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4日訊】一年一度的高考總是牽動著莘莘學子和萬千家長的心。

我作為四川威遠煤礦一名青年礦工，有幸參加了1977年「文革」后的首屆高考。那次全國有57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但由於大中專院校的招生名額很少，考上大學的難度遠遠超過了現在，真可稱得上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

那次高考趣聞軼事甚多，筆者特予以披露，以饗廣大讀者。

報名政審嚴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布當年高考實行改革，摒棄名為群眾推薦、實則靠關係、走後門的高招模式，重新恢復高考，並且將參加高考的對象擴大到下鄉知青、青年工人和應屆高中畢業生。一石激起千層浪。恢復高考的喜訊在我們這座偏僻的礦山不脛而走。設在礦教育科的招生辦公室整天門庭若市，前來諮詢、報名的考生和家長絡繹不絕。在礦井下挖煤的青年礦工更是奔走相告，因為通過高考而擺脫集「苦、累、臟、險」於一身的採煤工作，是眾多青年礦工夢寐以求的願望。許多因沒有關係、缺乏背景而下鄉挖地球多年的知青，更是把這次高考作為跳出「農門」的良機。

然而，那年能夠參加高考的考生在我們煤礦其實並不多，因為政審相當嚴格，凡是家庭歷史不清白的、父母有著各種「莫須有」罪名的、工作表現不佳的，乃至領導看不順眼的均被拒之門外。我礦大名鼎鼎的「邵司令」是「文革」初期的中學紅衛兵司令，高68屆畢業生，頗有才華，口才、文筆甚佳，古文基礎紮實，如果當年他能參加高考，很有希望考上北大，至少考進川大不成問題。但因有人舉報其在「文革」中有打砸搶行為，有關領導決定不準其報名。其實「邵司令」在礦井下表現甚好，臟活、苦活、險活總是搶著干。該青工參加高考受挫，深感前景渺茫，整日鬱鬱寡歡，出井后便酗酒以消磨時光，不久就患癌症去世。

記得有個姓易的青工，數理化成績均佳，特別喜愛無線電，很小就能裝配、修理收音機等各種電器。他很想當一名電工，但電工當時在煤礦屬於技術型的好工種，沒有關係是萬萬不能的。他身體單薄，卻分配他去挖煤。該青工感到懷才不遇，未免牢騷滿腹，業餘時間潛心鑽研無線電，被井、隊領導認為不務正業，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打入另冊。高考報名開始后，該青工躍躍欲試，幾次去報名，但因所在單位拒絕開證明而未能如願。後來，通過其父母求情，好不容易才報了名。當年他高考成績遠遠超過了重點大學分數線，其中物理考了90多分，這個成績在全省都名列前茅，但由於政審時單位為該青工出具的政審材料是「拈輕怕重、不務正業」，因而錄取時屢屢受挫，最後只考取了西北的一所中專學校。他雖然沒有考上自己喜歡的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但該考生仍然歡天喜地前去就讀。要知道，即使在最差的中專學校就讀，也被礦工們認為是躍上了「龍門」。

筆者有個鄰居叫胡慶春，家庭非常貧困，初中尚未畢業就輟學去揀煤炭，後下鄉到偏僻山區插隊落戶，試圖通過「滾一身泥巴」來「煉一顆紅心」。胡慶春的業餘愛好與眾不同，他把鑽研數理化難題作為業餘消遣，以打發單調、枯燥的插隊生涯。胡慶春性格內向，不善言辭，與公社、大隊幹部關係緊張。他到公社去報名參加高考時，有關幹部不僅不允許其報名，還冷嘲熱諷，說他初中沒有畢業就想考大學，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該公社的劉書記甚至與別人打賭：「如果胡慶春能考上大學，我手板心煎魚給他吃。」后經不住胡慶春的苦苦哀求，負責高考報名的公社幹部動了惻隱之心，讓他報了名，但有言在先：這次如果考不上，以後再也不準考了，只能安安心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胡慶春報名后，抓住來之不易的機會刻苦攻讀，終於考上了昆明工學院，后又考取美國加州大學的研究生，現在定居美國。

