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0日訊】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和納粹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們都熱衷於塑造符合其政治標準的虛假英雄，以此來影響和左右民眾的人格，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充當自己的政治炮灰，為其賣命。

——題記

納粹時代的德國曾有一位婦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名叫赫斯特。學者趙剛在《戈培爾的收音機》一文中，曾為我們生動地講述了他當年如何一夜成名的逸事。

故事發生在1930年1月14日。當夜，一聲淒厲的槍聲，從柏林弗裏德里希海恩區一幢破舊的公寓中傳出，劃破了夜晚的寂靜。

這個街區被當時的上流社會稱之為「柏林最骯髒的地區」，是窮苦的工人、失業的流浪漢、落魄的酒鬼、蠻橫的流氓、淒慘的妓女這些社會底層的棲息地。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酗酒、辱駡、吵架、爭鬥、兇殺習以為常。因此，對於槍聲，周圍的鄰居似乎司空見慣，甚至沒有人推開窗戶張望一下。

在混亂的30年代，整個柏林幾乎成了血腥的戰場。為了能使納粹黨獲取國會議員中的多數席位，戈培爾為希特勒出謀劃策：「誰能征服街道，誰就能征服群眾，誰能征服群眾，誰就能征服國家」。於是，由失業者、退伍軍人、城市流浪漢、甚至是一些無賴、流氓組成的納粹衝鋒隊，便在街道上尋釁滋事，打砸、毀壞猶太人的商店、咖啡廳、百貨商場，與街區中的共產主義組織——「紅色陣線」辯論、吵罵、打架，甚至相互進行謀殺。一位元美國記者曾經這樣描述道：柏林，「整個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症。大家都在私下談論午夜抓人的事，談論衝鋒隊在兵營裏拷打被捕者，脅迫人們向列寧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過期食物。」「僅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就有99人被殺，1125人在街道爭鬥中受傷」（美國羅伯特•愛德溫•赫澤斯坦《納粹德國的興亡》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46頁）。

這次遭受槍擊的傷者，是一個年僅23歲的納粹衝鋒隊隊員，名叫赫斯特•威塞爾。他臉上中了致命的一槍，殷紅的鮮血，順著年輕、略顯稚氣的臉頰，汩汩地流淌在骯髒的地板上。

到底為什麼赫斯特中了這一槍，各種傳聞，撲朔迷離。

有人說，赫斯特欠下了女房東的房租，賴賬不還。這天晚上，恰巧被這位房東寡婦堵在家中。赫斯特惱羞成怒，不僅不還債，而且依仗自己是衝鋒隊，還聲色俱厲地威脅房東。結果，叫這位寡婦一槍擊中了面部。

另有人說，是共產黨策劃了這起槍擊案。因為赫斯特是弗裏德里希海恩區納粹衝鋒隊第五突擊隊的頭目，而這個區是共產黨「紅色陣線」的地盤。赫到此後，憑藉狂熱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組織衝鋒隊頻頻對該地區的共產黨支部進行偷襲，使這個地區的共產黨勢力元氣大傷。對此，「紅色陣線」對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國共產黨報紙《共產主義紅旗》發表文章，宣稱要「打擊一切法西斯主義者」。

其實，真實情況，既不是寡婦開槍，也不是共產黨行刺，而是嫖客動手。原來，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對這位風塵女子，他確實動了真感情，表示要「愛你一萬年」。不料，這位煙花女子水性楊花，另有所愛。結果，赫斯特在與其他嫖客的爭鬥中，中彈受傷。（英國 J.M.裏奇《納粹德國文學史》文匯出版社，第94頁）赫斯特被抬到醫院，在病床上掙扎了一個多月，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爾出生於德國西部的比勒費爾德,他的父親是一個牧師。當時魏瑪共和國政局動盪,許多年輕人都紛紛加入各種政治團體。作為一名求學的知識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經先後加入了多個政治社團,最後成為了納粹黨的一員。赫斯特加入衝鋒隊之後，不得不暫時中止他所鍾愛的法律學習，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許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律師。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像赫斯特這樣的衝鋒隊員死於政治鬥爭者何止成百上千，但這個年輕人卻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默默無聞，與其說是命運之神，倒不如說是戈培爾，讓他的名字永遠地留在了德國歷史上。

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選中獲得更多的選票，特別是能夠爭取到德國中下層人民的支持，納粹黨急需塑造一個英雄，一方面鼓舞衝鋒隊的士氣，繼續打擊民主進步勢力；一方面可以造成聲勢，擴大納粹影響，進而借機壯大衝鋒隊的力量。恰逢其時，出現了赫斯特•威塞爾的槍殺事件。戈培爾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赫斯特的利用價值不僅在於他的出身（中產階級，背景良好）、年齡（23歲，對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獲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於他對法西斯主義的狂熱，特別是他的詩歌影響。

