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7日訊】在民智處於開啟階段的當今社會，如果直接為統治者唱讚歌，非但起不到愚民作用，可能還會馬上遭到唾罵的。那麼，怎樣為統治者讚歌才能起到洗腦作用從而使民眾對統治者產生好感後與自己「達成共識」呢？這就要使用神不知、鬼不覺的妙招︰讚歌要譜得不但不讓人反感，而且還讓人愛聽，如同夏天吃冰糕一樣爽，可是在不知不覺中連裡面的海洛因也吃下去了。不用說，這個妙招要用在建議性或批評性的文章裡，「核收技術」採用的是「戈培爾原理」︰在多條真話中夾一條具有戰略意義的假話，這條假話就能發揮影響全局的效力。

炮製這種假話的具體操作方法是，把本來不存在的好事物當成既定的事實來陳述，或者當成社會背景來陳述，或當成某種客觀存在來陳述，這樣，讀者就不能不接受了，洗腦措施也到位了，就可以讓你去「共識」了。這樣的陳述，憑空設定了一個「眾所周知」的客觀前提，就不需要論證了，當然，人家只是在文章中帶出來的話，不是主論點也不是分論點，也不需要論證。

請看採用「戈培爾原理」的這個妙招的八個例子——

1、「經濟上不去，執政的合法性就受到質疑」。

這句話，看似揭示執政危機，實際上卻送給當權者一分人世間最珍貴的大禮︰當權者的執政本來就是合法的！

這句話的前提，是先對執政的合法性進行肯定，所以說的是合法性的統治權力遇到危機——經濟難上去。把「經濟上去，執政就合法」這一理念鐵定化，適應了統治者以經濟成就證明政治合法的宣傳需要，隱去了政權合法性來自民選這一根本性大前提，讓人們繼續在「經濟上去了，執政就合法」的欺騙性邏輯上走下去。

有人也許說，這句話所表述的意思是說靠經濟成就證明權力合法性的做法維持不下去了，但這類充分條件句式所表達的邏輯，卻是用經濟證明政治的關係。

2、處理某某事件，「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

同以上那句話一樣，看似是對統治權力進行監視，但隱含著一個相當重大的前提︰首先肯定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因為對不合法的統治權力來說，沒有接受考驗的資格。民眾要對它進行考驗，必然是民眾選了它，然後才看自己選上來的東西在台上幹得怎麼樣，在處理某某具體事件中表現如何，能力如何。把沒有資格接受考驗的統治權力抬高到可以接受民眾考驗的合法性高度，送去的不能不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禮遇。

非合法的權力，來自於惡，來自於幹壞事。要對其進行觀察，就是觀察它在對待某一具體事件上，是繼續多干壞事還是少幹壞事，而不是看它的能力大和小，它還沒有資格讓人們看它的能力大和小。

3、「人民賦予官員的權力，本來是┅┅」，「貪官們忘記了自己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所以┅┅」。

這樣的話，看似在批判貪官，實際上是在為統治權力貼金︰統治人民的政權是民選政權。貼金的辦法是製造謊言。試問，人民什麼時候賦予過官員的權力？人民什麼時候行施過賦予官員權力的權利？這樣的謊言重複得多了，竊來的權力也變得神聖起來了。竊取權力本來就是對民權的剝奪，製造謊言則又是對民意的姦污，可惡不？

4、某某官員的行為，「可能影響政府公信力」。

這句話認可的根本性大前提，是政府是有公信力的，如果沒有公信力，自然就不存在影響公信力的問題。一個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不能不是優秀的政府。這公信力本來是有的，如果沒有某某官員的影響，必然還會更好！——看， 這支讚歌唱得很巧妙，也很有征服力吧？

事實上，非民選政府，是不存在什麼公信力的；如果有「公信」二字，非得選票支持不可，老百姓選得沒選它，還有公信可言嗎？以前老百姓之所以沒選票還對之寄予希望，那不叫「公信」，而叫「公愚」。現在民眾不相信政府了，那不叫政府失去公信力（它不可能失去自己本來沒有的東西），而是民眾有了公民智慧所賦予的穿透力。

5、「黨內改革派」、「改革先鋒×××」、「×××推動政改，可是孤掌難鳴啊」，等等。

如果說1989年以前有「黨內改革派」的話，還能讓人相信，因為那時主張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限制黨權和政權的政改措施已開始啟動，同時黨內不少人有支持民間力量的表現，但是現在再說什麼「黨內改革派」，幾乎等同於瞎編。首先找一找，誰是黨內改革者？如果黨內連一個改革者都沒有，又哪能談得上「改革派」呢？那個所謂的「孤掌難鳴」者，視川震十多萬死難者的沉重代價為「多難興邦」，而且連自己權轄之內的經濟改革內容之一 —— 高稅率都不肯降一毫半分，任那個高稅率壓得國人喘不過氣來，空言幾句改革就成了堅持政改的「改革者」？就是「先鋒」？這顯然都不是事實，但為了洗腦的需要，就非得瞎編不可，不但編造出一個「改革者」，而且不顧「孤掌難鳴」中的那個「孤」字，在紙面上擴大為改革群體——「派」，即「改革派」，並大量地永無止息地重複「黨內改革派」，以便讓天下人看到光明︰黨是好黨，是開明的黨，是有生命活力的黨，是以天下為公的黨，是有希望的黨——黨內的改革者是會降福於百姓的，自由民主會到來的！草民們，咱們由此達成「共識」，歡呼他，支持他，為黨的新生而鼓掌吧！

