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訊】作為獨裁者，共產黨和納粹的領袖都是些心胸極其狹隘，而且特別容易記仇的人，他們不但容不下別人對自己的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別人對自己權力的挑戰，哪怕這些人是黨內的「同志」，哪怕這些人曾經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哪怕這些人有恩過自己 ，也必定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題記

在納粹黨內，希特勒雖然位居老大，論黨齡卻不及恩斯特•羅姆。這個前德國陸軍上尉，不僅比希特勒更早就加入了納粹黨，是納粹黨黨齡最長的幾個元老之一，而且後來還幫助希特勒一手建立了衝鋒隊，並跟著他一起出生入死，可以說為納粹黨的崛起直至奪得德國的統治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更難得的是，他還是希特勒以親密的「你」而不是客氣的「您」相稱呼的唯一的一個人。

1934年元旦，希特勒曾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羅姆。他在信中承認，衝鋒隊的成績「主要應歸功」於羅姆。這封信最後說：「因此，在民族社會主義革命頭一年結束的時候，我覺得必須向你，我親愛的恩斯特•羅姆，對你為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和德國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表示感謝，並且向你保證，能夠有你這樣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戰友，我對命運是多麼感激。你的懷著真誠友誼與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這封用親密的「你」來稱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 月2 日納粹黨的主要日報《人民觀察家報》上。

但僅僅時隔半年多，那年的6月30日，羅姆和他的衝鋒隊就遭到了希特勒的血腥清洗。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之前，希特勒收到了蓋世太保提交的一份情報，稱衝鋒隊要在當天發動政變，這使他最後下定了剪除羅姆的決心。6月30日早晨7點，希特勒的車隊在一輛國防軍裝甲車的護送下沖進了羅姆等人下榻的療養院。接著，他手持一條馬鞭，後面跟著兩個荷槍實彈的秘密員警，沖進了羅姆的房間，對這位不知所措的納粹元老說：「你被捕了。」之後，希特勒又到了羅姆隔壁的房間，對羅姆的親信海因斯怒吼道：「海因斯！限你5分鐘之內穿好衣服，否則我當場斃了你！」 與此同時，其他房間裏的衝鋒隊成員都被揪出來集中，然後一個個從羅姆面前走過，被押解上外面準備好的大客車。到6月30日晚上，大約有200多衝鋒隊頭目被關押在慕尼克監獄。希特勒起初給羅姆一個自殺的機會，羅姆不予理睬，於是黨衛隊頭目艾克將羅姆處決。從6月30日下午開始，希特勒衛隊頭目迪特裏希手持黑名單，將監獄裏的衝鋒隊囚犯分批提出來槍決。與此同時，戈林和希姆萊在柏林也開始動手，大批犯人被押到裏施特費爾德軍營被行刑隊槍決，步槍齊射的聲音在軍營附近整日回蕩。

希特勒之所以要對他的親密戰友羅姆下如此毒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一向狂妄自大的羅姆對他的獨裁權威提出了公開挑戰，希特勒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嚴重威脅。

兩人的爭端源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首當其衝的是要不要進行「二次革命」。

為了爭取底層民眾的支援，壯大奪取國家政權的力量，納粹黨在黨綱中曾提出過一些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主張。比如：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砸碎利息奴役制；對迄今已經組合起來的所有企業實行國有化；分享大企業的利潤；沒收大百貨公司,廉價租賃給小公商者，等等。

納粹上臺後，一舉摧毀了以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為主的左派，但以大企業界和金融界、貴族和容克地主以及牢牢控制著陸軍的普魯士將軍為代表的右派仍舊存在。納粹黨中的「激進分子」不滿足于僅僅除掉左派，在此之後。他們的想法是要把右派也一起除掉，而主張「二次革命」的羅姆就是這些人的代表。此時，他手下的衝鋒隊已達200 萬人左右，幾乎是陸軍的20倍。1933年6 月間，羅姆發出警告說：「德國革命的道路上已經贏得了一個勝利—–對推動德國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衝鋒隊和黨衛隊決不允許革命在半途被出賣—–如果有市儈認為民族革命的時間已經太久了——那未現在的確是應該結束民族革命，轉而進行一場民族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了—–我們將繼續鬥爭——不論有沒有他們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話，向他們鬥爭—–我們是完成德國革命的不可腐蝕的保證者。」在8 月間，他又在一次演講時說：「今天仍有擔任官職的人對於革命的精神毫無瞭解。如果他們膽敢把他們的反動思想付諸實踐，我們將毫不留情地要把他們幹掉。」

