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9日訊】 一

十八大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新的中共最高當局——七位政治局常委——仍處在興奮緊張的接班過程之中。其中，習近平、王岐山、劉雲山三人已經基本進入角色，並展現出了與其前任略有不同的政治形象：說了一些有所不同的話語，作了一些有所不同的姿態，傳達了一些有所不同的信息，雖然不同之處並不顯著，還只是若隱若現，微露端倪。

習、劉、王三人的接班速度比人們預想的要快一些。這首先應該歸功於胡錦濤「裸退」之「高風亮節」（胡錦濤仍有國家主席一職尚未交卸，但該職務為名譽性虛銜，除外交場合有所不便，並不影響習近平在新班子裡的地位和實權），以及「胡錦濤Style」之政治魅力和人格魅力的極度缺乏，以至於「人一走，茶就涼」，十年辛苦集聚的政治影響力幾乎瞬間消散於無形；其次也應該歸功於李長春、賀國強不僅「裸退」，而且似乎已經「全休」。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但應該做的事情真做了，在中共也不容易。

至於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張高麗四人，目前還只是登台亮相，尚未各就各位，仍處於接班之前的見習期。此四人需等到明年「兩會」之後才能獲得與其各自的黨內分工相適配的黨外正式職務——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在獲得這些正式職務之前，他們的常委身份並無足夠的實權支撐，相當於只有爵位而無領地的貴族頭銜。

從十八大到明年「兩會」，這是一段新舊交織的過渡階段，會出現諸多名實不相符、權責不對應的狀況。到明年「兩會」結束，這場十年一度的高層交接班大戲才告落幕，各省、部、委的職權瓜分火拚也才能基本平息。要問權力交接是否順利、是否成功，新班子是否有能力穩住陣腳、開創新局，也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能夠下初步的結論。

二

在中國古代，來日無多的老皇帝為了給他將要繼位的兒子創造政治機遇，有時會故意設局，將忠誠能幹的文臣武將投閒置散，將腐敗墮落的貪官污吏不予懲辦，將眾所周知的冤假錯案拒不平反，將萬眾期盼的改革政策留中不發，這是為了讓他的兒子可以迅速地找到正確的施恩對象和適當的發威機會，以便甫一繼位即有所作為，一展聖明君主的風采。把好事留給後任去做，不惜以自己的惡名去襯托繼位者的美名，這是專制皇權時代樹立新君權威的通幽曲徑，胡錦濤之於習近平，當然沒有如此體貼的用心。不過，以客觀效果論，則情形極其相似：胡錦濤的僵化和平庸，胡溫體制對改革的冷漠，對腐敗的放任，的確給習近平、李克強們人為創設了不可多得的歷史性機遇。

十年來，胡錦濤抵住國內外壓力硬是不平反「六四」，不推進非毛化，不摒棄以言治罪，反而強行重判了劉曉波；而許多早就該做、且並不難做的政策性改變，比如廢除勞教、制止強拆、改革戶口制度、實行陽光財產法案、約束城管惡政、懲治截訪暴政、修正計生政策等等，胡錦濤明知在這些事情上輿論滔滔、民意鼎沸，卻就是強裝不知；明知這些事情利國利民、大有可為，卻就是堅決不為。此類悖民意、逆公德的顢頇昏庸行徑給習近平的任期留下了廣闊的改革空間，足以讓新班子如行雲流水一般做出一番「習李新政」的陣勢來。

實在說來，有胡錦濤時代當陪襯、作對比，習近平很容易出彩。人們久已厭倦了思路狹隘、言詞乏味、形象呆板、表情木訥的「胡錦濤Style」，習近平只需稍顯「新派」，略表「新意」，就足以讓很多黨員、很多國民產生「新風撲面」之感。