赫斯特死前曾寫過一首《旗幟高揚》的短詩，幾個月前寄給戈培爾。戈培爾開始並未在意，此刻，他卻靈感大發，急中生智，忙命人將赫斯特的短詩改編成了一首歌曲。

在詩中，赫斯特寫到：

旗幟高揚！團結一心！

步伐整齊，平穩堅定，

衝鋒隊在前進！

紅色陣線和反對派槍殺了我們的戰友，

他們的靈魂仍和我們一同前進！

為褐衫軍團讓出街道，

為衝鋒隊讓出街道，

千百萬人充滿希望注視著卐字旗

擁有自由和麵包的日子即將到來。

軍號最後一次吹響，

我們已經準備好戰鬥，

希特勒的旗幟將在所有街道飄揚，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盡頭。

高舉旗幟！團結一心！

步伐整齊，平穩堅定，

衝鋒隊在前進！

這就是後來風靡整個納粹德國的「赫斯特•威塞爾之歌」，也叫《旗幟高揚》。這首歌在1931年被列為納粹黨的黨歌，是納粹德國重大場合必唱的歌曲，堪與德國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並列。

儘管這首在文學意義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了納粹至高無上的黨歌，但當時仍有不少人發出疑問：為什麼「軍號是最後一次吹響」？是不是「不加入納粹的隊伍就太晚了」？「民族社會主義肯定能帶來自由與麵包」嗎？然而，甭管什麼質疑，也甭管什麼嘲諷，在戈培爾眼中，這些統統是扯淡！他打心眼兒裏根本就不屑一顧。戈培爾認為宣傳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眾」，所以，詩的功能不在於吸引人，而在於脅迫人。「我們的宣傳物件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傳的論點須粗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無關緊要的，完全服從於策略」。政治是什麼？政治就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因此，「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為了達到宣傳效果，能在工人隊伍內部引起反響，戈培爾認為最好能把「學生赫斯特」說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爾手下的嘍羅犯難了，總不能瞪著眼瞎說吧。再說了，即使是瞎編，也總得叫人相信。於是，這個燙手的山芋，又轉回到戈培爾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爾不愧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話說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憑空造假，這樣幹，容易露出破綻，造假也要有點技術含量，必須是假中有真，真裏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著虛實。於是，他大筆一揮，在赫斯特的悼詞中妙筆生花，將赫斯特說成「是有著知識份子頭腦的工人」。這樣一來，誰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認他是知識份子，又點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虛實難辨，戈培爾果然是謊言大師，騙中高手。

接著，戈培爾又將赫斯特捧為「有著民族主義的信仰的社會主義者」，如此一來，赫斯特就有了工人運動英雄的名號。由於赫斯特•威塞爾是在工人居住區被殺，戈培爾便以此大做文章，將赫斯特說成是在與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遭受暗殺，以身殉職。

從造假開始，到說謊結束，環環相扣，雲山霧罩，指鹿為馬，以假亂真。戈培爾將一個嫖客改頭換面，包裝成了一個納粹的烈士，把一場爭風吃醋的流氓鬥毆，演變成了一場嚴肅的政治謀殺，謊言編排得滴水不漏。

折騰完死人，緊接著折騰活人。戈培爾不僅要「用死人騙活人」，而且還要用「死人壓活人」。為了使赫斯特的葬禮隆重而有影響，戈培爾對安葬儀式作了精心安排，在柏林的納粹黨黨員要全體參加，黨魁要舉行公開演講，同時，還在葬禮中安排了三萬名衝鋒隊員，身穿褐色制服，高舉卐黨旗，列隊穿過柏林主要街道進行葬禮遊行，最好還要誘使反對派，特別是共產黨出來搞對抗性示威，產生爆炸性的新聞效果，讓媒體有炒作的題材。

葬禮當天，納粹黨的主要黨魁戈林、戈培爾、衝鋒隊頭領普費弗、以及奧古斯特•威廉•馮•普羅森王子等社會名流都參加了葬禮。在墓地，戈培爾滿懷激情地宣讀了對這位英雄的悼詞，在儀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衝鋒隊員組成的合唱隊第一次演唱了《旗幟高揚》，氣氛渲染得十分強烈。

