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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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2月4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二十三 「書讀得越多越蠢」

我當農民 也當赤腳醫生(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我和京明坐在金沙江邊等渡船。我雙手托著頭,凝視著野馬般奔騰的江水翻滾著從我面前流過,急匆匆地要走完它漫長的旅程——從喜馬拉雅山到大海。它在下游三百哩處的宜賓城,與泯江匯合,成為中國最長的江——長江。長江在下游舒展開來,婉蜒平緩,把周圍大片的田園變成「魚米之鄉」。但是在上游的大山裡,它卻兇猛湍急,以至無法在江上架橋,只能靠渡船連接四川省和雲南省東部。每到夏季,融化的雪水奔騰咆哮而下時,常會淹死人,就在幾天前,它還吞沒了一條渡船,上面有我三個同學。

  

黃昏降臨,我感到渾身難受。京明把自己的外套鋪在地上,使我不必直接坐在被暮氣潤濕的草上。我們的目的是渡江到雲南省去,設法搭便車返回成都。穿越西昌的公路已因造反派武鬥而中斷,我們只得繞路而行。南南和溫去了我的生命隊替我拿我和姐的戶口簿,還將把我們的行李運回成都。

  

十幾個健壯的男子划著渡船逆流而上,齊聲唱著號子。划到江心,他們停了下來,任江水把船順流而下衝到對岸。巨浪幾次劈頭蓋臉撲過來,船孤弱無援地顛簸起來,我緊緊抓住船舷。要是在平時。我準會嚇得要死,但現在我只有麻木的感覺,腦子裡全是姥姥去世的消息。

一輛孤伶伶的卡車停在雲南岸邊巧家鎮的籃球場上,司機樂意載我們一程。當卡車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下抖動行進時,我不停地苦思我當初該怎樣做就可以救了姥姥。我們經過了雲遮霧障的群山,在它們的懷抱里有許多泥巴房屋,背後總是一叢叢芭蕉樹。看到那些頎長的芭蕉葉,我想起姥姥病房樓門口的那兩盆小小的,不結果實的觀賞芭蕉。當平來看我時,我總和他坐在這些芭蕉旁邊,交談到深夜。姥姥不喜歡他,見不得好玩世不恭的神態和目無尊長的樣子。有兩次,她蹣躪珊珊走下樓來,生氣地把我叫上去。雖然當時我也恨自己讓她著急,但是卻無法控制自己,忍不住想見平。現在我只希望一切能重新開始!我再也不會做任何惹她生氣的事了。我會一心一意守護著她,使她恢復健康——可怎樣做她才能活下來呢?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我們經過了宜賓,道路曲折地環繞著城邊的翠屏山。看著山上優雅的紅杉翠竹,我又想起了四月從宜賓回到支機石家的一樁事。我告訴姥姥,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我去過翠屏山山邊為夏瑞堂掃墓,俊英娘娘還給了我一些紙錢到墓前去燒,天曉得她是從哪裡搞來這些「封建東西」的。我在山上轉來轉去怎麼也找不到墳,墓地已被摧殘得七零八落。紅衛兵說土葬是封建風俗,夷平了墓地,砸爛了墓碑。我忘不了當我開始提起這次掃墓時,姥姥眼睛里頓時燃起的激動火焰,忘不了那火焰陡然熄滅,因為我傻裡傻氣地又加上一句說沒找到墳。她的失望神色一直緊揪著我的心,一想起就恨自己為什麼不撒個謊。現在太遲了!