但希特勒的想法卻與羅姆不同。在他看來，納粹黨的社會主義口號只不過是宣傳而已，只不過是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爭取群眾的一種手段。現在他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對於這些口號就不再感到興趣了。他現在需要時間來鞏固他的地位和國家的地位。至少在當時，必須巴結右派——企業界、陸軍和總統。他並不打算使德國陷於破產的境地，從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權的生存。因此，在他看來，絕不能有什麼第二次革命。希特勒在1933年7 月1 日對衝鋒隊和黨衛隊領袖的講話中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德國現在需要的是秩序。「對於任何破壞現有秩序的企圖，我將同所謂第二次革命一樣加以無情的鎮壓，因為這只會造成混亂。」7 月6 日，他在總理府對各邦的納粹黨邦長重新提出了這個警告：「革命並不是一種永久不斷的事情，絕不能允許它成為這種事情。必須把革命的激流引導到逐步發展的安全的河道裏去—–因此，我們絕不能排斥一個好企業家，即使他還不是一個民族社會黨員，特別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民族社會黨員一點都不懂得他的業務。在企業中，唯一的標準必須是能力—–」

希特勒與羅姆的另一個重大分歧是衝鋒隊的地位和宗旨。據《第三帝國的興亡》介紹，納粹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就主張，衝鋒隊員應該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軍事力量。他們應該提供納粹黨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羅姆看來，衝鋒隊不僅是納粹革命的骨幹力量，而且是未來革命軍的核心，這支革命軍對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義務軍對拿破崙的作用一樣。現在已是這樣的時候了，應該推開反動的普魯士將軍（他輕蔑地稱他們為「老傻瓜」），組織一支革命的軍隊，一支人民的軍隊，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國街道的強悍的助手們來領導。

這種想法同希特勒的觀點大相徑庭。他比羅姆或任何其他納粹黨人更加清楚，沒有陸軍將領的支援，或者至少說沒有他們的默許，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權的；至少在當時，如果他要繼續執政，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決於他們的繼續支持，因為他們仍舊有著如果高興的話可以攆走他的實際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預見到，在不會很久的將來，當86歲的德軍總司令興登堡逝世的時候，他在這個關鍵時刻，將需要陸軍對他個人的忠誠。此外，這個納粹黨領袖還相信，只有軍官團才能幫助他實現他的在一個短時期內建立一支強大的紀律嚴明的軍隊的目標，因為軍官團有著它的軍事傳統和人才。而衝鋒隊只不過是一群烏合的暴徒，只能在街頭毆打鬧事，很少有現代軍隊的價值。況且，它的任務現在已經完成了，從今以後，就必須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臺。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羅姆的看法是不可調和的。

意見的分歧勢必伴隨著兩人之間的權力爭鬥，從1933年夏天開始到次年6 月30日，這種分歧和爭鬥可以說是愈演愈烈。最終，當希特勒得知，1934年4月間，羅姆因為自己明確拒絕了他改造國防軍的建議，異常惱火，開始主動和納粹黨內外的社會主義派別接觸，尋求他們的支援，準備在納粹黨代表大會上同自己攤牌；而反對納粹黨的前總理、軍人政客施萊切察覺到納粹黨即將分裂，也積極和羅姆接洽時，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他終於決定跟羅姆撕破臉面，從而上演了6月30日的血腥一幕。

事後，當希特勒在7 月13日的國會演講中提及他對羅姆的處置時，竟公開聲稱：「如果有人責備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法庭，那麼我只能說：在這個時刻，我要對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還另外補充了一句：「將來人人都必須知道，如果有人竟敢舉起手來打擊國家，那麼他的下場肯定是死路一條。」

在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類似的內部清洗也屢見不鮮。

別的不提，就拿毛澤東跟劉少奇來說吧，論黨內的資歷，劉雖比毛要稍欠一籌，但也是屈指可數的中共元老之一。此外，他與毛還是湖南同鄉，很早就在一起共事。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時代，劉為奠定毛在黨內的獨裁地位，奔走呼號，竭盡全力，終於使毛如願以償。當然，毛對他也不薄，投李報桃，提拔他當上了中共的「二把手」。可以說，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毛劉兩人關係親密，合作無間。但在奪取政權之後，這段蜜月期很快便結束了。導致他們之間關係出現裂痕的主要原因，是兩人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產生了一系列越來越大的分歧。比如，在關於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誰是中心、誰是主要矛盾的問題上，毛劉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關於奪取政權以後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曾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中共「八大」以後，兩人的看法卻開始出現了分歧。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說，隨著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還說：「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復審閱定稿的。大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決議》批准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並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確概括。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判斷與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吻合。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便對《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產生了疑問。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後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完全動搖了對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類似這樣的分歧還有不少。然而，儘管1 949年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不斷增多的趨勢，但直到1961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仍表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說：「我死後，就是他。」 然而，僅僅過了三個月，毛就對自己的選擇提出了質疑。事情源於劉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會」上對毛的「突然襲擊」。