儘管赫斯特是戈培爾精心製造的一個納粹謊言，但在戈培爾的導演下，卻產生了極大的殺傷力。就在赫斯特的葬禮過後5個月，1930年9月14日，納粹在國會中的席位由12個一躍增至107個。在第二天出版的《種族觀察家》報上，記者用《旗幟高揚》中的「為褐衫軍團讓出街道」這句歌詞，作為希特勒大選獲勝的通欄標題。

戈培爾私下曾說，他看中赫斯特，其實就是想利用他詩中「希特勒的旗幟將在所有街道飄揚」這句話來做文章，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爾嫖妓身亡，沒有白死，他成了黨的烈士，納粹的英雄，衝鋒隊的楷模。希特勒當政後，對赫斯特的宣傳更是鋪天蓋地。赫斯特作為民族社會主義的光輝形象，不僅頻頻出現在宣傳畫、書籍和電影中，而且納粹當局還為他建立了紀念碑和雕像，許多城市的街道、廣場，甚至軍隊的番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納粹領導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爾墓祭奠，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赫斯特生前領導的第五突擊隊活動所在的弗裏德里希海恩區被改名為赫斯特•威塞爾城。1937年，納粹政府接管了德國共產黨總部 ，將「卡爾•李蔔克內西之家」更名為「赫斯特•威塞爾之家」，變成了柏林——布蘭登堡衝鋒隊的據點。（以上內容見《隨筆》2008年第2期《當虛偽也成為虛偽時：納粹黨歌誕生記》）

納粹英雄赫斯特的成名故事，很容易讓中國人聯想到雷鋒。

在中國，提起雷鋒可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眾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僅如此，雷鋒在大陸其實已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成了一個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鋒精神」，成了共產主義的人格樣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這個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人物與納粹英雄赫斯特一樣，也是黨的宣傳機器用造假手段精心打造出來的虛假典型。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大量的雷鋒照片是如何出籠的。

雷鋒給人們的印象是如此的親近生活，同時又是完美無瑕、形象照人，這與圖片的宣傳作用是分不開的。《雷鋒照片背後的故事》（見《三聯生活週刊》/王小峰）一文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在雷鋒短暫的22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麼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

據報導，曾經有四位元美聯社記者，專門到撫順雷鋒紀念館採訪，他們指著雷鋒給傷病員送月餅、扶送大娘的照片說：雷鋒做好事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為什麼雷鋒做好事還有照片，這是不是「導演」出來的？這個問題提的很有針對性。

大陸媒體披露，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人，一位叫張峻，他給雷鋒拍過223張照片，很多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給雷鋒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張，在雷鋒入伍到犧牲的953天的時間，他平均每4天就給雷鋒拍攝一張照片。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蹟「補拍」的。姑且不論這些事蹟的真實程度，即使它們全都是真實的，「補拍」這種方式也明顯有違照片的真實性原則，何況這些事蹟的真實性還很令人懷疑呢？！

更多的照片則是拍攝者或冥思苦想，或靈機一動，「擺拍」與「導演」出來的。

在汽車駕駛室裏讀《毛選》是雷鋒傳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導演兼拍攝者是張峻。當時，他想拍一張雷鋒把毛澤東思想當成精神食糧和前進方向的照片，構思了很久，一直沒有靈感。一次，他在看雷鋒修車，突然來了靈感，便對雷鋒說，趕緊坐到駕駛室裏，讓雷鋒拿出《毛選》，就這樣，一張具深遠影響力的《糧食•武器•方向盤》就這樣誕生了，這張照片後來在「文革」期間被放大成忠於毛澤東的最直觀影像。張峻說:「照片洗出來之後，我一看，就非常遺憾，雷鋒左手拿書是從方向盤裏套過來的，看上去很彆扭。後來由於工作比較忙，也沒有再重新去拍這張。」

季增回憶當年他給雷鋒擺拍的經過時說，一次，「《解放軍畫報》記者吳加昌來採訪雷鋒，回去後他寫信說缺少一張破題的照片，讓我拍一張能表現雷鋒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和他職業特點的照片，我就反復想怎麼拍。正好運輸連進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有天早上，我讓連長把車弄好，讓雷鋒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車，一共拍了七八張，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照片認識雷鋒的。」

有一張雷鋒握著衝鋒槍，戴著棉帽站在一排樹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說是雷鋒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擺拍的，攝影者叫周軍。雷鋒是工程兵，根本就沒有衝鋒槍，很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開過衝鋒槍。攝影師跟人借來了棉帽子和槍，一張虛假的照片就這樣產生了。更有甚者，雷鋒去世後，為了能把雷鋒的形象樹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後的那排枯樹又被換成了黃山的迎客松。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對於他們的導演和擺拍，雷鋒當年不僅積極配合，而且很擅長按別人的意圖去擺姿勢。

