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4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十八 「特大喜訊」
進京朝聖(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月)
(接上期)
文化大革命也產生了許許多多咄咄逼人的道學先生,大多數是年輕姑娘。我的一位同班女孩曾收到一封情書,寫自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她大筆一揮,回信指責那個落入情網者是「革命的叛徒」,「當階級敵人仍猖獗一時,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時,你卻盡在想些不知羞恥的事!」當時這種風氣流行一時。毛澤東號召「不愛紅裝愛武裝」,女性溫柔成了指責對象,不少姑娘說話行事都努力像個粗野的男人,誰不這麼做誰就被看不起。當然,那些日子也沒有表現女性特徵的機會,我們只准穿沒有體型的藍色、灰色或軍綠的衣褲。 。
在戲劇學院里,空軍軍官們天天指揮我們圍著籃球場一圈又一圈地操練。操場旁邊是食堂,一列上隊,我的雙眼就不斷朝那個方向瞟,即使是剛吃了早飯也如此,我每天腦子裡想的都是吃飯,不知是由於肚裏缺少油水,還是太冷,或是操練太枯躁,我不斷想著各種四川菜:香酥鴨、糖醋魚、醉雞,還有數不盡的小吃。
我們這六個姑娘沒有一人有花錢的習慣,再加上覺得買東西好像跟資產階級有某種關聯,所以我儘管一個勁兒想吃東西,也只買過一串冰糖葫蘆。買之前,還經過一段長時間痛苦的煎熬,和別的姑娘反覆討論。後來我回家時,一口氣就吞食了一盒走了味的餅乾,一邊把姥姥在我出發前給我的零花錢幾乎原封不動地退還她。姥姥一把將我摟在懷裡,不停地說:「真是個傻丫頭!傻丫頭!」
我是帶著風濕病回家的。北京冷得水管里的水都結冰了,可我們得在露天操場上頂著刺骨寒風訓練,又沒有大衣穿,一天下來沒有熱水暖暖腳。我們剛到時,每人分到一床毯子。幾天後,更多的姑娘到了,毯子就不夠用了。我們六人一起商量,分給新來者三條,我們合用三條。大家長久以來受的教育是要義不容辭幫助同志。軍官們曾告訴我們,毛毯是戰備物資,是毛主席下令拿出來給他的紅衛兵用的,那時我們都不禁感謝毛主席,現在,毯子沒有了,我們應該更加感謝毛主席,他傾其所有地都給了我們。
毛毯太小,不足以蓋住兩人,除非緊緊擠在一起,可我無法靜卧在一處。自從目睹學校那樁自殺事件后,我便愛做惡夢。父親被帶走,母親去了北京之後,惡夢更加頻繁。我老是睡得不安穩,翻來翻去的,不時翻出毯子外,房間暖氣供應有氣無力,一旦要睡著了冰冷的涼氣就襲來。離開北京時,我的膝關節紅腫得幾乎沒法蹲下。
更要命的是,有些農村來的孩子帶來了跳蚤和虱子。一天,我走進房間,看見一位朋友在哭,原來她在內衣的腋窩處發現了一串細小、白色發亮的虱子卵。我怕極了!因為虱子會引起無法忍受的奇癢,而且使我自己覺得自己很臟。從此以後,我無時不感到身上有地方在發癢,一天有好幾次仔細檢查內衣。所有的折磨使我天天祈盼毛主席快點檢閱我們,這樣我就能回家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們照常在男孩子的房間里學習毛語錄,(軍官和男孩子們出於男女界限不進姑娘的房間)。我們和藹的連長邁著不尋常的輕快步伐走進來,提出打拍子指揮大家唱當時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舉動,令我們十分驚喜。他揮舞著手臂打拍子時,兩眼閃閃發光,臉上喜氣洋洋。當他示意大家安靜,說要宣布一項好消息時,我們馬上就猜到了。
「明天我們要見毛主席了!」他話音未落,我們便歡呼起來。一陣無詞的大叫后,我們的興奮變成了一陣陣的口號:「毛主席萬歲!」「跟著毛主席,永遠鬧革命!」
連長告訴我們,從現在起任何人都不得離開校園,大家得互相監督。「互相監督」在當時是很正常的事,更何況現在是要保護毛主席的安全,我們當然樂意從命。飯後,連長找到我們六位姑娘,壓低嗓門,一本正經地說:「你們願不願意為保衛毛主席的安全出力?」
「當然願意!」我們齊聲回答。他作了個「噓」聲手勢,要我們保持安靜,又低聲問:「明天早上出發前,你們提議大家互相檢查以確保沒有人攜帶違反規定的物品,好不好?你們知道,年輕人容易疏忽……」他早先已宣布過規定——不準攜帶任何金屬物品進入會場,甚至不準帶鑰匙。
當晚,我們無法入睡,整夜大家都在興奮地交談。早上四點鐘,我們起了床,排列整齊,步行一個半鐘頭到天安門廣場去。隊伍開拔前,連長使了個眼色,小胖子就站出隊列,提議互相搜身。我看得出一些人覺得她在浪費大家的時間,但連長笑眯眯地讚許,讓我們先搜他。一個男孩走出隊列來執行,在連長口袋裡發現一大串鑰匙。我們的連長做出一付恍然醒悟、懊惱自己不夠細心的樣子,對小胖子眨眨眼,笑了笑。接者,大家互相搜身。整個成功的表演反映了毛澤東統治下的一種做事方式:即便是命令,也做得要像是老百姓自發的。
