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3日訊】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有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就是從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到基層單位，紛紛調集「無產階級的筆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寫作班子，以各種各樣大批判寫作組的名義，撰寫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發表在中央和地方的報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統的內部刊物及牆報上。如在北京的清華、北大寫作班子「梁效」、「柏青」(筆名)，而在上海則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子「丁學雷」、「羅思鼎」(筆名)。在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遭受迫害壓制的同時，這些參加大批判的「筆杆子」和「秀才」們卻備受重視、十分吃香，形成強烈的反差。

寫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成立於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對國際國內修正主義思潮的背景和任務密切相關。從1960年中蘇關係緊張開始，一批中央級的「秀才」調到北京釣魚台，撰寫反修文章，到1963年為止，總共寫出九篇文章——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這些中央級的「秀才」，包括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中聯部副部長王力、中宣部副部長姚溱、《紅旗》雜誌副主編范若愚等，這可以說是中共建政后中共黨內第一個最高級別的寫作班子。

1963年5月，毛澤東提出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同年7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至此，國際國內兩條戰線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同時展開了。

上海在意識形態領域批判「封、資、修」的任務中，充當了「先鋒」的角色。1963年新年，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出席上海文藝界新年團拜會，他在會上提出「大寫十三年(1949-1962)」的口號，他說：「今後在創作上，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隨後，柯慶施指示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俞銘璜，寫了一篇《「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用「梁璧輝」的筆名發表在5月6日的《文匯報》上，打響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槍。

寫作班子的成立經過



1963年12月，毛澤東在柯慶施送去的上海舉行故事會活動的報告上批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初，柯慶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個報告，動員在思想理論戰線全面開展批判修正主義的鬥爭，與會的是由市委宣傳部選定的500多名理論隊伍及文教系統的各級領導。為了具體實施批修戰鬥，柯慶施決定在上海實行「兩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口頭稱《內刊》)編輯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寫作班子。

成立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直接負責。1964年4月，石西民在華山路丁香花園找葉以群和徐景賢談話，決定成立市委寫作班子文學組，由葉以群任組長，徐景賢任副組長，從各個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等調集寫作力量，人員的條件要求必須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政治身份外，還必須是筆頭硬扎、有過寫作成果、參加過批修戰鬥實踐的。葉以群當時任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上海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他首先提出把文學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論工作者調來，他們都是各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其中有戴厚英(華東師範大學畢業)、高玉蓉、吳聖昔、吳立昌(均為復旦大學畢業)、高彰彩(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陳冀德(上海師院中文系畢業)等人。同時，又從華東師範大學調來中文系教師王紹璽，從上海師範學院調來中文系教師徐緝熙。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員，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紹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線。

歷史組成立的時間和文學組大體相仿，成員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復旦時期，他們就組合撰寫關於討論「乾嘉學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們調到丁香花園成立歷史組，撰寫有關我國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後，戚本禹在北京發表《評李秀成自述》一文，認定太平天國名將李秀成為「叛徒」，引發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以後，上海寫作班子歷史組的幾位筆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觀點，寫了文章，參与論戰，最後毛澤東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歷史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學組和歷史組原來是各管各的，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也沒有嚴密的組織生活，領導也比較鬆散。有一次湯大民與上海作協文研所來的戴厚英開玩笑，稱她為「才女」，戴厚英還之以「才子」的稱號。這種調侃式的玩笑話傳到《內刊》支部書記林學淵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經向《內刊》副主編周原冰作了彙報。一天，周原冰來到丁香花園東樓，把寫作班子的人召集起來，鄭重其事地告誡大家不要搞低級趣味，要做「戰士」，不要做「院士」。因為這個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寫作班子的張春橋就和宣傳部長楊永直商量，把兩個組(文學組、歷史組)的黨員編成一個支部，以後又增加了哲學組和自然辯證法組。哲學組的成員有從華東政法學院哲學系調來的郭仁傑，從市委黨校調來的程綺華、謝宗范等。自然辯證法組的成員有從市委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調來的沈竹、科委調來的李寶恆、社科院調來的紀樹立等，都是黨員。由徐景賢擔任寫作班子的支部書記，郭仁傑擔任副書記。寫作班子黨支部進一步擴大，組織關係隸屬市委宣傳部總支部。寫作班子的「戰鬥任務」由市委書記直接布置，選題文稿也由書記審查；寫作班子的黨團員組織生活由宣傳部總支部管理。這樣，市委寫作班子的領導關係、組織關係等等，總算正式確定了。

寫作班子的寫作程序



當時，市委對於理論隊伍、寫作隊伍有一條方針，就是「以戰鬥任務帶動戰鬥隊伍」。「戰鬥任務」是由毛澤東、黨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發動對幾部「毒草」電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下達通知的。中央沒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沒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

「戰鬥任務」確定以後，市委寫作班子就進入「戰鬥」狀態，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編資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過上海電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這幾部影片的劇本要來，內部排印成冊，然後再印原著，摘編有關這些作品和影片的評論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編的《林家鋪子》的電影劇本，還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對照，看看影片的編導對原著作了哪些增刪，同時還要把過去報刊上關於影片《林家鋪子》的評論文章中的論點加以分類摘編，供批判用。

在為姚文元撰寫《評「三家村」》一文做準備時，寫作班子歷史組、文學組、哲學組全面動員，選編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吳晗、鄧拓、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憶記》及《燕山夜話》，分類摘錄這些文章中有「問題」的觀點，編印成冊。