面對人們對這些照片的質疑，張峻說:「沒有辦法，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那樣」。「領導這麼要求，我們必須那樣做。」

可見，絕大多數傳世的雷鋒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當年政治需要的產物！

不僅照片，有關雷鋒的其他宣傳材料也帶有明顯的造假痕跡。如所謂的《雷鋒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時期按不同需要而編造和修改的，可謂漏洞百出，其中疑點最大的是雷鋒的死亡經過。

1962 年的一天，雷鋒在指揮戰友倒車的時候，被電線杆子砸在頭部，傷勢過重，大腦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鋒終於實現了他為「 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理想。踏上了不歸路。這是大家熟悉的《雷鋒的故事》裏的一段描寫。我們都相信了。然而這個故事卻欺騙了中國人民40 年。

最早聽到的異議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在軍隊管理汽車的人憤憤不平地講，雷鋒是找死，他是瀆職。一個指揮倒車的人應該站在最佳位置，應該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麼讓自己指揮的汽車撞倒電線杆子，而且還把自己壓死了，可能嗎？他當時在幹什麼？他不是在開小差嗎？

在網上有另一個聲音：雷鋒真的是這樣的死的嗎？一輛在倒車的車的力應該不至於推倒電線杆，這麼大的力，司機在車觸到電線杆的時候肯定有感覺的。還有電線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電線杆埋得很深的。現在不是經常有車撞到電線杆，結果車毀了，電線杆還是無事，所以電線杆被撞倒幾乎不可能。這樣的話，要被壓死，只有電線杆被撞斷，可是學過力學的都知道，在有電線在上面拉住的情況下，雷鋒至少還有 5秒的時間反應，不可能就這樣被壓死。

更多的人開始清醒：雷鋒的職業是司機，事故發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揮另一司機倒車，結果車撞在電線杆上，他自己也橫屍當場。在這起事故中，雷鋒對自己的失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沒有人去追究這個事情的細節，因為他很快成了人們的榜樣，榜樣又被強行規定必須是白玉無瑕的。雷鋒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個損壞國家財產的犯人。然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烈士，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為什麼會這樣哪？！因為共產黨喜歡 「造神」。

然而故事還沒有完，那些當年編造《雷鋒故事》的有心人又開始出來活動了，一本新版《雷鋒的故事》修改了這個結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點多鐘，細雨霏霏，雷鋒和他的助手喬安山駕車從工地回到駐地。他們把車開進連隊車場後，發現車身上濺了許多泥水，便不顧長途行車的疲勞，立即讓喬安山發動車到空地去洗車。經過營房前一段比較窄的過道，為安全起見，雷鋒站在過道邊上，揚著手臂指揮小喬倒車轉彎； 「向左，向左…… 倒！倒！」汽車突然左後輪滑進了路邊水溝，車身猛一搖晃，驟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曬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鋒不幸被倒下來的方木杆子砸在頭部，當場撲倒在地，昏過去……

雖然進行了改編，可是漏洞還是有，沒有辦法，一個參與過創作《雷鋒的故事》的軍隊攝影記者張峻又出來圓場，這回是親自現身在以造謠為己任的中央電視臺，他說：「電影《雷鋒》、《離開雷鋒的日子》，以及《雷鋒的故事》等文學作品，在報導和解說雷鋒之死時都有錯誤： 「8月15 日上午10點半（注意：時間改了），從外地運了服裝回來，回來以後，這車需要保養了，（注意：開始八股式的文藝創作了）那麼雷鋒就跟連長提出來，我們自己保養，這個時候雷鋒想鍛練一下喬安山，讓喬安山開著車到車廠去。我們那個營房，這個房子和這個房子中間有個道，門這塊兒有兩個杆子，實際也當門，是曬衣服的，不是電線杆子，現在外頭報導，雷鋒的故事也好，寫的也好，電影也好，《離開雷鋒的日子》也好，都是這麼粗的一個電線杆子，實際不是電線杆，就是這麼一個方木杆，很細的一個杆子，就這麼高，（喬安山）開上車以後，他告訴雷鋒這不行，這彎拐不了，你趕快過來，雷鋒說開呀，往前走，這時候就熄火了，他說走走，趕快走啊，不是往後退，現在傳了 40年都是倒車，不是倒車，是往前開車，那麼雷鋒就在這兒，在車底下指揮他，走啊走啊，喬安山一加大油門一下就走了，這個杆子打在雷鋒右太陽穴上，打完以後，喬安山開車走了（注意：車撞了東西，一個職業司機還不知道），到洗車廠了，班長哪兒去了，有個新兵就喊，雷鋒叫車軋了，實際不是軋了，是杆子打了，連長就出來了，喬安山趕快就回來了，就抱著雷鋒，這時候雷鋒不省人事了，也沒說話，血往下淌， ……」

