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5日訊】未來的啟示，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未來，只有在未來和人民當中，才能擺脫當下所有的負面因素。我在《80後和90後是民國當歸的主力軍》一文中提出：體制內的一切人都有著專制原罪。然而幾乎所有的政治社會經濟資源，都在他們手上，迫使開明官員和知識精英提前站在民眾一邊，如為幫助民眾維權，如此可以護住公民社會，減緩震盪。開明官員和知識精英提前將體制內資源倒騰給民間，只要有大規模的轉移，將來的革命，就可能是一個新的辛亥革命，一個類似阿拉伯之春那樣的廣場革命，不會造成大規模持久的社會動盪和軍事對抗。參加維權運動有助於開明官僚和公知將來獲得政治原罪的豁免。

過去體制內良心，公知與右派的道義性，來自喋喋不休的受迫害，來自弱者，用弱勢受害來打擊瓦解專制的正當，卻無助於讓民眾相信我們是強者，是可以依靠的人，可以堅固他人軟弱的手，也同樣讓我們去攻擊更弱者，如公知欺辱民眾。只有依賴民眾和未來的能量強過體制，才能屈服體制內的人，讓他們歸順折服。如果這一些人有著進入歷史，接受歷史法庭審判的心理，就不應該以自己的特權地位，作為鼓吹中國路徑的條件，把特殊性當作普遍性，而應該如《道德經》上說的，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把民眾的基本人權放在首位，把民眾的自然正當立場，當作自己的政治立場。

當下他們何去何從，為民眾說話，還是為權貴的改革說話呢，一般而言，都是屁股決定腦袋。以法律人為例，現在有兩種法律人，上層的，與下層的，上層的，為錢權共同體的人權辯護。壞人也有基本人權，不能說沒價值，但意義不大。下層的首要任務為民眾的抵抗革命權辯護。

想一下民國歷史吧，也只有為政治犯辯護的，為反對派辯護的，會被記住，會留在歷史當中。那有一個為貪污犯，為權貴集團為非作歹的人辯護的律師，會被記住，會留在歷史當中？沒法在歷史中掛號的事情，也就是這樣的辯護，其本身的政治效果是混沌不明的，並沒有塑造未來秩序的能力。

他們現在佔據最主要的社會地位資源聲譽，總不能依賴死亡和時間來清洗他們，所以儘可能地統戰和對話，幫助他們治病。但是他們已經是中國的病人，可是如何對待是一個很政治的問題。時間和重大形勢會改變他們，本來他們就是後知後覺，但那是和平轉型的最後機會已經喪失。沒有中共的瓦解作為前提，斷不可能有他們出現在政治舞台之上，等他們出現在政治歷史舞台之上，由於他們對摧毀專制貢獻不足，甚至是幫倒忙，根本不可能像晚清改革派那樣，或成為掌權者，而只能說輕微清算和豁免的對象，被打為政治賤民，剝奪政治權利的概率很大。

在未來軍事，金錢和道義資源三足鼎立的「三國演義」當中，當下就把體制內良心，公知與右派邊緣化，貶低到一個專制原罪之中，從而使最為弱小的民間道義資源，足以自保。

體制內良心，公知與右派主導的社會秩序和將來社會轉型，肯定是很爛的。就像今天的，官僚不外乎是進了體制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外乎是進不了體制，而在外面發酸的准官僚。阿倫特說，知識分子與官僚制同時興起，同構同在。八十年代改革範式給中國帶來的，是一種王朝治亂輪迴的氣象，所以我們致力於把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引導到公民社會，為民眾維權，不要幻想擠入體制內。如此維權運動的努力，以打破王朝治亂輪迴。當然效果未知。

拉動撕裂知識分子權貴官僚聯盟

2003年以來，我一直為維權運動背書，讓維權運動儘可能侵佔八十年代以來啟蒙運動的道義性資源和光環，把新聞記者的鏡頭，從對準學院內知識圈，擰轉向98年之後教育產業化產生的數千萬蟻族參與其中的公民社會，如以網絡抗爭為主體的草根維權。

