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7日讯】一九二零年，一个叫扎米亚京的俄国作家写了一本题为《我们》的小说，描绘了一个叫做“至高无上国”的乌托邦极权主义社会。
这个社会的成员都穿统一的制服。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号。他们住在透明的玻璃城市中，连私人生活中的细节都暴露在国家面前。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都由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安排好了，只需要按照国家公布的日程表去按部就班地完成。
这个社会只有一份报纸，叫国家日报。科学叫国家科学，由国家科学院主管。诗人和作家也由国家的一个委员会来安排他们的写作。国家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工厂用来生产统一的音乐。
这个国家唯一的领袖叫“大恩人”，他依靠一个权力极大的警察机构来监视全体居民。“大恩人” 除了把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置于自己彻底的控制之下，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至高无上国”建造了一𩨄巨大的宇宙飞船，要把宇宙中有其它有生命的星球也变成象“至高无上国”一样，这𩨄飞船的名字就叫“一体化”。
小说是用日记的体裁写的，主人公和所有“至高无上国”的居民一样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D-503。他是一个为建造“一体化”飞船工作的科学家。他原来 是这个社会循规蹈矩的成员，后来认识了一个叫I-330的年轻妇女并堕入情网。
这个妇女是个反抗极权主义通知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她的影响下，D-503身上人的自由意志逐渐苏醒，开始对这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不满并加入了地下组织。但后来事机不密，“大恩人”的警察机构破获了这个方康组织。D-530接受了“至高无上国”为反抗分子所发明的特殊脑部手术，去掉了想像力和自由意志的神经。最后，I-330被警察用酷刑折磨至死，而曾经是她的同志和情人的D- 503就坐在她的对面安静地观看。
这部小说是对极权主义政权一个天才的预言。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刚建立两年，正忙于内战，还没来得及发明那些控制人的思想和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的手段。
在扎米亚京笔下，“至高无上国”的独裁者“大恩人”有一个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样光秃的前额，这很明显是指列宁，因为这不但和列宁的外貌一样，而且“象苏格拉底一样的前额”恰恰也是列宁的追随者对这个独裁者的奉承。
这个“至高无上国”之所以能维持其统治，最关键的是它消灭了人的自我意识，包括个性，情感，梦想和想像力，用书中的话说﹕“人的自我意识确实不过是一种疾病。”因此这个社会中的人只有机体的概念，即“我们”，而没有“我”。这也就是这本小说书名的含义。
另一个重要的维持统治的手段是利用人本性中的一种矛盾：既向往自由，又对获得自由后个人必须承担生活中的所有的责任感到恐惧。独裁者的伎俩是对群众宣称﹕如果你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我就保证给你幸福。用“大恩人”的话来说﹕人们从出生之日就为之祈福，渴望和焦虑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有一个让他们一劳永逸地知道什么是幸福，然后把自己心甘情愿地拴在这个幸福的铁链上吗﹖
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是﹕当D-503被捕后，正是“至高无上国”的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全体人民都表示热烈拥护“大恩人”，把自己献给革命。在这个压倒一切的多数面前，D-503再也承受不起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重负，他要和群众一致，于是他自愿接受了那个大脑手术。而拒不接受这种手术的I-330就被用暴力从这个社会中清除掉了。这就是异端分子在这个极权体制下的两种命运。
《我们》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两外两本揭露极权主义统治的小说，即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和奥维尔的《1984年》。今天重读这本书，对于正在反抗极权主义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民和那些已经推翻了极权统治，但面临着艰巨的社会重建任务的人民来说，扎米亚京所描写的人在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徘徊和矛盾，以及独裁者的“放弃自由，我就给你幸福”的引诱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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