一個人的死這麼大的一件事、這麼嚴肅的事情就這樣被改來改去，還在全國各地傳播，為什麼要改呢？因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就是要編故事。這也就是《雷鋒的故事》的編寫過程，不斷完善，然而編造的就會有漏洞！

按理講，日記屬於比較私人的東西，不應該有什麼瞎編的可能性，但是這個規律在中共那裏也是不適用的，所謂的《雷鋒日記》也是中共為了包裝雷鋒的需要而編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虛假的痕跡同樣隨處可見，下面便是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如何 「艱苦樸素」 的。

在《雷鋒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有一次我班的一個戰友買回一個新牙刷，他把那個舊的丟在地上，我看到那個舊的比我的還好，就從地上拾了起來，經過消毒，我就自己使用。當時那位戰友說我是小氣鬼，我說：「這個牙刷很好哇，還可以繼續使用，為了節約嘛！」同時我還到處撿牙膏皮子，因為牙膏皮子裏面還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擠出來裝在一個瓶子裏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頭牙膏皮可以賣錢，人都窮成那分了，誰捨得丟牙膏皮。還有，在那個年代使用「消毒」這個詞顯然像是作報告時的用語，而不是一個文化不高的雷鋒的日記中應該出現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抓「反革命」的。

日記中提到，某天，從雷鋒所在部隊駐地的一座大山上，下來一個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隊的屋前屋後轉來轉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麼東西似的，不一會又拿出本子記下什麼。

雷鋒發現他在一家門前磨剪刀，還一邊問老鄉：「此地駐有多少軍隊？」另外還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於是雷鋒就認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盤問那個磨剪刀的人。

「你從哪裡來？」

「河北。」

「幹什麼的？」

「磨剪刀的。」

「有什麼證明？」

「沒有。」

「你身上帶了些什麼東西？」

「五六十元錢，一個記帳本。」

「你把記帳本拿出來看看！」

雷鋒翻開記帳本，他認為發現了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並且，他認為那個人神色慌慌張張，言行可疑，就把這件事立刻報告了上級，上級派人把那人送到當地公安局。後來，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告訴雷鋒說：「那個磨剪刀的人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從這篇日記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許多疑點，第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部隊的駐地怎麼可能那麼輕鬆地讓陌生的人靠近部隊的營房，哨兵都幹什麼去了？！，咋就那麼巧被雷鋒發現了，如果事實如此的話，那個「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膽了，居然明目張膽地到處轉，還做記錄，還跟別人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 這好像不符合常規。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雷鋒的日記是如何寫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鋒小學都沒有讀幾年，因此有著非常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對地主有著深仇大恨（不像知識份子，書讀多了，對階級敵人恨不起來）。但仇恨並不能化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訓練才能產生。你看雷鋒日記，排比句那麼多，就是大學本科畢業生也未必能創作出來。現在也有文字透露了當初雷鋒日記是如何出爐的，原來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難怪現在市面上不太見「雷鋒日記」這本書了，當年發行量可是僅次於毛選。

還有一件事更具諷刺意義！

中共的宣傳說，雷鋒出身貧寒，所以特別珍惜毛主席給他帶來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襪子是補了又補，捨不得丟棄。他總結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但在雷鋒的遺物中，人們卻發現了好些時髦高級商品，其中有一塊梅花牌手錶。梅花牌手錶是什麼概念呢？雷鋒當時的工資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價為200元以上。換句話說，雷鋒把兩年多的工資全都積攢了下來買了這塊梅花表，這與現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錢都花在化妝品上有什麼區別呢？一個女孩天天吃酸菜，為的是省下錢來買高檔化妝品，你能說這女孩是艱苦樸素嗎？

總之，從各方面來看，中共宣傳的雷鋒與真實的雷鋒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後者為原形，按照當年的政治需要，經過反復改編、拔高、加工塑造出來的一個地地道道的假典型。

在中國，這樣的假典型還有許多，在蘇聯等其他共產黨國家也都一樣。

編造假典型是謊言宣傳和精神控制的重要一環。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納粹和共產黨深知這一點。因此，他們都熱衷於塑造符合其政治標準的虛假英雄，以此來影響和左右民眾的人格，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充當自己的政治炮灰，為其賣命。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鬧劇不是仍在上演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