複習多辛酸



對當年參加高考的學子而言，最苦惱的是高考複習資料奇缺，主要是因為我們煤礦地處偏僻山區，交通不便，信息不靈。但天無絕人之路，許多考生家長充分利用外地的親戚、朋友、同學、戰友，八方寫信求援，絕不放過任何機會。那段時間，煤礦郵局的挂號信函突然增多。即使這樣，還是有許多考生找不到複習資料，甚至連語文、政治、數理化教科書都找不到。

那時還沒有複印機，只有礦行政辦公室才有一台老式的鉛字印表機。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們只有採用笨辦法，就是用筆逐字抄寫資料。由於每份資料都有一大批家長在派隊等候，因此，抄錄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最多只能借半個白天或一個晚上。於是，許多家長只要一借到複習資料，不管工作多苦多累，下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動筆抄錄。許多家庭實行流水作業，全家總動員，兄弟姐妹分別抄寫一部分。那段時間礦區夜晚頻頻停電，許多家庭便買來蠟燭或點上煤油燈作應急照明。考生燈下苦讀，家長秉燭抄書，一個個不眠之夜就這樣緊張而忙碌地度過。

為方便複習，許多知青考生紛紛離開插隊的生產隊，回到威遠煤礦的家中複習。但像我們這些在礦井下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青工則沒有這樣的好事，領導根本不給一天複習時間，連請事假都不準，只允許業餘學習，還美其名曰「工作學習兩不誤」。有門路的青工就去開病假條，而與我一樣找不到門路的青工只得每天老老實實下井，再擠出點滴時間進行複習，如在等待下井、升井時努力背數學公式、時事政治，因為常常口中念念有詞，如患了神經病一般，不時惹來一些礦工嘲笑。

二井井下運輸隊有個叫黃先祿的推車工，把數理化公式、定理用粉筆寫在煤車四周，一邊推車一邊背誦，有時還在煤車車皮上解幾道試題。他是高67級高才生，數理化是其強項，我們在井下相聚時，往往要請他對一些難題指點迷津，他也樂於為我們答疑解惑。當時許多青工都尊稱他為「黃秀才」。「黃秀才」當年高考果然不負眾望，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中國礦業學院。

「臭老九」吃香



由於受「十年動亂」影響，許多考生雖然是高中畢業，但肚子里卻沒有多少墨水，因此，許多家長要求威煤中學的高中老師給知青、青工考生集體授課。雖然威遠煤礦地勢偏僻，條件極差，卻儲存了為數不少被遣送來接受工人階級「監督改造」的「黑五類」、「反動學術權威」等，人才濟濟，如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副教授朱長宣、安徽大學中文系講師儲楷明、四川外語學院英語系講師胡登明等，都有很高的學術造詣。另外，還有一批「文革」中按照「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這些從川大、重大、西師、川師畢業的大學生多數分配到礦中教書，使威遠煤礦中學大學畢業的教師比例遠遠高於內江、自貢、威遠等市、縣中學。

由於要求複習的考生太多，幾位經驗豐富的教授、講師和中學教師只得連軸轉，白天給應屆高中生講課，晚上到禮堂給知青、青工講課。

淳樸的礦工對這些教師非常尊重，特別對他們夜以繼日地給自己的子女授課的精神所感動。當時還沒有時興「補課費」，礦工們便想盡辦法力所能及酬勞授課的教師。許多礦工將發給自己在井下吃的「鮮肉包子」用菜籃子裝好，加熱后給老師們送去。當老師們凌晨快要結束講授時，其課桌上竟壘起一大堆「鮮肉包子」，使這些多年被打成「右派」、「臭老九」，受盡白眼的老師們深受感動。現在的年輕讀者可能不理解，「鮮肉包子」有啥稀罕？要知道那時「文革」才結束，物資匱乏，食品緊缺，普通居民每月才發半斤肉票（春節時每人可增加半斤），打一次「牙祭」。那時的「鮮肉包子」是國家發給採掘一線礦工的特殊食品，數量很少，即使出滿勤，每個月也僅能領取5個「鮮肉包子」，而從事井下運輸、通風等工種的礦工還沒有這種待遇，因而「鮮肉包子」彌足珍貴。