清晨時,北京大街在沸騰,紅衛兵從四面八方列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就像大海的浪濤聲。每喊一句口號,小紅書就舉上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形成道道紅光。天亮時,我們到達廣場,在天安門東頭、寬闊的長安街北面,沿著慢車道和街沿整齊排列成行。我站在第七排,後面還有許多排。列隊完畢,大家原地盤腿坐在冰涼堅硬的水泥地上。我的關節紅腫,很痛,坐了一陣,屁股就麻木了。又冷、又困,又無法打盹,就更累了。軍官們不停地打拍子,指揮大家唱歌,。要不同的紅衛兵連隊互相挑戰,讓大家保持高昂的情緒。
接近正午時,只聽得一片片狂熱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自東面似暴風呼嘯而來。我此時已因筋疲力盡而反應遲鈍,好一會兒,才意識到毛澤東站在敞篷車上向我們這個方向開過來了。突然,雷鳴般的歡呼聲在我四周爆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坐在我前面的紅衛兵們一下子都跳了起來,不斷發狂地跳躍,拚命舞動小紅書。「坐下!坐下!」我大叫,但徒勞無益。我們連長反覆交待過,整個檢閱過程都必須坐著,但現在極少有人遵守這條紀律了,大家爭著站起來看毛主席。
因為盤腿坐在地上的時間太長,我的下肢麻木了。有好幾秒鐘,我看到的只是一片上下起伏的後腦勺。當我終於趔趔趄趄地站起來時,只看見汽車長蛇陣的最後幾輛,其中一輛上站著劉少奇——國家主席,他的臉正好朝著我這個方向。
那時,大字報已經在指名點姓地說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反對毛主席。雖然他還沒有被正式打倒,但人人都清楚:他倒台的日子已不遠了。在歷次檢閱紅衛兵的新聞報道中,看得出他的地位無足輕重。這次檢閱,他沒有以中國的第二號人物身份站在毛澤東身邊,而是被安排在後面,幾乎是最後一輛車上。
劉少奇看上去心事重重,情緒低沉,此刻,我對他沒有任何感情。雖然他是國家主席,但他對我這代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我們是在崇拜毛澤東的環境中長大的。如果劉要反對毛,他當然該被打倒。
目睹青年們正狂熱地表達對毛澤東的忠誠,劉少奇一定感覺到他的處境是何等沒有希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本人長期倡導對毛澤東的神化崇拜,在一個很少有宗教意識的國家裡引發了青年人對毛澤東的宗教狂。(此處刪去三行)當然,不管是劉少奇還是別的人也許都無可奈何,無法阻擋崇拜毛澤東的澎湃潮流,毛就有那樣的威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腦子裡並沒有想到這麼多,我全心全意想的是看毛澤東。我把目光飛快地從劉少奇身上移開,掃向車隊前列。我看見了毛澤東寬大結實的背影,右手正穩穩地揮動著。一眨眼間,他就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就是我朝聖的全部?我么久的艱苦等候換來的就只是他的背影?太陽似乎失去了光輝。周圍呢,紅衛兵還在又跳又叫。我注意到身旁的一位姑娘正在刺破右手食指,擠出鮮血在一張整整齊齊摺疊的手帕上寫字。我知道她在寫什麼,千千萬萬紅衛兵都做過這樣的事,報上也不厭其煩地報道:「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看看她,我更絕望了,生命彷彿失去了意義,一個念頭閃過腦海:也許我該自殺?
這個念頭一閃而過了。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我在下意識地衡量自己對多年夢想的破滅到底有多失望,特別是為了追求這個夢想,我受了很多苦,爆滿的火車、紅腫的關節、飢餓寒冷、虱子奇癢、臭水四溢的廁所、終日箭疲力竭。所有這一切換來的只是一眼背影而已。
朝聖就這樣完結了,幾天後,我們動身回家。我算受夠了,一心只想溫暖、舒適,洗個熱水澡。但是,「家」籠罩在陰影中。我記得臨行前那段不安的日子。不管旅行有多麼不舒服,但它不使人擔驚受怕。我與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共同生活了一個多月,從未眼見任何暴力,也不感到恐怖。大家雖然如醉如旖般狂熱,但井然有序,和平無事,彼此都十分友善。
離京前,我接到母親的來信,上面說,父親已經康復,全家都很好。不過她最後加了句話,說她和父親都成了「走資派」,得接受批判。我的心為之一沉,當時我已明白:「走資派」——共產黨幹部——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靶子。我就要看到這會帶給我家和我本人什麼命運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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