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饑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級官員怨聲載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有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交書面報告。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沒有念事先起草好、並已印發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作說明，實際上是另作了一個口頭報告。事情就出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雖然經過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但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口頭報告時有許多即興的臨場發揮，有些提法、判斷毛澤東事先並不知曉；有些話不無刺激，令毛澤東十分不快。

比如劉少奇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無疑是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又比如劉少奇在談到錯誤和成績的比例時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的這些話，在當時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很有刺激性。因為在中共黨內，首先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的恰恰是毛澤東，而且是經常這樣講。現在劉少奇說「不能到處這樣套」，這在客觀上就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況且他是在那樣一個場合講的，可以說是在全黨面前。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二者哪個是主要的呢？各地情況不一樣，應具體分析。他說，有些地方工農業減產，天災是主要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話突破了毛澤東的估計，毛澤東聽了自然不會高興。還比如，劉少奇在講到「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面上看是講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只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10年再「做出結論」。這些話，對於把「三面紅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澤東來說，當然不順耳。

總之，在中高級幹部大會上，作為黨的「二把手」的劉少奇竟然公開間接批評毛，而且是在事先沒有向毛通報的情況下，採取了突然襲擊的方式，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對一向獨斷專橫的毛澤東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難想知。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武漢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劉少奇先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稱「西樓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五月會議」），鑒於國民經濟處於非常時期，確定了經濟調整的方案，劉少奇同意陳雲、鄧小平、鄧子恢等的意見，主張「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單幹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趕到中南海游泳池，毛遊興正濃。劉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在池子裏聲色俱厲地質問劉：「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一驚，似覺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裏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都顯得有些動感情，毛淤積在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而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據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說，劉少奇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澤東的不滿，取得了毛對實行調整舉措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其實恰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記仇的人，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那番話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認定劉少奇居心叵測，就是要像赫魯雪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

更讓毛澤東不安的是，劉少奇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少奇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紛紛下去了。這讓毛著實領教了劉的厲害，心裏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驟然激化，發展到了公開爭論的地步。

會前，毛已經為劉在動員黨內領導幹部下去指導四清運動的問題上講話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範圍的會議上大發了一通，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出於照顧毛澤東身體的好意，會前，主管會務工作的鄧小平曾勸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參加會。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來，毛在會上講話中強調正在進行的「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對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在毛講話時插話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結果兩人當場頂了起來，會場上的氣氛相當緊張。

毛澤東對劉少奇竟敢當眾頂撞自己大為光火，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氣衝衝地進來，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當場質問劉少奇、鄧小平二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甚至還對劉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晚上，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部分中共領導、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一些勞模、科學家吃飯，過生日。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讓錢學森、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往常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總是談笑風生。這一次卻是一臉嚴肅。席間，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麼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接著便十分嚴厲地指出：「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宴會的氣氛可想而知。據參加了這次宴請的薄一波回憶說：「席間鴉雀無聲。」

不僅如此，自覺顏面大失的毛還執意要讓劉少奇檢討認錯，示意陶鑄、謝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壓力。但劉少奇一開始相當固執，拒絕低頭認錯，弄得毛一時下不了臺。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長調解黨內矛盾的本事，從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

周恩來的調解雖然暫時化解了這場風波，卻無法彌合毛、劉之間愈來愈深的裂痕與矛盾，而且這種明顯「拉偏架」的做法和黨內一邊倒的形勢，使得毛澤東更加無所顧忌，自認有「理」而不肯善罷甘休。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上，當劉少奇檢討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時，毛非但沒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當場頂了回去，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果然，這之後沒多久，毛便一手策劃和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這場來勢兇猛的「大革命」中，與毛意見不和並敢於挑戰其獨裁權威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轉眼之間就被打成了「中國的赫魯雪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叛徒、內奸、工賊」，不但被「永遠開除出黨」，而且落得了個「死有餘辜」的下場。

希特勒也好，毛澤東也好，作為獨裁者，納粹和共產黨的領袖都是些權力欲極強，心胸狹隘，而且特別容易記仇的人，他們不但容不下別人對自己的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更容忍不了別人對自己權力的挑戰，哪怕這些人是黨內的「同志」，哪怕這些人曾經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哪怕這些人有恩過自己 ，也必定要置其於死地而後快。這就決定了他們在黨內權力鬥爭中表現得同樣心狠手辣和冷酷無情。羅姆和劉少奇相似的命運不正證明了這一點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