在填高考志願時，礦領導要求青工要專業對口，許多礦工考生只得報考全國僅有的幾所礦業學院，致使當年那幾所礦業學院的錄取分數線遠遠超過了許多重點大學。而許多下鄉知青即使不喜歡學農，為了增加錄取概率，也紛紛報考農學院。這種不依據自身興趣愛好，不依據高考成績優劣，而按職業對口報考志願，在高考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也有一些考生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填報志願，使自己的特長能充分發揮，最終脫穎而出。我礦一位知青考生叫周昌義，因喜愛文學創作，報考了心儀的川大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當代》編輯部，現已成為著名作家。

錄取趣聞多



高考後，眾多考生、家長包括教師都心急火燎地翹首企盼錄取通知書，因為那年高考是不公布考生成績、錄取分數線的。考生高考成績如何，能否考上大學，誰也說不準。大家只得通過郵電局打探消息。

那段時間里，郵電局一位負責礦區投遞信件的李姓郵遞員一夜之間突然從默默無聞的小青年，變成了礦山炙手可熱的「明星」，眾多考生、家長則變成了「追星族」。每天從早到晚，大家如眾星捧月般將那位才從農村頂替其父到郵電局工作、看似獃頭獃腦的小青年團團圍住，紛紛打聽最近誰拿到了錄取通知書，考的什麼大學，當天發了多少份錄取通知書等。許多家長把子女的姓名、准考證號碼、報考學校的名稱、家庭詳細住址抄錄給他，並叮囑他，只要當天收到了其子女的錄取通知書，請他不辭勞苦，一定要在當晚送到。為「籠絡」這位郵遞員，許多家長紛紛給他購買當時難以買到的電池、肥皂等緊缺物資；他如需要買肉回家，屠夫會選最好的肉送上門來，當然不需要「肉票」；他如想到餐館打「牙祭」，廚師會另眼相看，一份三角錢的「肉絲」遠遠超過了其他人五角錢的分量；一些熱心的家長還給這位才20出頭的小青年當起了「紅娘」，據說介紹的姑娘足有一個加強班之多。

當家長接到望眼欲穿的錄取通知書時，第一個想法就是迅速告訴遠在外地的親朋好友，讓他們一起分享喜悅。而在當時通訊不暢的情況下，在郵局拍發電報就成了報告喜訊的唯一選擇。

當時電報費較貴，如向外省發電報，地址收費為每字0.6元，電報正文每字0.8元，一封電報一般需要10餘元，而當時一個井下工人月薪只有30多元，還要靠這點微薄的薪水養家糊口。為節約費用，許多欲拍發電報向親友報告喜訊的家庭不得不對電報正文字斟句酌，反覆推敲，力求用最簡短的文字表達。筆者那位鄰居考上昆明工學院后，給遠在新疆的姐姐發電報時，原先擬定的電報內容為「考中昆明工學院」，其父認為電報字數太多，改為「中昆工」；幾經刪減后，最終發出的電報僅一個字——「中」。這可能是自電報發明以來，內容最簡潔的電報了。

筆者兄弟的一個同學考上了「上海紡織工學院」（現改為「中國紡織大學」），在給西安的舅舅發電報時，原擬發「考中上紡」，但其父忙中出錯，把電文寫成了「考中上訪」。不久，該考生的舅舅迅速回了一封電報，內容為「相信政策不要上訪」。其家人閱后啼笑皆非。原來，其舅舅把電報理解為「雖然考上但未被錄取，準備去上訪」。這件為節約電報費用而弄巧成拙的趣聞，在礦山不脛而走，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談資。

坐落在綿延山巒之間、地勢偏僻、鮮為人知的威遠煤礦，突然因1977年首屆高考而蜚聲全省。據《威遠煤礦志》記載，1977年，威遠煤礦中學共有586名74~77屆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有65人考上大專，45人考上中專（當年高考政策規定，高考考生如果未被大專院校錄取，可到中專就讀），其高考上線比例、萬人上線率遠遠高於周邊的內江市、自貢市、威遠縣、資中縣，因而聲譽鵲起。

筆者4個兄弟姊妹也先後通過高考，順利敲開了銀行、醫院、政府機關和科研單位的大門，對筆者這樣一個普通的礦工家庭而言，沒有高考，這種變化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高考喚起了眾多生活在社會底層人群的希望，改變了許多在礦井下挖煤炭、在鄉村裡挖泥巴的年輕人的命運。

一言以蔽之：感謝高考！

原標題：「文革」后的首屆高考

文章來源：《龍源期刊網》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