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9日訊】《南方周末》2013年出了一個新年獻詞，就在這個新年獻詞和新年特刊的付印版樣已經審定，記者和編輯都休假，沒有人在家的時候，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刪改既定的版面，竄改新年獻詞，並且指令私自添加特刊的按語，造成了《南周》獻詞事件。結果《南周》記者和編輯把這個事情公布於眾，立刻成為國內媒體和相關人士所關注的焦點，並且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到現在《南周》編輯部已經發了兩條聲明，網上也開始出現支持《南周》的連署，要求「護憲去庹」，這個事情現在還在持續發酵當中。

南周性質黨和媒體民眾認知不同

對於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去干涉《南周》的編輯和發行程序，這個認知上顯然是有不同的，就是說從中國的宣傳部門和媒體還有大眾，以及新聞從業人士，各個不同的角度，實際上對這個認知是不一樣的。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南周》究竟是應該屬於媒體，還是屬於喉舌？對於《南周》的定位，我想不同的人，他的觀察角度是不一樣的，所以會有不同的觀點。

首先我們看一下，《南方周末》它是屬於南方報業集團，南方報業集團的龍頭老大是《南方日報》，它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是黨報，所以《南周》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黨報下屬的某一個媒體。在中國，不管怎麼說，它是屬於正宗的喉舌媒體。

在管理體系上面，從中央到地方，黨的宣傳部門是直接管理各級黨報喉舌的，到現在為止，這個模式沒有改變過，中宣部也是中國的政權結構當中幾乎僅有的沒有政府對口部門的、中共獨有的機構，就充分說明在宣傳上面，中共是不需要在政府部門掛牌遮羞的。

這個可以跟大家回顧一下。中共的統治，在它的部門的設置上面大概分成三大類，這個思路基本上還是毛澤東的「抓革命，促生產」那一套。所謂「抓革命」就是中共親自管，它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插手，中宣部、統戰部，中組部也是這一類的。你像省部級的政府官員、大型國企的高官，雖然他們是屬於政府部門的，但是任命卻是由中組部任命的，也就是說中共要親自管的，這個它不需要別人插手。

按老毛那個時候所說的，促生產，像國務院大部分的部委，和經濟建設有關的，這個黨是不管的，只是在這些國務院的部委裡面設置黨組，就說看著點，不要出事就行了。生產抓不好，那是政府的問題，不是黨的問題，但是呢，黨可以在那裡做一些指手畫腳的事情，這是另外一類。

還有一類就是中間的，就是這些部門非常重要，但是黨又不便直接出面管理。這一類表現形式更多種多樣，比如說設置中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政法委，去管理公、檢、法、司、國安、武警，這是一大類。真正出面的是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部這些部門，但是實際在後面是政法委管制的，儘管現在政法委被削權，已經不入常了，但是這個基本的設置，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變化的跡象。

還有一種就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就是說在私下裡它是明確歸共產黨管的，對外卻要掛一個政府的牌子來掩人耳目。這個就像國務院的新聞辦。國務院的新聞辦實際上它是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根本就不歸國務院管，它是屬於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儘管外面的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國務院機構。

類似的還有國台辦，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一個辦公室，只是在國務院掛個牌子；還有就是中共中央610辦公室，也是這一類的，它原來曾經在國務院掛過牌子，但實際上它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

所以從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角度，或者各宣傳部門、黨的宣傳部門的角度來看的話，干預黨報的報導，更不要說是社論了，社論更應該是黨的喉舌了，就是干預黨報的一般報導，是宣傳部門的日常工作，所以在宣傳部門工作的官員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看到網上有的時候會有一些某個宣傳部對當地黨報如何報導的具體指導，這個細節細到什麼程度？比如說某個學校學生抗議伙食不好、某個公交事故，這些應該如何報導，一條一條每天都有具體的規定。所以對於宣傳部門來說，這應該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日常工作。

庹震他幹這一行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能夠混到省宣傳部長，對於中共的政策的掌握，察言觀色的本事也不會是一般的。從庹震對《南周》干預的程度和性質來看的話，應該是沒有超出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他的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出在對象、時機和手段，這幾個恰好和一般的情況不太一樣。

首先講這個對象非常重要，過去在幾十年的中共發展當中，經濟發展是一個中心，那麼媒體就有一個市場化的要求，所以黨報為了賺錢，它都辦了一些附屬媒體，就像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它就成立了一個南方報業集團，在這個集團裡面有《南方都市報》，有《南方周末》這一類的。一方面它要爭取讀者，它要經營；另外一方面，它又不能把它放開，讓它自己去辦媒體，所以是附屬在黨報下面的。