當體制內最有良心，最有光環的知識界，失去了道義性資源，成為一種曖昧的半正半邪的灰黑色，那麼整個體制就是黑乎乎的，就意味著體制內原本自信滿滿，以為自己是「道路在我」的正面力量，就得重新評估自己的作用，到底是負面的，將來更可能遭到清算，還是正面的，將來會得到獎賞的。網絡微博上對公知和體制內良心，最為盡情地痛恨和辱罵，可以證明這一點。

如此一來，要撕裂知識分子權貴官僚聯盟，製造拉動出來的一種空檔：原來屬於體制內良知的位置，就由原本官僚內最負面的部分人補上來。也就是太子黨成了體制內良知。這兩三年來，如胡德平、馬曉麗或者張木生鄧太子黨頻頻在北京開會，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或者鼓吹新民主主義，原因就在於此。

太子黨與整個民族的對立，政府與國家和公民社會對立，這本是一種嚴重的事實，但是二者的與鴻溝，淹沒在一個偽裝當中，也就是淹沒在知識分子權貴官僚共同體當中，而看不見。如今通過維權運動撕裂知識分子權貴官僚聯盟，又重新暴露出來。兩種「敵我之間」群體之間的對立，並不是通過最遙遠距離，隔膜得天上地下的那兩部分人之間的不同和對立，凸顯出來，而是通過在最前沿領域交叉起來的兩部分人或者看起來可以溝通交叉的兩部分人的差異極端化，而凸顯出來。也就是當太子黨成為體制內良知時，太子黨與整個民族的對立，成為大家都看得到的現象。

太子黨之外的知識分子權貴官僚共同體中的其他人，將無足輕重，不過是刀俎之下的魚肉。我在《六四後郭少坤們的宿命》中說，「六四」之後，除了最核心的五百家權貴集團之外，體制內的人僅僅是坐不穩的奴隸。從政不再作為自我實現的最高領域，官員都是技術性官僚，無法關懷公共性和政治問題。而政治空間，已經到了民間。所以體制內再多精英，也無法阻擋九鼎在野。

由於條條塊塊被分割，被黨紀約束，他們毫無政治空間，毫無政治性，又有政治幻想而在話語權上和政策極度自私而壓迫民眾，有幻想自己是精英，從而成為轉型和民主中國的領導者，將來別清算的概率，沒有為人民服務，就沒有成為領導的可能。並不是素質高低決定的，而是起了多大作用決定的。

世襲制的形成，說明官僚體制並不是一個提供大多數人包括公務員自我實現的路徑，絕大部分公務員不外乎平常人，人上人與他們無關。體制再也無法提供希望，而是提供了比較可能穩定的普通生活。

我在《六四後郭少坤們的宿命》中說，在八十年代，靠近人道主義有良心的生活方式，還是有較大可能的，那時候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如此。即使在體制內，也是逐漸靠近的。而六四之後，一種體制內有良心的生活，已經不可能。八十年代遺留的人道主義和「說真話」和21世紀之後的哈維爾，如今頂多對於體制外邊緣人士，例如市場化媒體和學院公共知識分子，才是可以的。有追求卓越渴望的官員，要麼是潛在的政治犯，要麼就是潛在的貪污犯。總之官場是監獄的預備役。

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命運，說明了除了五百家太子黨之外，其他人都是臨時坐穩的家奴和奴隸。王立軍清楚地把自己比喻為口香糖。

　　

《炎黃春秋》老幹部的維權問題

對於體制內官員，黨紀約束很大，沒法顯現，其內心是否是良知，一點意義都沒有。顯現在公共空間中，在政治中很重要。羅馬奴隸主，甚至害怕奴隸穿著統一制服走在大街上。在奴隸制的古羅馬帝國，統治階級曾設想規定奴隸們必須佩戴統一而明顯的標識，以便能達到全面監控的目的。但統治者又想到，這一做法不僅會讓奴隸們產生共同意識，而且還會發現：原來騎在自己身上的主子的數量竟然如此微弱、渺小，只需一口吐沫就能淹死他們。這一聯想，竟使統治階級陷入無比驚恐之中。

