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4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十六 「天不怕 地不怕」

毛的紅衛兵（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月）

在毛澤東引導下，年輕一代總想著哪一天會與階級敵人戰鬥，而新聞界對「文化大革命」閃爍其辭的號召，使人們覺得大戰即將來臨。一些對政治很敏感的學生嗅到他們的偶像毛澤東和這場運動有直接關係，而所受的思想灌輸使他們毫不猶豫地跟著毛走。六月初，一些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舉行了幾次集會，對形勢進行分析，決定稱自己為「毛主席的紅衛兵」。他們還引用了一條經常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毛語錄「造反有理」，作為他們的座右銘。

　　

早期的紅衛兵多是高幹子弟，只有他們才有膽量搞這類活動。此外，他們是在政治環境中長大的，比其他人更熱衷政治活動。江青注意到他們，她在七月接見了他們。八月一日，毛作了一個頗不尋常的舉動：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公開信，對他們的「造反有理」。表示「最熱烈的支持」。在這封信中，毛還微妙地把他早先的說法修飾成「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對這些十幾歲幼稚狂熱的中學生來說，這封信簡直就像上帝發來的聖旨。很快，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並迅速擴及全圍。

　　

毛澤東要用紅衛兵作他的衝鋒隊，他感覺到人們對他攻擊走資派的號召反應冷淡。共產黨擁有為數頗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人們對一九五七年的教訓還記憶猶新。那時，也是毛澤東號召人民批評共產黨幹部，結果那些應邀提意見的人都成了右派，從此倒楣，好些人都懷疑這次又是故伎重施——「引蛇出洞」。

　　

毛澤東如果想要動員老百姓，（此處刪去三行）對他來說，那些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少男少女是太理想了。這些人是在對他的狂熱個人崇拜及階級鬥爭的氣氛下成長的，又具有年輕人的特質——愛造反、大胆、勇於為「正義事業」獻身，渴望冒險和行動。（此處刪去一句）只有用這支大軍，（此處刪去一句）才可以造成一場足以動搖甚至摧毀共產黨基礎的大混亂。有一條口號可扼要說明紅衛兵的使命：「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反對毛主幫，我們就和誰血戰到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策和命令都是通過黨組織逐級下達的。毛澤東現在撇開這條渠道不用，直接轉向千萬年輕人。一方面，他通過新聞媒體，發出一些堂皇的號召。這些年輕人就像六十年代許多西方人一樣，被「造反」、「教育革命」、「砸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造就一代新人」這些動聽的言詞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通過中央文革，特別是他的夫人江青直接到學生中去發具體指示。毛澤東深知年輕人潛在的暴力性，他說：「現在停課又管飯吃，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叫鬧事幹什麼？」

　　

把年輕人導向控制下的暴力，犧牲品必不可少。學校里最明顯的目標就是老師，其中一些早已成了工作組和學校當局的犧牲品，現在，青少年們又開始攻擊他們。比起父母，老師是更理想的靶子，因為父母分散在家，造反沒法集中，而且在中國文化里老師是比父母更重要的權威人物。幾乎在每一所學校里，老師都被污辱、毆打，有的學校里學生私設公堂、「監獄」 ，有的甚至把老師折磨致死。

（此處刪去一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一百多萬年輕人。日後，他又如此接見過七次，共一千三百萬人。在這首次大會上，林彪第一次以毛澤東代言人身份出現在毛身邊、公眾面前。他號召紅衛兵衝出學校大門，殺進社會，「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四舊）。」

紅衛兵們按照這個含糊不清的口號指示，衝上街頭，抄家、砸古董、毀文物、撕古畫、燒書。就這樣，幾乎所有的私人收藏品都毀於一旦。許多作家、藝術家受盡各種方式的凌辱、毒打，強迫他們目睹自己的作品化為灰燼，不少人含恨自殺。博物館遭抄、砸，宮殿、廟宇、古墓、塑像、寶塔、城牆這些「舊」東西當然在劫難逃。只有少數地方躲過浩劫，如紫禁城，是周恩來派駐軍隊，並下特殊法令保護的結果。

　　

毛澤東稱讚紅衛兵的行動「好得很！」，號召全國上下支持他們，並鼓動紅衛兵擴大攻擊的目標，增加恐怖。以往在共產黨統治下享有特權的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都被冠上「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罪名。紅衛兵的施暴對象還包括「老」階級敵人，以前的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有關係的人，以及先前政治運動中的犧牲品，如「右派」等，他們的孩子也包括在內。

　　

文革前大多數的「階級敵人」沒有被處死或送去勞改，而是放在群眾中「監督」。警察只准對指定的人提供檔察資料。現在政策改變了，新上任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下令把「階級敵人」交給紅衛兵處置，並把這些人的「罪行」告訴紅衛兵，如「陰謀推翻共產黨」，以激發青年人的怒火。

　　

文革之前，私設公堂，嚴刑逼供是被禁止的。現在，謝命令公安人員：「不要受過去規定所約束，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他還說：「我不贊成打死人，但有人（紅衛兵）如果對階級敵人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我們也勸阻不住。」

　　

酷刑拷打之風頓時盛行全國，特別是在抄家時。被抄家的人得跪在地上對紅衛兵磕頭，紅衛兵則揮舞銅頭皮帶連打帶踢。他們還多被剃成「陰陽頭」，頭髮被剃光一半。財產不是被砸爛就是被抄走。

　　

北京打人最厲害，這裡有中央文革小組在旁煽風點火。城區的一些劇場和電影院被用作審訊室，受害人痛苦的哀嚎聲使人們都避開這些地方繞道而行。

　　