這些媒體在經營的過程當中就出現了很多打擦邊球的現象，就是說也出現了一些報導以前黨報不會報導的東西，一些自己所做的深入的調查，做了調查報告。這一方面《南周》是做得比較突出的，它的影響也是最大的。因此在歷年被整肅的也是最厲害的。

中共要辦這些媒體，但是這些媒體超出它的管轄範圍了，或者做一些它不想讓這些媒體做的事情的時候，它就要整肅，所以《南周》是被整肅得很厲害的。比如說2001年，當時整版刊登了《中國底層訪談錄》的作者廖亦武關於《中國底層訪談錄》這本書的談話，報紙的主編、副主編、編室主任等等都被撤職；2005年的時候，發生了記者和編輯不滿意領導層的作法而集體辭職的事件；當然還有這一次庹震的新年獻詞事件。

儘管多次被打壓，在《南周》的從業人員當中，我認為他們仍然保留了某種精神，就是說在中國目前這麼惡劣的新聞環境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少《南周》有不少媒體人是在努力的把《南周》辦成真正意義上的媒體的。儘管沒有做到這一點，儘管不斷地受到打壓。所以人們喜歡《南周》、關注《南周》，這是最重要的原因。這是這一次庹震所做的對媒體干預的一個對象，也許這種干預的事情在其它的媒體也有，但是其它媒體就沒有能像《南周》這樣把事情給曝光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時機問題。《南周》在自己的創刊和發展的過程當中，創了很多自己獨有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每年的新年獻詞。從1999年第一次新年獻詞，題目是：「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到今年的「中國夢、憲政夢」，一共是15年沒有斷過。庹震就選擇了這個時機，對這樣一個《南周》特色的新年獻詞下手，無怪是動了眾怒，這是指時機。

然而從一個大環境看的話，現在我們發現北面的《炎黃春秋》也被封殺；而十八大前後，網絡實名制也開始實行。也就是說從整體來看，中共對輿論的控制是在全面的收緊，而不是在放鬆。

而另外一方面，社交網絡的發展使得民眾要求對於輿論空間進一步的開放，而不是關閉。也就是說民眾和中共統治之間，在媒體控制、輿論控制的矛盾正在尖銳化和公開化。這是一個大環境，這是一個時機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手段的問題。宣傳部門對媒體進行控制，它一般是進行具體的指導，而且停留在幕後的指導。這些指導都是屬於機密的，不能洩漏的，包括宣傳部對媒體的控制方式。當然後來有一些在媒體工作的人離開了媒體，而且很多出國了，他們披露了很多，而且有的也寫成了書。但是整體來說的話，這種手段基本上是停留在幕後的。

其實一些喜歡舞文弄墨的宣傳官員直接改文章，甚至直接寫文章的情況並非少見。以級別不同可以有社論的方式，近年社論比較少了，有社評的方式，有評論員文章的方式，還有用特定的筆名發表。一般他們是直接發表在黨報上，而不是說去干預像《南周》那樣，以敢言著稱的，而黨報色彩不那麼濃的媒體。而一般被涉及到的媒體也不會聲張，不像這次《南周》，所以一般情況下不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這一次讓《南周》的從業人員和社會上強烈不滿的另一個因素，是最後一刻強行更換的文章是錯誤百出的，連補救都沒有辦法，這一點可能也是讓人們特別不滿意的。

從《南周》的角度看，情況又有不同，《南周》本身屬於敢言媒體，但這是一般外界的說法。嚴格的說，在體制上、在性質上，它不屬於自由社會媒體的性質，它仍然多少屬於喉舌。要不然的話，庹震也不會這麼做，他想這麼做也做不了。

遠的不說，我們就不說美國的媒體会怎麼樣，就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媒體，即使是香港的親共媒體，近在咫尺，在廣東的庹震也沒有辦法去任意修改香港親共媒體的文章，因為庹震沒有一個機制可以讓香港的媒體去聽他的。在機制上，《南周》仍然是屬於被中共控制的喉舌媒體。所以我們看到在《南周》的網站上，對這個事件的報導一個字都沒有，就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人他不會從《南周》的網站，或者《南周》的紙媒上看到一絲線索。

但是《南周》的記者和編輯則有所不同。就是說這麼多年來，《南周》的記者和編輯有相當的多數他們一直在努力爭取媒體的空間，想擺脫宣傳部門的控制。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他們是屢戰屢敗，但是屢敗屢戰，這種精神很可佳，這個敗不是他們的錯。