黨內沒有什麼改革派，現今有的，只能是「微調派」和「死硬派」。「微調派」主張稍對統治手段進行調整，以求緩和社會矛盾；「死硬派」則要堅持一慣的鐵血手段。兩者都是以維護統治權力為目標的，連政治讓步都談不到。

6、「30年的改革，成績是舉世矚目的」。

近幾十年漢語言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非「改革」莫屬，「改革的成就」，是盛世大頌中的主旋律，是皇恩浩蕩、統治合法的最大證明，經過幾十年來日日夜夜的灌輸，已深深地內化到國人的思維之中，也成了學者和文士們行文立論的強大的、不可動搖的社會歷史大背景，所以早已處於理性的質疑之外，在輿論批評中具有「豁免權」，哪個敢對此說個「不」字，那是要「激怒天下」的，特別是要激怒「共識者」們的。

但是，民間的段子可不饒恕「改革」，請聽︰

城管又來了，小販趕快跑！

警察又來了，好人趕快跑！

叫獸又來了，漂亮的女生趕快跑！

改革又來了，全體老百姓趕快跑！

老百姓為什麼喊趕快跑？因為改革是搶劫老百姓的。不是這樣嗎？改革的要義是利益再分配，使之合乎社會公義，可是天下哪裡見過這樣的改革︰越改，百姓越窮，官員越富；越改，貧富差距越大；越改，統治勢力越強大；越改，民間力時越微弱；越改，環境越遭破壞；越改，平民生活越得不到保障；越改，官員越兇殘；越改，刪文封博越厲害┅┅

這哪裡是改革，分明是搶劫和固權！多年來把搶劫和固權說成改革，是為其開脫罪責，是為天朝的穩定建立舉世奇gong和百年大業啊！

7、「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程中，必然┅┅」

這樣的說法，是用經濟學概念對中國的體制進行升級式的榮譽性表揚。計劃經濟和命令經濟是不同的。命令經濟的核心要素是權力運作，說穿了是用長官意志加個人權力操控經濟；計劃經濟的核心要素是科學原則，以事先可以認識到的科學性來指導經濟運作。兩相比較，前者充滿了野蠻無知和不可饒恕的權力罪惡，後者能認識到和科學性雖然有限，遠不如市場經濟的實踐性和高效性，但比命令經濟則有相當的進步性和合理性。前蘇聯和東歐諸國當年實行的就是計劃經濟而非命令經濟，並發展到極致，增長空間已不大了。

中國1949年之後實行的到底是命令經濟還是計劃經濟？事實證明，是罪惡滔天的命令經濟，當年餓死四千萬人的大躍進是命令經濟的惡果，三峽大壩的後患、南水北調的蠢動、濫上高鐵項目和血腥的強拆又無一不是命令經濟的罪惡和變態性延續，均無任何科學性和合理性可言。現在，在不得不放棄命令經濟後，把罪惡的命令經濟說成計劃經濟，進行升級性表揚，對比出前蘇聯和東歐諸國經濟增幅小，從而譜寫中國改革開放的頌歌。這樣的頌歌，隱瞞了起點︰人家起點高，增幅就小些；你起點很低，稍放鬆一點就都成了「偉大成就」，而且「舉世矚目」！這如同光腳的終於穿上了醜陋難看的土布鞋，能展現出「驚人」的變化，而一向穿高檔皮鞋的把普通豬皮鞋換成牛皮鞋，卻並不引人注目。

8、「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

這種貌似客觀式的陳述句，是通過混淆視聽、顛倒是非的方法來表揚當朝的——把當朝統治下的社會說成「傳統社會」！如果中國現在是傳統社會，那當朝是多麼的寬厚和仁慈啊！可是，現在不是傳統社會，而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統治最嚴密的極權社會！傳統社會已經遠去了，連影兒都沒有！

傳統社會不搞政教合一，最高權力者不是意識形態的化身，當不了皇帝加教主；傳統社會都有深固的民間社會，結社和活動是自由的；傳統社會政府不統管經濟，經濟所有權和運作權在民間，產業是私有的；傳統社會新聞輿論是相對自由的，如清末就沒有報禁。所以，傳統社會的統治力量是較弱的，有可能改良的社會基礎和必要條件。而這一切，極權社會都與之相反，不但被可怕的意識形態禁固著，而且政治經濟，言論出版，全操控在統治者手裡，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把如此猙獰可怖的極權社會說成能給自由之花提供沃土的傳統社會，不能不是奉獻給當朝的一支絕妙的讚歌！

被這支讚歌唱得暈過去之後，忘記了改良的社會基礎和必要條件，就會產生一種幻覺——啊呀，你看，我們的老爺總的來說還算是好老爺，會接受我們的改良要求的！

當然，還不止於這八例，朋友們還可以說出許多。不過，僅通過以上八例，我們就領略到文人學士們讚美統治者的妙招。現在要問的是，原創者們如何能想出這樣的妙招呢？回答是，根本用不著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地去想，只要站在體制內立場，本著體制內思維，懷著體制內感情，同時打著「改革」和「社會轉型」的旗號，從求「共識」的願望出發，便心有靈犀一點通，「戈培爾原理」就唾手可得，妙招就自然生成，嵌入社會評論類文章，充分發揮洗腦作用。許多人並不是此妙招的原創者，但自覺或不自覺地拾起這個妙招來用，那正是被洗腦的結果，也正是此妙招原創者所希望的。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