快十年以來，我一直鼓吹退休老幹部參與維權。我即使遭遇了被左王魏巍告到中央軍委，都巍然不動，還是力勸左右派老幹部聯合起來維權，利用他們的體制內資源，為人民維權。杜光老先生干的挺不錯，雖然他們不肯放棄啟蒙的主張，但是花了很大力氣為維權鼓與呼，為具體維權案件說話，算《炎黃春秋》諸多右派老幹部最正面的一個。

有一些退休老幹部在自己家裡喋喋不休譴責腐敗沒有民主，一到了公共領域就維護專制，肯定是民眾的敵人。即使內心不維護專制，以言論性行動來推動民主，不參與公民維權，卻很容易被專制收割為花瓶，如《炎黃春秋》。在老幹部維權這一方面，左派老幹部起的作用，要比右派大上一百倍，這樣的趨勢下去，原來過去挺負面的左派老幹部，要成為歷史的正面力量，而右派老幹部即將面臨政治清算的命運。

主張一種主義，成為一種思潮，認為比維權重要，這是一種自己獲得特權渴望的放大，是陽具在指揮腦袋。又不是在八十年代，如今思想革命根本無法帶動政治革命，在多元局面中，知識遠沒有金錢暴力重要。知識分子主導變革的幻覺，已經破碎不堪，只有維權才能幫助建立起與民眾及低層抗爭精英的魚水之情。

我們不需要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給我們旗幟，給我們方向，我們需要他們的幫助，對帶著你們的支票來，別帶你的嘴巴來，這話我在推特上對達賴喇嘛說過，對你們也合適。別和我們談主義和思想，如果你們沒有高位，隨便網上找一個八零後九零後，談起來都比你們強幾倍。代表性和道義權威，並不使用主義的高度建設起來的，而是通過為人民維權動員起來的，建設起來的。

知識分子與改革派官員，以及民主人士，要投入維權，而且要放棄僅僅以精英受害維權為全部維權的維權。原來那個是一個沒有自我反思，永遠被動接牌，被壓在被動的邊緣，沒有防守反擊的能力。圍棋上怎麼說？脫先佈局，騰挪，進行棄子，並不是一味大龍逃著掙扎。過去的做法，注定沒有兩口氣，活不了，更別提大氣勢。

當維權運動已經出現十年，又是革命的預備，同是是改良的外掛延伸，爭論改革與革命的範式，還有什麼意義，純粹是浪費時間。只能說是微博上的底層知識分子，試圖與公知爭奪話語權的戰役。僅此而已。體制內開明官員，既然要改革，就加入維權，他們不要革命，也只能加入維權。他們選擇改革立場，則必然促成革命。

可以看到將來一種傾向：以社會為出發點，直接目的和承載中國出路之地，以社會壓倒虛化秩序，從而為重建秩序預備。新「社會」主義靈魂和黨外性在復興。以正義感和常識作為基點來「超越左右」，也是開始超越當下符號化表達困境的努力，已是行動產生共識。這樣共識不再是黨內路線鬥爭，與黨內性斷裂開來，狼奶吐盡；也是改良或者善政的終結，黨內思想不再牽引政改或者民生。

有知識分子看到底層抵抗扛著毛澤東像就破口大罵，看到烏坎的農民說擁護黨，就不高興放棄支持。維權運動興起的舉著憲法旗幟，也被爭議過。底層民眾總是訴諸於中央政府，反對地方政府，也爭議過。也許是策略，更也許是他們能想到的抵抗道義資源和路徑。這一些的曖昧性，會消解淨化在民眾抗爭的大力度裡面。也就是說，小力度沒作用的啟蒙運動，這一些負面作用才特別大。療效好壞假廣告無關緊要。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政改是維權的廣告形式》，只要將假廣告置於好藥之下，假廣告及其壞處會逐漸消失。

在維權運動和民眾抗爭中，1949年之內專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號，強加於我們頭上的符號化表達枷鎖會逐漸融化。這就像蛇蛻。一層層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長。