《南周》員工要求罷免庹震，社會各界也開始行動，發出了就南方周末獻詞事件「護憲去庹」呼籲的連署，到了1月5日上午已經有400多人簽名。我認為是針對中共的媒體控制和壓制新聞空間，任何類型的抗議都是值得支持的，至於是否有效，那是另外一回事。起碼你得看你定的所謂有效的效果究竟是什麼？對於這個效果我想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標準的。

對於一般民眾來說，絕大部分支持《南周》編輯部的抗議行動，是把《南周》的抗議看作是爭取新聞自由的一部分；當然也有一些人也支持這些抗議，但是認為南週的抗議可能還算不上是爭取新聞自由。當然了，這個是由於中國惡劣的新聞大環境所決定的，作為一個正式的媒體來說的話，它的處境比一般的網絡上的個體發言更要困難的多，這是一個事實。

庹震考驗了新政、政改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中共這個新的班子在可見的將來，對於媒體控制會採取什麼立場？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1月4日在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時候，強調要樹立政治意識，要有正確的立場、鮮明的觀點、堅定的態度。劉雲山是過去十多年以來以壓制新聞媒體而臭名昭著的。劉雲山入常，很多人就預測說，中國的新聞媒體將經歷更嚴酷的管制。

事實上，新常委7個人比較此前的9人，確實是減少了政法委和主管宣傳的兩個位置，就是周永康和李長春的位置，但是這兩個位置的減少並不表示中共會放鬆對司法系統和宣傳系統的控制。我當時的判斷是，政法系統和宣傳系統仍然在政治局常委會有人代管，只是說不專門設立位置而已。當時我認為政法系統會由習近平本人，或者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來代管；而宣傳系統則會由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代管。

從這次劉雲山出現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並且發表指導性講話來看的話，事實上確實是這樣。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必要去猜測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劉雲山的講話是代表了個人的觀點，還是新領導班子的決策？因為這是中共對現在全國宣傳部長所發的指示，也就是說這是中共現行的政策，正在要求全國貫徹執行。我們知道這一點就夠了，我們沒有必要去猜測這是個人觀點還是班子的決策，因為它事實上是以中共中央對媒體的指導的方針體現出來的。

下面再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庹震有沒有挑戰習近平？現在有一種說法，庹震這個做法是向習近平叫板。這個替代的說法是說庹震在考驗習李新政，也有說叫做考驗習李政改的決心。

從去年以來，我們觀察到的事實，就是能夠被肯定的事實是，習近平確實支持了倒薄的行動，但是那個支持並非是否定重慶路線或者重慶模式，而是因為薄熙來的挑戰是直接針對習近平。薄熙來認為習近平能當總書記，還不如他自己去當總書記，所以薄熙來最大的威脅對象是習近平。習近平支持倒薄行動只關乎於權力，不涉及到路線。

所謂「叫板」或者是「新政」，他的前提是習、李正在企圖建立一個新形象，或者在開始一個新政。問題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有這種事情的跡象，不知道怎麼會有人能夠看出來會有一個什麼「習李新政」呢！

所謂的「習八條」無非是廉政建設的一些條款，這些類似的條款從延安精兵減政就開始了，中共建政以後也不知道實行了多少次，這和政治體制改革什麼的風馬牛不相及，不能說有一個「習八條」就是「習李新政」。這「習八條」即使實行了也只是在行政建設，而且是黨內行政建設上的一些原有的條款，只是把它歸納以後重新提出來而已，連新意都沒有。

當然一般的人也許會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會讓習、李的面子上不好看，這個習、李都不覺得有不好看的地方，別人可能用不著去替他們操心。因為你需要知道的是，在中共的黨文化裡面是沒有一般人觀念當中的廉恥觀的。

海外一些媒體現在也在炒作庹震的醜聞。庹震的事情實際上是兩方面，主要的一方面是作為中共廣東省委的宣傳部長干預《南周》的新聞流程，這在中共黨內它不是一個原則問題，也不是性質上的問題。它是屬於工作作風問題，僅僅是一個「度」的問題，就是干預新聞干預到什麼程度？或者說在表面上能做到什麼程度，在實際上做到什麼程度？只是一個度的差別問題。因此對於中共來說的話，你再說它干預新聞，中共不會把它認為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正是在貫徹中共新聞管制的路線政策。