最初，紅衛兵是由高幹子弟組成的。不久，當其他階層出身的人漸漸加入時，有些高幹子弟就成立了他們自己的特殊組織。（此處刪去一句）在毛澤東第二次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上，林彪佩戴他們的袖章，以示自己也算是他們其中的一員，江青還把十月一日國慶日在天安門金水橋前值勤的這種「神聖任務」派給他們。結果，一種荒謬「血統論」出現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這種「謬論」的支配下，一些人橫行霸道，甚至在學校辦「勞改營」，折磨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

　　

（此處刪去四行）。從紅衛兵的角度來看，那些熱衷抄家、拷問的人也不全都忠於毛澤東，他們不過是抓住這個合法的撒野機會，盡情享受。

　　

其實只有一小部分的紅衛兵真正捲入殘酷的暴力活動，大部分的人都盡量避免參与，他們可能避開是因為紅衛兵是鬆散的組織，總的來說，沒有人用槍逼著你幹壞事。事實上，毛澤東本人從未下令叫紅衛兵去殺人，他的指示暖昧不清，一個人無須捲入暴力或邪惡行動也可以感到忠於毛澤東，那些選擇暴力的人不能把罪過全推在毛澤東身上。

　

但毛澤東鼓勵暴力也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他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曾問一名紅衛兵叫什麼名字？當她回答「宋彬彬」時，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說：「要武嘛！」毛澤東很少在公開場合講話，這三個字被大肆宣傳，被紅衛兵當作真理似地遵從。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時，他的代言人林彪站在他身邊宣布：「紅衛兵小將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那些走資派、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吸血鬼及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台下馬上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毛主簾萬歲！」狂呼聲，天安門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激動地流下熱淚、誓言忠誠！毛澤東像慈父般地揮手致意，更引起狂喜。

　　

毛澤東通過中央文革控制了北京的紅衛兵。他又發出號召，要他們到各省去串聯，鼓動外地以北京為榜樣。我姥姥在錦州的弟弟玉林和他的妻子被毆打后，連同兩個孩子一道下放到農村。共產黨剛到錦州時，玉林因有一張國民黨特務證而受到懷疑，但那時並無事。到現在，才遭了大殃。那時我家完全不知道這些事，人們避免通信，以免不知何時誰會牽連到誰，禍從天降。

　　

四川人當時並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恐怖氣氛，紅衛共在四川較少暴行，部分原因是沒有中央文革小組在煽動。另一方面，四川的警察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命令裝聾作啞，並不賣力把「階級敵人」交給紅衛兵。當然，四川的紅衛兵和其他省一樣，也模仿北京。這兒有著同樣的混亂情形——控制下的混亂。紅衛兵抄那些指定的犧牲者的家，卻不去商店搶東西。大多數的機關、商業、郵電和運輸仍運作如常。

　　

我的學校在一些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幫助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成立了紅衛兵。那段時間我一直呆在家裡，裝病逃避開會和可怕的口號，所以幾天後，一通電話要我立即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有這麼個組織成立了。一到學校。我馬上看到許多同學都自豪地戴著印有「紅衛兵」金字的紅袖套。

　　

在那些日子里，新生的紅衛兵象徵是「毛主席的孩子們」，具有不可言喻的光榮。我當然也要參加，所以立即向班上的紅衛兵頭頭交了申請書。他姓耿，是個十五歲的男孩子，過去他總是找機會跟我呆在一塊兒，在一起時又變得局促不安。

　　

我當時心裏納悶：耿怎麼一下子成了紅衛兵？還神秘兮兮的。我看得出來，紅衛兵大多數是高幹子弟，學校紅衛兵領袖就是四川省共產黨主要領導的兒子。因為我父親的級別比許多人的父親都高，所以我理應是紅衛兵的一員，但耿私下告訴我說，我「太軟弱」、「太不積極」，得經過考驗才能參加。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每個人必須整天泡在學校里，以示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我呢，總想躲在家裡。現在再這樣做就危險了，我只得住進學校。當時男孩子都把宿舍讓給女孩子，自己睡教室，非紅衛廷成員也由紅衛兵帶著一塊兒參加各種活動。

　　

回校第二天，我就和另外幾十名孩子上街去改換街道的名稱，使它們更革命化。我住的省委大院所在的街叫「商業街」，我們來到街口，開始激烈爭論應該改成什麼新名字。有人提議「燈塔街」，以示省委燈塔般的作用。另一些人則說該叫「勤務員路」，因為毛主席說，共產黨官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最後卻不了了之，因為有一個基本問題無法解決，路牌掛得太高，摘了半天也摘不下來。據我所知，以後誰也沒有再去過問此事。

　　

北京的紅衛兵比我們狂熱得多。我們不斷聽到他們成功的消息：英國代辦處現在位於「反帝路」了，蘇聯使館則位於「反修路」。成都街道也開始拋掉了像「五世同堂」（舊道德）、「楊柳青」（非革命的紅色）、「玉龍」（封建權力象徵）這樣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破舊」、「東方紅」和「革命」路。一家叫作「香風味」的著名餐館橫匾被砸個粉碎，新名字是：「火藥味」。

　　

交通混亂的情況持續了好多天。紅衛兵對指揮交通的紅綠燈提出抗議，說用紅色代表「停止」是非常反動的，紅色應該是前進呀！車輛也不應該靠右行駛，而應靠左。我們要交通警察靠邊站，自己指揮交通。我被派到一個街口告訴騎自行車的人靠左騎。成都很少汽車和交通信號燈，但在幾個大十字路口仍出現混亂情況。結果周恩來出面說服了北京紅衛兵，舊的交通規則得以恢復。年輕人為此找到了一個借口，我們學校的一位紅衛兵告訴我，英國的車輛是靠左行駛的，因此我們得靠右，以體現反帝精神，當然她沒有提到美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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