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6日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许多人都是因为周恩来的这首诗而知道“皖南事变”的。发生在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变”，它一直被中共称为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然而，“皖南事变”的真相却是新四军不服从军令，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最终才造成的悲剧。
“皖南事变”起因
实际上，项英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当时，项英的总部有近2千人，驻扎在云岭，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
1940年7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泽东曾置之不理。现在，毛泽东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12月10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此时蒋介石是国共两党都认可的全国抗战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不服从命令以军法处置。毛泽东没有向蒋表示异议，29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但是第二天，毛泽东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泽东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1941年1月3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军掩护。”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4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泽东。毛泽东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由周恩来转蒋。毛泽东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千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皖南事变”爆发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
史载：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10年前，他想制止毛泽东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泽东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泽东长征，预见到毛泽东要伺机夺权；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泽东。
1月6日到9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4天！项英的电报刘少奇都收到了。毛泽东声称没有接到？
毛泽东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泽东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泽东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泽东：“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泽东仍旧一动不动。10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泽东转，毛泽东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11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3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迟至12日毛泽东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泽东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7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13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蒋介石在前一天已经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3月14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海明威称共产党造假象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毛泽东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毛泽东“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这些见解一旦曝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这些见解直到20多年后的1965年才见天日。1941年，在罗斯福助理居里的劝说下，海明威没有把这些见解公之于世。
蒋介石有关“皖南事变”的讲话全文如下：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么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矩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
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幺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幺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彻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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