我在《維權運動是一種「民國當歸」》中說，憲法認同並不在鼓吹啟蒙憲法認同這種方式中存在，而是在當下行動與憲法的不可分，如民國行憲區的擴大。2003年維權興起，緊緊與憲法認同糾纏在一起。維權運動本身就有抵抗性原罪，具有曖昧性，因為必須依賴於1949年之內的政治符號，維權運動興起時國內維權與海外民運就有過爭論，海外民運某一些人指責國內維權在政治立場不夠徹底，且根據共黨頒佈的《憲法》是為幫閒幫兇。

維權運動是一個政治品質不斷提升的過程，因此這是一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肯定會過渡到「民國當歸」，中共憲法中的人權法案，是最為靠近民國的地方。與憲法認同糾纏在一起，躲開黨國話語的糾纏，就是儘可能減少抵抗性原罪。從人權法案到民國憲法的跳躍，獲得中華民國行憲區的擴大或者大陸民主化是收復淪陷區的政治效果，就像潘恩把美國法律當作國王，因此實現了沒有國王的人民主權的跳躍。

底層民眾的維權運動就像一個巨大的攪拌棍，十年來攪動了改革這潭死水。我所做的就是為維權理論背書，就像找到了維權運動的電線插頭，把它插進民國這塊插電板插座中。這個過程叫做「民國當歸」。

民國當歸作為最後的政改空間

台灣愛與和平基金會董事長鄧文聰2011年11月發表新書「和解」，建議中國大陸在海西平潭試行「民主實驗」。1986年就赴大陸投資經商的鄧文聰，在「和解」一書中，建議中國大陸選定海峽西岸經濟特區平潭試行「民主實驗區」，加速民主化進程，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大陸正逐步走向民主化。他認為，中國要穩定的民主，作為化解兩岸制度之爭的最可行途徑，以達成兩岸永久和平。

呼籲福建先民主起來。早在十年前，大陸政府就設想將福建省闢為一個專門的對台特區。作為國策海西戰略，大陸政府在平潭設置試驗區，主張以「共同規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和共同受益」五個共同，來開發平潭。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說，大陸有「經濟特區」成功的經驗，但沒有「政治特區」的提法，而「平潭民主試驗區」可以作為理念來進行探討。新黨主席郁慕明今天表示，平潭特區是兩岸人民的契機。

楊憲宏在訪談中和我說，2016年民進黨準備向大陸方面提出，要求推廣擴大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到福建全省，把福建租讓給中華民國，在福建搞政治特區，實施中華民國憲法。

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指出，隨著中國軍力增強，不管華盛頓還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來幾十年還能維持過去存在的那種軍事平衡；保護台灣免受脅迫性威脅或行動的更大依靠將不得不置於兩岸關係的質素上。 這一赤裸裸的現實，早已擺在了台灣的面前。保衛台灣，台灣必須超越軍事，跟覺醒的大陸人民結成聯盟。

我在《改革已死民國當歸》中說，對平潭政治特區的建立，「民國當歸」的視野沒有期待，而是樂觀其「有」。 當然民國派關注它，是因為它有著一定「民國當歸」的因素。一種居高凌下的俯視，價值與事實判斷分離。看看黨內民主派還有幾年市場，似乎新市場在平潭和「民國當歸」上。請記住，我們批判的是公知和黨內民主派的改良立場，並不排斥有政改推進的措施，而且這個批判，並沒有民國因素滲透進來，民國當歸加進來的語境之下。正如我所說，「民國當歸」的因素加入，使平潭模式變為唯一忍受，也是最後的「政改運動」。

或有或無的被清算命運

改革派知識分子與開明官僚，不能為當下民主轉型提供實質性的支持，而需要吃底層民眾如農民工與蟻族的人血饅頭，卻自我認證為精英階層，民主化之後的政治權利，必須由其掌執。不想付出代價，不想血酬，卻幻想著自己能向毛澤東一樣，出山溝溝摘抗戰勝利的桃子。他們的將來命運，並不是掌權，而是或有或無的清算，如果沒有遭受，是因為他們提前懺悔，或者在當下假如維權運動，而算投誠。