  

在路上折騰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和京明到了家,家裡只有姥姥的空床。我還記得她躺在上面的樣子,渾身繃緊,頭髮蓬鬆但仍整潔,緊閉著嘴,臉頰凹陷下去。她總是靜靜地忍受無比的痛苦,從不哭叫,從不翻滾,只有忍。因為她的堅忍,我當時競沒有意識到她的病有多麼嚴重。

  

母親仍在拘留中。小黑和姐姐對我講述姥姥臨終前的情形時,我痛苦得昕不下去,只好叫他們不要講了,幾年後我才知道我走後發生的事。每天姥姥做一陣家事後就在床上躺一陣,緊閉著眼睛忍痛。也不斷喃喃自語,為我的長途跋涉擔憂,為弟弟們擔憂。不時她嘆著氣說:「這些孩子將來做什麼好呀?書也沒讀上!」

  

有一天她終於爬不起來了,沒有醫生會來我家。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鏡」背她去醫院,姐姐走在一邊支撐著她。幾次這樣進醫院后,醫生叫他們不要再來了,說他們診斷不出她身體哪裡出了毛病,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就這樣,姥姥只得躺在床上等死了。她的身子一點點變得僵硬,嘴唇時不時動著,顯然在說話,但是我姐姐和弟弟什麼也聽不見。他們不斷去母親的拘留地,請求准許讓她回家,但是每次都被拒絕了。

  

逐漸地,姥姥的整個身體似乎都已死去,只有她的眼睛仍然睜開著,像是在期待什麼,她不肯閉上眼睛,因為她還沒見到心愛的女兒。終於我母親獲准回家了,之後的兩天時間,她沒有離開姥姥的床邊,姥姥時時對她輕輕說話,告訴母親她是怎麼病的。

  

她說屬於姚女士造反派的那些鄰居在院子里開會斗她。她在朝鮮戰爭期間捐獻珠寶得來的收條在抄家時被造反派發現了。他們說她是一個「大剝削階級分子」,不然哪裡會有這麼多珠寶。姥姥說造反派令她站在一張小桌子上,地面高低不平,桌子搖搖晃晃,她頭昏。鄰居們圍著她罵,那個指責小方強姦她女兒的女人用棍子敲桌腿。她沒辦法保持平衡,從桌上背朝下跌到水泥地上。她說從此以後身子就痛起來了。

  

實際上,院子里並沒有開過鬥爭會。但就是這樣的幻覺纏繞著她,直到她咽了氣。母親回家第三天,姥姥去世了,兩天後,一火化后,母親馬上得回拘留地去。

  

多年來,我常常夢見姥姥,從睡夢中哭醒過來。她充滿個性——生氣勃勃,多才多藝,非常能幹,但她從來沒有機會發揮她的才華。無論是生活在她父親那個野心勃勃的小城警員家裡,還是給軍閥做姨太太;無論是做一個滿族大家庭的繼母,還是一對共產黨人的母親。在她的一生里,幸福對她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就在跟夏醫生一起的日子也籠罩在夏家破裂的陰影下,忍受著貧窮、日本人的佔領和內戰。她本來可以從照看外孫兒女中得到歡樂,但她又總在為我們操心。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恐懼中度過,還多次面對死亡。她是個堅強的女人,挺過了一個又一個磨難。但是,最後她支持不住了,災難降臨到我父母身上,外孫兒女沒有著落,周圍充滿罪惡與敵意。所有這些合在一起,終於壓垮了她。對她來說,最無法忍受的還是女兒受罪,我母親挨的每一次斗、每一次打,都痛在她心裏,她是被這種累積起來的痛苦所殺。

  

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因素導致了她的死亡:她沒得到適當的治疔,在她病入膏肓之際,甚至不準女兒來照料。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問自己:這樣的革命有哪點稱得上好昵?平白無故給我們帶來這麼多苦難!我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我恨文化大革命,使我無法解脫的是我無能為力。

  

我也責備自己沒能照顧好姥姥。當她在醫院里時,我認識了平和溫。他們的情誼好像是一堆軟軟的棉花把我包起來,使外界的悲慘和姥姥的痛苦對我刺激都不那麼強烈。現在我告訴自己,當時的任何歡樂是多麼不應該,特別是姥姥原來病已垂危!我決心不再交男朋友,我想只有這樣才能為自己贖罪。

  

在以後的兩個月時間里,我一直呆在成都、和南南、姐姐一起忙於尋找個家在成都附近公社的「親戚」,以收容找們。

  

我們必須在秋收結算分配糧食之前找到這個人,否則下一年我們就沒飯吃了——國家只供應我們一年,下一年一月就到期停止了。

  

