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3日訊】【導讀】20世紀70年代，寫作組在中國大陸曾經領導官方輿論。影響最大的是以「梁效」為主要筆名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羅思鼎」等筆名的上海市委寫作組；以「初瀾」為筆名的文化部寫作組；以「唐曉文」為筆名的中央黨校寫作組和以「洪廣思」為筆名的北京市委寫作組等。中共的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幾乎每期都有這些寫作組的文章。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解放軍報》，也常在最突出的位置發表寫作組的文章。寫作組對當時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影響很大。丁東的文章記錄了「寫作組」背後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命運沉浮的。

（一）



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時，毛澤東已經年邁多病，深居簡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機構成員實際上對這些運動態度並不一致。力主推動運動的一方更多地通過寫作組發號施令。寫作組的文章，通常以筆名出現，但又在黨報黨刊最重要的位置發表，有的還由新華社發通稿。雖然除常用的筆名，還有許多一次性出現的筆名，讀者無從判斷他們是哪個寫作組，但他們的文章又分明口含天憲，各報轉載。

在當時，寫作組的化名文章，是不容質疑的，必須貫徹執行。比如初瀾一篇批判晉劇《三上桃峰》的文章，就使數以千百計的官員挨了整，下了台，有的還被關起來隔離審查，山西省委的領導機構也因此改組。在當時，寫作組的政治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但他們的存在方式卻十分神秘，不為人知。直到最近幾年，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陸續出版，才公開披露出某些寫作組的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成立於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發出了該組整理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由此啟動了席捲全國的批林批孔運動。該組也就成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機構。據當事人范達人回憶：

這一組織最初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後來用了許多筆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施鈞、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筆名是「梁效」。為什麼取「梁效」這一筆名呢？記得在此之前年初，我們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名義。當時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筆名。他說如果報刊上經常出現「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署名文章，有點不大好。姚將其意見通過《紅旗》編輯告訴了李家寬，李向遲群、謝靜宜作了彙報。遲、謝同意用些筆名並說這樣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參加大批判，而不僅是兩校。於是，後來一些份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筆名。用什麼筆名呢？在一次會上遲群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當時建議用「梁效」，因為一則北大、清華是兩個學校，「梁效」與兩校諧音，再則用「梁效」兩字從語音聽亦不錯，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當時遲群對我的建議未置可否，李家寬等人倒同意用這一筆名。後來，「梁效」竟成了我們的主要筆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這一名稱逐漸被淡忘。

關於「梁效」的組織形式，周一良回憶：「梁效」設立支部書記一人，由遲群、謝靜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名幹部擔任；副書記二人，北大清華各出一名。三十幾名成員中，除兩校之外，還有少數人民大學的教師。

范達人回憶：「梁效」有三個頭頭，即李家寬（原為中央警衛師八三四一部隊文書科副科長，當時是北京大學黨委常委，軍宣隊代表）任大批判組黨支部書記，實際負責人；宋伯年（原為北京大學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北大中文系畢業，曾任外國留華學生漢語教師）任大批判組黨支部副書記，王世敏任大批判組黨支部副書記。周一良、湯一介、范達人、楊克明、王朝文和盧振義為黨支部委員。

「梁效」寫作組存在的三四年間，共發表文章181篇。

范達人回憶：「梁效」在組織紀律性方面，要求甚為嚴格。大批判組內編寫什麼材料，撰寫什麼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沒有公開發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組內與此事無關人員談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氣。除非需要，才在較大範圍內討論。

周一良也回憶：除老教授晚間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時間都須到班。「梁效」紀律森嚴，不得隨便請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內容。集中駐地在北大朗潤園的北招待所，門禁森嚴，給外人以神秘之感。「梁效」主要任務是寫作，由中青年同志擔任，被「四人幫」利用製造了不少反動輿論。寫作意圖由遲、謝兩人下達，或由《紅旗》、《人民日報》等報刊的編輯口頭傳達，有時甚至寫成書面提綱交給各寫作小組。幾個寫作組之外，有個研究組，后改名註釋組，幾名老教授在內。江青聽毛XX談話，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過遲、謝兩人命令這個組查閱報告，起了供顧問諮詢的作用。「梁效」還要求老教授對於寫作組的文章在文獻典故方面發揮所謂「把關」的作用。

關於「梁效」受誰領導，范達人說：儘管江青與「梁效」來往不少，但是，在我看來，「梁效」應是毛澤東通過謝靜宜、遲群掌握的寫作班子。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批示和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口頭傳達、貫徹。「梁效」所宣揚、倡導的是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事隔二十多年後，謝靜宜於1998年元月8日告訴筆者：「1975年5月，我就『梁效』今後的任務請示毛XX，毛XX說：一、繼續寫文章；二、選一些好文章給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人做點古詩詞註釋；四、江青如果找你們選文章和做註釋，可以幫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義寫信，送材料，你們就不要替她做了。毛XX說最後一句話時還拍著我的肩膀。江青在一次會上把『梁效』稱作她的班子。我當時反駁說，這個班子是毛XX提議建立的，是按毛XX的指示工作的。江青聽后馬上改口說，那就更好了。」