以上這些資料，全部交給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廠及文匯、解放兩個報社，印成大字本，標明「內部資料」、「供批判用」等字樣，上報給市委領導，同時在寫作班子各組內部使用，並留出一部分由兩個報社提供給市委寫作班子以外的社會各界特約作者撰寫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擬出批判文章選題。選題有的是由市委寫作班子各組自擬，有的是和文匯、解放報社合擬。每一「戰役」都有一個選題計劃，除了重點文章以外，還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評「三家村」》一文發表以後，歷史組就和文匯報理論部共同擬出選題《「三家村」黑店是怎樣開張的？》、《反共知識分子的狂妄叫囂》、《「三家村」黑店如何惡毒攻擊我們偉大的黨？》等等。其中又分重點文章和配合文章，重點文章往往由市委寫作班子撰寫，配合文章除寫作班子承擔一部分外，再由報社約社會各界的「左派」人士寫作。

第三步是召開座談會。批判文章選題由市委領導批准以後，由報社出面，邀請市委寫作班子人員和社會作者參加，討論選題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匯兩報和《大眾電影》需各發一篇打頭陣的重要文章，分別由徐景賢、胡錫濤和電影局調來的幾個人撰寫，配合選題就由與會各界作者分擔。重點文章經報社排出小樣，先是由石西民審查，石西民調走後就由繼任的領導張春橋、楊西光審定。他們寫下審查意見后，由寫作班子執筆人員反覆修改，再由報社派人來取，有的稿件不斷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後清樣，送市委領導終審決定何日刊登，這樣才打響了某次「戰役」的第一槍。由於頻繁地發稿、排印、改稿，兩個報社的交通員有時一天要到寫作班子來回好幾次，他們為了趕速度，開著輕便兩用車(類似現在的助動車)送稿樣。當時兩用車在社會上還是稀罕物，報社交通員在等待取稿時，寫作班子的幾個青年作者輪流騎上車，在院子里學，一段時間下來，幾個人都學會了駕駛，可見當時報社和寫作班子來往之密切。

寫作班子的文章筆名



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名稱，是石西民起的。當時參加市委寫作班子的成員心中都十分自豪，認為自己是黨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願地做黨的喉舌，用自己的筆積極投入思想戰線的階級鬥爭，美其名日「遵命文學」，實際上全是奉命寫作。這一點，從寫作班子所寫文章的筆名上也可以看出來。

寫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國開展學習雷鋒、做毛XX的好戰士的高潮，寫作班子除了姚文元寫大塊文章由領導上決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實姓名，而是用集體筆名，特別是重點文章，更是領導意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文學組的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歷史組的筆名是「羅思鼎」，意思是「學習雷鋒，做一顆永不生繡的螺絲釘」。

除了「丁學雷」、「羅思鼎」以外，寫作班子各個組還用過很多筆名。從「文革」前的市委寫作班子到「文革」期間的市革委會寫作組，用過的筆名不下幾十個。比較有影響的如歷史組的筆名「康立」(武康路歷史組的諧音)，這是從丁香花園搬到武康路，後來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學組有的文章要另起筆名，徐景賢建議說：「我們剛剛開始做毛澤東的學生，就起一個叫『方澤生』吧！」後來又寫了另一篇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筆名「方岩梁」(毛澤東詩「風物長宜放眼量」的諧音)。因為寫作班子一開始住在丁香花園，文章的筆名姓丁的特別多：兩人合寫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寫的叫「丁川」，多人合寫的則用過「丁影」、「丁聞」、「丁葵」等名字。這些署筆名的文章，在寫作的時候往往由一個人先執筆起草初稿，另一個人修改，集體討論后又有人作進一步加工，直至最後定稿。所以，現在要回顧哪篇文章是誰獨自完成的恐怕很難，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區別了。像後來市革委會寫作組《魯迅傳》編寫組的11個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筆名集體寫文章，正是繼承了這樣的傳統。

即使完全是個人寫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種各樣的筆名，使對手摸不清底細。如在武康路2號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過程中，寫了一篇批判歷史學家李平心的文章，當時他正和寫作班子歷史組同在二樓辦公，共同編資料。歷史組的基本班底是四個人：朱永嘉、王知常、吳瑞武、朱維錚，都是從復旦調來的。姚文元寫完后，開玩笑說：「你們歷史組四個人，加上我是五個人，共同來批李平心，這篇文章的筆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當時在盧灣區工作，姚文元寫文章時也用過「金文」、「金兆文」做筆名。

寫作班子捲入「一月奪權」的政治漩渦



寫文章除了「名」，還有「利」，為了和「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決裂」，寫作班子提出寫戰鬥文章不要稿費。寫作班子成員認為：既然宣稱自己在丁香花園學雷鋒，而且要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既然認為調到寫作班子是非常光榮的事，是黨在思想戰線前沿的戰士，現在黨號召的戰鬥打響了，黨指向哪裡，我們就沖向哪裡，那麼，寫這樣一類文章怎麼還能要稿費呢？於是，寫作班子就通知報社停發稿費，而且把早期寫的幾篇文章收到的稿費，上交給市委作黨費。

當時，被調到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成員，都以知識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能夠成為這支戰鬥隊伍的一員感到無上的光榮。所以，在追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投入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後，繼續緊跟，1966年12月，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動下，全體寫作班子成員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於上海「一月奪權」，更深地捲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鬥爭的漩渦。

原題目：文革中上海市委寫作班子揭密

文章來源：《新聞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