另外一方面流傳他有幾個情婦，還有說他對習近平本人有大不敬的表現。這一點我看不出，一個省委宣傳部長5年有6個情婦，和他強制去刪改《南周》新年獻詞這個之間有什麼關係？中共現在是無官不貪，沒有不腐敗的，這已經是民間的共識了，這是一個不需要證明的東西。不知道談他有情婦和他這一次的新聞管制有什麼關係？

至於說他對習近平不敬，去炒作這個也許是指望習近平一怒之下把他給撤了？要知道，他只是中共宣傳系統的一個工具，換了誰上都是一樣的；不要說換一個省委的宣傳部長，就是把中宣部長換了，中共控制媒體、壓制媒體、壓制新聞的作法和政策都不會改變的。

不必期望新領導班子的夢

最後我再想談一下「新政」是一廂情願的幻覺。習近平最近在新進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開班式上面說：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

我們以前討論過，中共的理論體系是一個非常混亂的體系，從毛的革命、繼續革命，到鄧的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到江的資本家入黨的三個代表等等，它們相互之間是矛盾、甚至是否定的。這種混亂的理論體系對於正常社會的人來說，如果有人要去認真研究，而且研究下去，而且真的要去接受的話，我說那對正常人來說，他一定要得精神分裂症。在實踐上，它會使挑戰最高權力者總能在中共的理論體系內、中共系統內找到它的合法性理論基礎。就像薄熙來所做的。從科學上看，這種理論系統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因為它自己前後矛盾、前後對立。所以這是一個極不穩定系統。

我們舉例說，如果今天權貴階層的財富是合法的話，那麼當年剝奪地主、資本家的革命就是非法的；如果今天的權貴資本主義是合法的，那麼當年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非法的，兩者必取其一。作為正常的人類來說的話，人應該有最基本的是非、對錯的概念和標準，國家也是一樣。當然，這個話跟中共你沒法去講，中共的理和人類社會的一切規則、一切理論、一切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說的這一段話，至少可以把一些人臆想當中所謂「習李新政」這個幻想給打破。

《南周》人的抗議、國內外的聲援、支持能夠起什麼作用？既然不可能改變中共，那麼能起什麼作用？我們先看一下聲援的人、支持的人、抗議的人，他們的短期目標應該是「去庹」，「去庹」就是把庹震給趕下台去；進一步的目標是要求中共放鬆媒體管制。

現在我們先看看去庹。庹震是中共宣傳部門的典型官員，他所做的，我們剛才講了，沒有離開中共政治正確的軌道，況且庹震在廣東也已經近一年了，近一年來他揮舞大棒剿殺媒體，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據廣東媒體人說，就從這一次他們的呼籲來說的話，說是廣東媒體的情況和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沒有兩樣。一個號稱開明的汪洋治下居然和重慶一樣，是不是很奇怪呢？其實不奇怪。這就是中共的政治正確的做法。你只要是中共的官員，你要在中共的系統裡面政治正確，你一定會這麼做。

在中共的統治下，官員有因為站錯了隊、跟錯人下台的；有因為貪腐曝光被當作替罪羊下台，甚至送命的；有單純倒楣，碰到風頭上栽跟斗的；就是沒有見過執行了黨的路線政策得罪了民眾被撤職的，從來沒有見過。至於說中共由於大家的抗議就此放鬆媒體管制，更是無從說起。

大躍進失敗，餓死幾千萬人，廬山會議本來是要反左的，彭德懷一提意見，立刻轉為反右傾；「六四」期間，各界支持學生，連中共最高層、軍隊內部都有很多同情學生的，說開槍就開槍；迫害法輪功，常委大部分不贊成，江澤民一個人堅持就決定了，至今持續13年多了。中共的政策制定和走向並不在民眾的壓力，甚至都不在黨內最高層的多數和少數，而是在重大事件和決策上永遠是最邪惡的政策占上風。

要說媒體從業人員呼籲黨不要去干涉、不要去監管，「六四」期間，無論是參與的人數還是聲勢都比今天大得多，並沒有改變中共的態度和政策。因此我認為不拋棄中共，這個問題永遠解決不了。至少到現在為止，媒體人的局部抗爭，哪怕是爭取到有限度的成果的例子還沒有見到過。

那麼抗議有沒有意義？我覺得還是有意義的，什麼意義？使更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認識到中共是不可能改的，任何所謂「新政」，或者是「希望」，都是注定要破滅的。

一百多年以前，是滿清自己的所作所為，把改良派推到了革命黨那一邊，最終導致了自己的倒台；中共也正在走滿清的老路，而且一定會沿著那一條路走下去。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