對於一個國家的人民、民眾來說，是不是可以接受？

還有一種更荒唐的說法，那還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說是為了國家的所謂榮譽。波士頓去年開第七屆美國移植大會，中國天津一位很著名的移植醫生，在會上看到了一個叫作「醫生反對強摘組織」，是西方的一個非政府組織，他們是反對強制摘取器官做移植的。這個醫生聽到這個組織有一個攤位在會議上，介紹中國發生的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消息，他居然說什麼呢？他說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在前幾年算不上數的，在世界是排七、八十名以外，現在成為一躍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器官移植大國，在這中間犧牲一些人那也都是必然的，正常的，不算什麼。這種反應可以說是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的。

一般來說作為一個正常的反應，他即使要辯解的話，首先辯解的是不承認有這樣的事情。但從這個醫生的反應來看，他不僅僅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對的，而且他不奇怪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也就是說很可能他自己就參與了這項罪行，所以在聽到的時候，才會毫不吃驚，然後就立刻進行辯解。而且他這種思維，其實不是人類的正常思維，沒有人會認為為了救一些人而殺另外一些人是可以被接受的，這種是典型的中共黨文化的思維方式。

不管怎麼說，一個不可迴避的結果是，發展到最後，一些被認為是少數可以被犧牲的人群的這些人，最終會發展成多數。這不是你能控制的。允許犧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來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或者是一個更空洞的國家的利益的話，這個可以被犧牲的人群會擴大。

空氣污染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即使它不是第一例，也肯定說它絕對不是最後一例，或者說這麼嚴重的污染，不管空氣污染還是其它污染也好，就是這種工業化發展的模式所造成的後果，可以說最近一個月的霧霾僅僅是開始，這不是說像做奧運形象工程那樣把北京的工廠關閉一個月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說靠國際奧委會的官員去吹捧中國如何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就能解決的。

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

最後就談一下，人的權利應該包括他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最近一些年，我經常會碰到一些人非常語重心長的告誡我說，你回去看看吧，中國變化很大，城市建得很漂亮。好像中國所有的變化就只有一條能夠拿的出手的就是城市建得很漂亮。姑且不論批評中共的惡行和城市建得漂亮有什麼關係，我認為這兩者一點關係都沒有，就是城市建得很漂亮本身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情。中國現在所有的城市千篇一律的是城市的水泥森林，還不要說像鄂爾多斯那樣的城市就整個是一個鬼城，建的房子沒有人住，而且它是建立在拆遷戶的血淚和他們生命之上的，這種漂亮城市不要也罷。

有很多中國人出國旅遊的時候，或者到其它地方，甚至到台灣去旅遊，就發現台灣有很多的地方，就在台北它的建築比起中國的絕大部分東部的大城市來說，也是非常土的，而且很多地方一眼看出去就可以拆遷的；紐約甚至也有很多地方按照中國現在的標準、大城市的標準來說是非常土的，非常落後的。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撇開所有的我們所談的副作用和污染等等，中國式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經濟發展，是不是真的是必須走的路。

要知道人類在工業化以前，農牧業的經濟是處於相對穩定狀態的，它沒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它就是在這個水平上。當人類一旦有了農業以後，或者是有牧業以後，它就處於一種穩定的幾百年，上千年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的，大部分國家都是沒有發展的，只有到了工業化，所以工業化是人類發展的一個特例。但是即使到了工業化以後，很多發達國家仍然有不少人保留了自己所選擇的純樸的工業化以前的生活方式。像美國中西部的農民儘管他們使用了很多現代農業器具，使用了現代的耕作方式，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仍然是非常純樸的，就是按照一些中國人的眼光來看的話，是很土的。而在賓州地區和周圍地區生活的阿米緒人，他們完全保留了工業化以前的農業耕作和生活方式，他們坐馬車，不用電燈，不用電話。

不是說要鼓勵這種生活方式，而是說願意選擇這種方式生活的人應該有這樣的權利，不應該用暴力的方式去強迫別人改變生活方式。就像今天中共在西藏強迫藏人走所謂現代化的道路一樣。以前曾經看過中共誣衊法輪功的宣傳，說是某個人煉法輪功以後，他做生意賺錢也不努力了，後來經過教育轉化，轉化以後他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估計不論這個報導是不是編出來的，但是它至少表現了中共所推崇的或者強制的一種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就是過去三十年在中國大陸主流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就是如果你不願意致富，這是一種罪惡，應該被全社會批判和唾棄的。結果就造成了全面的崩潰，還不僅僅是環境崩潰，還包括人的道德崩潰。

也許重金屬污染造成的癌症村，離經濟中心的大城市很遠，也許血漿經濟造成的愛滋村離大城市也很遠，但是水源和空氣的污染卻籠罩了大半個中國，籠罩的主要是大城市，人不能夠靠罐裝空氣生活，甚至都不能靠房間的過濾的空氣生活。當河流都被污染的時候，你的瓶裝水又從那裡來呢？所以罐裝空氣和瓶裝水絕對不是一個國家解決污染的可行之道。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