至於「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和張春橋與「梁效」則無直接關係。姚文元與「梁效」也談不上有什麼領導關係，他只不過通過《紅旗》和《人民日報》向「梁效」約稿或提些建議罷了。

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前身叫「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成立於1968年9月，由張春橋、姚文元指定徐景賢領頭，實際上由朱永嘉負責。直到1971年五六月間，由上海市委寫了正式報告，7月，經張春橋、姚文元批准，過渡為上海市委寫作組。1974年6月1日，朱永嘉發信請求張春橋、姚文元，要求把寫作組改名為社會科學院。張春橋6月3日批複「不忙建立」。姚文元批複說「我覺得寫作組（或寫作班子，這個名稱不一定不好聽，中央文革也叫小組），還是按照上層建築領域革命的需要，今後的戰鬥任務及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來考慮組織形式較為實際，不在乎名稱，而在乎實際」。上海市委寫作組最初由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擔任領導核心。1973年5月，肖木調北京任王洪文的政治秘書，王紹璽補入核心。1976年6月，又增補顧澄海、陳冀德、章樹琨3人為核心。寫作組的正式成員有45人，分為歷史、哲學、文藝、經濟、自然辯證法和秘書六個組，後來以借調使用辦學習班、培養理論骨幹等方式建立外圍組織，層層向外擴展。到1976年，寫作組本部及外圍組織人員發展到近500人。

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筆名除丁學雷、羅思鼎，還有康立、方澤生、方岩、石一歌、伍丁、戚成樓、史鋒等。上海市委寫作組，主要是張春橋、姚文元掌握的寫作班子。但指導思想，與「梁效」並無不同。

1975年，鄧小平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也組織了一個秀才班子，為否定「文化大革命」造輿論，這就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當事人馮蘭瑞回憶：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四人幫」還在台上。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建立了這個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機構。由於當時黨中央還在「四人幫」的控制之下，鄧小平僅僅是國務院副總理，這個機構只能設在國務院，由鄧小平直接領導。

政治研究室的領導共有七位：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鄧力群、李鑫。不過經常見到的只是胡喬木、于光遠和鄧力群幾位，李鑫根本沒見過，只知道是康生的秘書。

政研室成立以後的工作，主要是根據鄧小平指示，收集研究資料，代管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寫一系列文章，幫助學部籌辦《思想戰線》等等。幫助學部和在東城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繩負責，幫助經濟研究所和建立國家計委研究所的工作由於光遠負責。最初寫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題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以下簡稱《論總綱》），是後來被「四人幫」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兩校（北大、清華）大批判組說：「《論總綱》是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授意編寫的，其中集中了鄧小平1975年的一系列講話。」這個說法大體不錯。《論總綱》是胡、于、鄧幾位室領導組織寫作的，我沒有參加，據我所知,《論總綱》曾數易其稿，胡績偉、蘇沛、滕文生、龔育之、吳冷西先後參加過寫作。第一二稿由胡績偉主持寫出，最後一稿由鄧力群來主持寫。從寫作過程看，《論總綱》一文是集體的作品。

鄧小平將寫作班子命名為政治研究室，表明他傾向於機構的正規化，和張春橋、姚文元不贊成機構正規化的態度正好相反。

1975年11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后，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停止工作，成了運動的重點。在當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可能形成兩種輿論唱對台戲的局面。

（二）



成立最早、國際影響最大的寫作班子，是正式成立於1963年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據當事人吳冷西回憶：

黨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一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組長康生，我是副組長。小組成員包括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另外還有我們寫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許立群、姚溱、喬冠華（他在中蘇兩黨會談開始后被指定為副組長）、王力、范若愚、胡繩、熊復。不久胡繩、熊復因病都沒有參加這個工作。陳伯達是非正式的「機動」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

其實這個小組1962年11月就開始工作，從1962年12月起，寫作班子就集中在釣魚台，到1963年2月毛XX從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決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年5月開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之前，寫作小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風暴來臨前夕，這個班子就解散了。

而這個班子的雛形，還可以追溯到更早。吳冷西回憶：其實，起草反修文章的人，從1960年起草《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的時候起，隊伍就慢慢形成了。

在1960年開始的時候，在北戴河會議前後寫《答覆書》的主要還是幾位秀才親自動手，那個時候大家也比較年輕，都是四十歲出頭一點，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後來才慢慢增加一些幫手，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給他們講一講，由他們先起草，然後再同他們一起修改。這樣就慢慢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班子。這個班子就是後來中蘇公開論戰的時候我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礎。

沒有人說過這個在「文革」前就結束了的起草小組與後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有什麼關係。但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可以作一點探討。