平來看我,但我不理他,叫他不要再來了。他給我寫了許多信,我拆也不拆開就扔進火爐里——這種方式我可能是從俄國小說里學來的。溫從寧南回成都,帶來了我的戶口簿和行李,但我卻拒絕見他。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他,擺出不認識的樣子,我只看見他迷惘的一瞥,好像深深受到傷害。

  

溫回到了寧南。一九七零年夏季的某一天,他的村于附近發生林炎火災。溫和一個朋友拿起掃帚就衝出去救火。風捲起一團火向他朋友迎面撲來,使這個年輕人的臉部留下一道道疤痕。此後不久,這兩個朋友離開了寧南。越過邊界進入寮國,這裏左翼游擊隊正在和美國人打仗。那段時間,雖然政府禁止,許多高幹子弟,仍偷偷越過邊界到越南、寮國去和美國作戰。這些年輕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滅了,希望從打「美帝」中重新找到自己的青春理想。

  

到寮國后不久,有一天,溫聽到警報聲,美國飛機來了。他第一個跳起來,拿槍向外沖。但是他沒有戰鬥經驗,又剛到不熱悉地形,一腳踏上自己人埋的地雷,頓時被炸得粉身碎骨。我對他最後的記憶是他在成都一條泥濘挑戰巷口望著我的那雙困惑、受傷的眼睛。

***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林彪以那年早些時間在中蘇邊界上發生武裝衝突為借口,下令全國處於急戰備狀態。他以疏散為名,把軍隊里的反對者和那些被清洗的最高層領導人攆出北京,把他們軟禁或關押在全國各處。各地的革命委員會也利用這個機會加速驅逐他們不要的人。東城區的五百多名幹部被逐出成都,下放到西昌地區一個稱為「牛郎壩」的偏遠山鄉。我母親也在被趕之列,臨行前允許她回家十天安排子女、收拾行李。她把小黑和小方送去宜賓,雖然俊英娘娘半身已癱瘓。但是宜賓還有別的伯父、娘娘可以照料他們。京明則被下放到成都東北方五十哩外的一個公社落戶。

  

南南、我姐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德陽縣的公社願意接納我們,此地離京明落戶的公社不太遠。我姐姐男朋友「眼鏡」的一位同事是這裏的人,他樂意把我們算作他的侄女。雖然我們沒有證明證實親戚關係,但沒有人想查個究竟,只要我們是勞動力就行。這個地區的一些公社缺人手。

  

因為每個隊最多只能接納兩個,我們被分配到了兩個生產隊,我和南南同一個生產隊,我姐姐獨自去了三哩外的另一個隊。這裏還有火車,不過得在鄉間田坎小路上步行約五小時才能到達火車站。

  

就這樣,我家天南海北,七口人分散在六個地方。小黑倒很高興離開成都,他正在讀中學,用的語文教材是一些老師和工宣隊員編的,裏面有課文指名點姓譴責我父紊。小黑因此成了同學們歧視、欺侮的對象。

  

一九六九年初夏,他的學校被派往成都郊區農村幫忙收割麥子。男孩和女孩們分別在兩間大倉庫里打地鋪。一到晚上,滿天繁星的蒼穹下,田坎路上是一對對漫步的少年們。愛情的蓓蕾葫發了,我十四歲的弟弟愛上了同組的一位姑娘,幾經躊躇后,他終於鼓足勇氣,利用在田裡割麥子的機會,緊張的接近那個女孩,約她晚上出來散步。她低著頭,什麼也沒說,小黑以為她默許了。

  

那天夜晚,在迷人的月光下,小黑倚著千草堆,帶著初戀的激動心情,焦急地等待意中人。突然一聲口哨,一群班上的男孩子跳了出來,把他圍在中央,像皮球似地推來攘去,用粗話罵他,然後把一件外衣蒙在他的頭上,拳打腳踢。小黑好不容易才逃脫,踉踉蹌蹌跑去敲一個老師住處的門,大聲喊救命。老師開了門,一掌把他推了出來,說他管不了,不許小黑再打攪他。

  

小黑不敢回住處。只好在乾草堆里躲了一夜。這時他才明白是心上人叫來那些打手,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一個「走資派」的兒子居然敢厚著臉皮向她求愛!