由於毛左派在當下政治結構中出局，且是最強烈反對當下政府的群體之一，在未來會被當盟友，而不是清算，相反是極右派，公知權貴聯盟，包括開明官僚，相信自己推進改革，卻沒有看到自己幹的都是禍害民族的罪惡勾當，將來必被推到斷頭台的附近。

不要老是那種沒有用的寬恕與和解的道德呼籲，與其呼籲寬恕，還不如呼籲將來的司法清算。在倒台之前，不會有任何來自官方讓人感動的懺悔，道歉，沒有這種提前的，道德呼籲沒用。倒台之後，他們如此做有用沒用不好說，人們也未必原諒他們。清算是必然的，但是不要政治清算，而要司法清算。

當下中國，即使面向民主的高官，能轉向的概率太小了，因為黨紀和政治性，以最高強度捆住他們。且人類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這樣在官民之間留下如此深的鴻溝，不可踰越。當下沒有政治敏感型的民眾維權他們都會參與，將來估計也用不著他們。如果說晚清的改革派，因為掌握地方權力，還能推動改革，在革命中還能獲得尊重。那麼當下的改革派，只有一張嘴巴，與民眾最關心的事情毫無作為，且時時破壞，肯定將來會被恥笑清算。早在歷史中出局。說成白色五毛，已經是很輕微的了。

民主政體是官不聊生，官員自己很不方面極大成本地「為人民服務」，而中國模式對於西方官員來說，是豔羨的。我這麼說，在於感受到當官的，本能地會產生一種，最方便於自己的主義，對民眾的排斥和「煩」，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傾向。在背後，就是法官及其親友團的這種本能的理論化，簡單說「他們煩民眾干擾」。

為什麼要「官不聊生」。這個世間沒有絕對的公平，需要有一個階層成為替罪羊，民眾不過不讓精英官僚成為的話，就會被妖魔化。民眾退無可退，而精英官僚被當作替罪羊，還有很多退路，因此如此權衡之後，方顯公平。如此做官成本太高了無生趣，就不會打破頭皮要做官。多犧牲官員精英，有利於公共福祉。所謂高風險高利潤，政府官員享受了超出平常人的聲望地位榮譽，同時就是承擔超出平常人的風險。多犧牲官員個人，對公共福祉有利。如果不願意承受這種不公平的風險，就別當官。對政府官員的攻擊，只要不構成過分違法，不是黑色的，如果是灰色的，就是有利於公共利益的。明朝還規定五品以上官員沒有名譽權呢。

好歹有個投名狀。

專制瓦解之前，開明官員在公共空間說一說民主的好話，民眾的好話，雖然沒用，但好歹多一人聲勢更大一些，算是投名狀，也算顯現在公共空間中。瓦解之後，就得像舊民俗小說那樣，提一個敵人的頭顱來，或豬八戒倒打一耙，或把大部分家財獻上，或舉報檢舉立功。站在民眾一邊是朋友，投奔民眾一邊的朋友，不肯站在這個立場，鬼知道是敵是友，模糊的搞不清楚的，有罪推定為敵人，是沒有問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舉證責任導致，這是很好的政治權衡措施。當下為開明官員公知開闢的站在民眾一邊的通道就是維權，顯現在民眾或者輿論面前，讓民眾可以鑑別為朋友。

將來的轉型司法清算，可以根據中華民國懲治漢奸條例等法律法規進行。就像正當防衛和緊急避免，在政治上不能免於罪性，但予以豁免。政治上必須定罪，法律上從寬一攬子赦免。分清大是大非，再來談和解與寬恕。這是他們的贖罪行為，是否被赦免，還是取決於其贖罪的程度和人民的態度。內心的立場，並不能等於贖罪。被清算的可能性，在或有或無的兩可之間。事先的政治豁免，豈能對得起冤死去的近兩億中國人。

普通黨員基本不會被損害了什麼利益，之前之後差不多，但是必須經過確認其政治原罪，由民國給予法律上豁免的象徵意識：也就是政治上歸罪，法律上豁免，重點追究經濟犯罪，剝奪徵收其非法財產，保留其基本生存或者中產階級生存水平，其他予以沒收，來建立全民性社會基本保障。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