1964年7月，毛澤東提議成立領導學術批判的小組，要陸定一當組長。陸定一推說幹不了，提議彭真當組長。當時確定由彭真當組長，和周揚、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組成五人小組。彭真當組長后，開了座談會，成立了學術批判辦公室，胡繩當辦公室主任，成員包括許立群、吳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二月提綱」就是學術批判辦公室成員姚溱、許立群在1966年2月起草的。毛澤東批評了「二月提綱」以後，1966年4月決定成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起草小組，名單是江青定的，組長陳伯達，成員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1966年6月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時候，原起草小組的吳冷西沒有了，陳亞丁換成謝鏜忠，加了姚文元。

這些寫作組的辦公地點都是釣魚台。毛澤東在1965年以前，主要在國際領域反修，重點對象是蘇共。1966年發動「文革」，想把反修的主戰場從國際轉到國內，但寫作隊伍不可能徹底換班，所以像康生、王力這些原來對蘇論戰的秀才，進入中央文革是有原因的。

「文革」開始以後，張春橋、姚文元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擔任副組長和組員。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改由楊西光領導，一度受到復旦大學紅衛兵衝擊。張春橋、姚文元通過徐景賢轉告紅衛兵，保了「羅思鼎」。在「一月風暴」中，徐景賢、朱永嘉及上海市委寫作班子一些成員得到來自張、姚的高層消息，以上海市委機關幹部的身份參加了奪權鬥爭，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后，徐景賢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朱永嘉也成為列席常委。原寫作班的主要成員組成市革會專題寫作組，吳瑞武任組長，朱永嘉任副組長，負責起草市革委的重要文件、《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社論等，原華東局內刊和從基層單位抽調的另一批人組成市革會大批判寫作組，由朱永嘉兼管。1968年，市革會專題寫作組和市革會大批判寫作組一度解散，參加工宣隊。不久，在北京主攻《紅旗》雜誌的姚文元，又讓徐景賢在上海領頭成立「《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而實際由朱永嘉負責。1971年再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寫作組。

（三）



「文革」前的寫作組和「文革」中的寫作組，到目前為止得到的評價有很大差別，後者名聲很臭，前者無人非議。

在社會輿論中，這些寫作組被視為「四人幫」的追隨者，受到鄙視和譴責。北大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位老教授被諷刺為「四皓」。後來馮友蘭和周一良留下了回憶錄，講述了他們那一段的心路歷程。這些頗費躊躇的筆墨，發表后引起過不少爭議。歷史學家陳旭麓曾為上海市委寫作組外圍組織「近代史組」負責人。他去世后，由他的學生編輯出版了《陳旭麓文集》，在第四卷《浮想偶存》中，收有他給鄭雲山、左步青等人的信，從這些信中知道，他因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一般性問題」，被調查了七年，「代價是六十歲變成了六十七歲」。余秋雨同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瓜葛，至今爭論不休。

總的來說，不管北京、上海還是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當年能進入寫作組，都感到一種榮幸，他們都想以自己的知識和才能為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服務。如果判斷進寫作組的人都是道德品質不端的投機之徒，只是一種事後諸葛亮的邏輯。在當時，有機會進入寫作組而又拒絕參加者，可以說非常之少。

寫作組成員從年齡上可以分為老年、中年、青年。經歷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分析。像馮友蘭這樣解放前已經自成一家的學者，進入寫作組就面臨著一個否定自己原來學術思想乃至整個價值觀的問題。關於這一點馮友蘭在他晚年作過自我解剖。老知識分子，在解放后歷次運動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夾著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觸及靈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驚弓之鳥，噤若寒蟬。到批林批孔時，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這時不說是受寵若驚，起碼也有知遇之感。中年知識分子，從走上社會之日起，所習慣的就是一切聽從黨安排。在他們的經歷之中，50年代跟著黨批判胡適、胡風，反右派，拔白旗，60年代批判修正主義，都是理所當然的。「文革」中，批林批孔，或者批判其他的對象,也是理所當然的。至於青年，「文革」初期從大中學畢業后，都進了農村、工礦、軍營，接受再教育，參加寫作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進入知識文化界的機會，他們當然樂於接受。

參加寫作組的人數雖然不多，但這些人的筆杆子都比較好使。當時用人的標準首先是聽話，是願意緊跟毛XX的戰略部署，同時也要看能力。選入寫作組的人，肚子里都是有墨水的，一部分還是某一學科的頂級專家。「文革」時的中國是一個封閉社會，政治信息不透明，學術思想信息的傳播也受限制。但寫作組成員在為當時政治服務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較多的一般知識分子看不到的學術資料和思想信息。就中老年成員而言，他們先他人一步回到讀書寫作環境；對於青年成員而言，他們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接受了一種特殊意義上的學術訓練。到了80年代，參加過寫作組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在中國學術、文化界比較活躍，其中不少處於領先地位。

馮友蘭、周一良寫回憶錄時年事已高，回首平生的時候，還算敢於正視自己。而年輕一些的，則還要面對社會生活。他們不能夠坦言過去，似乎有失君子風度。但從實際情況考慮，主要是因為內心恐懼。因為寫作組的經歷畢竟仍然是他們頭上一片不散的陰影。

文章來源：《文史博覽》2005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