  

回成都后,小黑向他的兄弟伙求援。他們來到他的學校「走一轉」,耀武揚威一番,還牽著一隻大狼狗。他們把帶頭打小黑的那個學生從教室里拖了出來。那人渾身發抖,臉色死灰。但在兄弟伙要動手「教訓」他時,小黑髮了憐憫心,要他的舵爺饒了那人。

  

憐憫已成了一種陌生的觀念,被看作是愚蠢的表現。結果小黑受到變本加厲的欺負。他想再請他的兄弟伙幫忙,可是這些人對他說他們不會幫助一個「蝦子」。



  

到宜賓后,小黑對又要上學憂心忡忡,擔心再受氣。沒料到,他甚至可以說是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教師、管理學校的工宣隊和學生們似乎都聽說過我父親,公開表示敬佩。小黑馬上被咖眼相看,學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女朋友,最霸道的男孩子都讓他三分。小黑看得出來,我父親在宜賓是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儘管人人都知道,他現在倒了楣,知道「二挺」大權在握。在「二挺」統治下的宜賓,民眾過著恐怖的生活,數以千計的人在武鬥或私刑拷打下身殘、死去。我家的一位朋友僥倖逃生:當他的孩子到停屍房為他收屍時,發現他還有一口氣。

  

宜賓老百姓嚮往過安定的生活,渴望有不濫用權力的共產黨幹部,嚮往有致力於建設的政府,於是懷舊的情緒全集中在我父親當專員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共產黨最得人心的時期——他們剛取代了國民黨,結束了飢餓,建立了秩序,還沒有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也還沒有發生人為的飢荒。在民間,我父親和過去的美好時光等同起來了,成了與「二挺」鮮明對比的好官。

  

由於我父親的緣故,小黑在宜賓過得很愜意——雖然他從學校里什麼也沒學到。新編教材除了《毛澤東選集》就是《人民日報》社論。而且誰也管不了學生——毛澤東還沒有收回他鄙視正規教育的「最高指示」。

  

教師們和工宣隊想要小黑幫忙維持秩序。但是在這裏甚至我父親的威望也無濟於事。小黑漸漸被一些男孩子稱為老師的「走狗」。有關他的流言蜚語傳播開來,說他在街燈柱下摟抱他的女友——這在當時可是一種「資產階級罪惡」。小黑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被責令寫檢討,還發誓要思想改造。那姑娘的母親到學校來大吵大鬧,要學校送她女兒去做檢查,證實女兒的貞操。在這幕鬧劇后,她帶著女兒退了學。

  

小黑在班上有個好友,一個人人喜歡的十七歲少年。他有個很敏感的痛點:他母親從未結過婚,但卻生了五個孩子,每人有不同的、不知名的父親。過種情況在當時的社會十分罕見,雖然官方說不應該歧視「私生子」,可這還是個不光彩的名聲。如今,在一次政治運動浪潮中,這個少年的母親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批鬥,男孩對有這樣的母親感到恥辱,他私下告訴小黑說他恨她。一天,學校頒發最佳游泳者獎(毛澤東喜歡游泳)。學生們一致選了這個少年,可是審定會後卻沒有他。原來一個青年女教師反對說:「我們怎麼能選這種人,他媽媽是個『破鞋』呀!」

  

那位男孩一聽說,抓起一把菜刀就衝進這個教師的辦公室,要和她拚命。同學把他拉住了,那老師嚇得躲了起來。小黑看得出這件事給他的朋友的傷害多麼大:他第一次失聲痛哭。晚上,小黑和一些同學來陪他。第二天,他不見了,直到後來屍體被衝上金沙江岸。投江之前,他先緊緊捆住了自己的雙手。

  

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清除中國文化中的封建東西,相反地,它賦予這些東西政治上的尊嚴地位。現代專制和古代的偏狹互助互長,封建道德的罪人現在變成了政治上的犧牲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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