新班子登台亮相以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劉雲山諸人相繼表態要深化改革，要強化反腐，要從政治局做起改變「會風」、「文風」、「作風」（開短會、講短話，不講空話套話，座談會不許念講稿，匯報會、研討會不要先「定調」，出行要輕車簡從，不封路、不擾民），等等，此類言行立刻在民間引起廣泛的好感。包括一向為人詬病的意識形態和宣傳主管劉雲山，也因在會議上公開引用李瑞環所說的「空話套話連野豬都騙不了」的故事而獲得輿論好評。劉雲山短短一席話使得其早已定型的「五毛黨總書記」醜陋形象大為改觀，足見中國人民對願意痛改前非的當權者其實很寬容。真心推動政改者將會得到人民的厚待，即使他曾經犯過嚴重的過錯。

然而，迄今為止人們對習近平及其新班子的好感並非因為他們的表現優異。習近平的確顯得比胡錦濤更平實、更自信、更從容，但也僅此而已，習的既往政績不足稱道，常委生涯乏善可陳。歸根到底，人們對習的好感其實全拜胡錦濤所賜。那些新意不多的所謂新話語、新作風之所以仍然能夠顯得新鮮、獲得好評，皆因有胡錦濤先生沉悶僵化的舊話語、舊作風作為反面教材。忍受「胡錦濤Style」達十年之久，人們樂於見到一些「非胡化」，僅此而已。

三

無論如何，在高層大換班之後，中國的政局必會發生一些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的變化，這幾乎是一個確定性的事情。這並不取決於習近平、李克強是不是真正的改革派，甚至也不取決於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局中有幾個改革派、幾個頑固派、誰比誰厲害。政局變化的確定性首先在於極度腐敗的中國政體滋生並積累了太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形成了一個必須有所改變、否則難免崩潰的政治社會局面；其次在於胡溫「黃金十年」在政治上實在是過於平庸，幾乎無所建樹，胡錦濤的政治寶庫裡並沒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東西可供其接班人傳承，他的後繼者既不值得、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在他的陰影裡原地原樣堅守。

中國政局的變化要麼產生於改革，要麼產生於不改革。形勢比人強，不變也得變。當然，好的變化只可能來源於好的改革，而不好的變化則各有各的來路。

僅僅在姿態、話語、「會風」、「作風」上做一些無傷大雅的「非胡化」改變是遠遠不夠的。現在就開始談論「習李新政」，妄斷此一「新政」的方向、目標、內涵和品質，更是言之過早——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教訓。

十年前，我們很多人曾經真誠期盼「胡溫新政」，那確實有點兒幼稚，但也並非純屬一廂情願。那一年「非典」來襲，人心惶惶，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兩位部級高官因向公眾隱瞞疫情而被胡溫革職。隱瞞災情、疫情在中國並不稀罕，本是中共一黨專政多年養成的惡習，張、孟依慣例行事卻不幸中槍落馬，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為「新政」的。廣州的收容所裡打死了無辜的大學生，導致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重慶的農婦攔住溫家寶大訴討薪之苦，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聲援農民工討薪運動——這些事情，也都曾被泛泛理解為「胡溫新政」。

當年，胡溫政府若真心誠意實施新政，新政並非不可為——只要繼續沿著罷免張孟、廢除收容的路子往前走，朝著人權、法治、公開、公正的目標往前走，新政不是鏡花水月。然而，事情並沒有那樣發展，新政只是倉促之間開了個頭，後來就再無下文。現在想起來，所謂「胡溫新政」更像是一個騙局，像是庸碌政客匆匆履新時的道德偽裝，是權位不固、立足未穩之際譁眾取寵換取民意支持的權宜之舉。胡溫十年，時間已經夠長的了，而政治改革幾無寸進，甚至連這個名詞後來也遭到了官話體系的排斥。政府越來越腐敗，官場越來越流氓化、黑惡化，比張文康、孟學農惡劣百倍卻越壞越升官的黨政要員越來越多，比收容、欠薪毫不遜色的惡法劣行也越來越多；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既得利益集團越來越膽大妄為、肆無忌憚，「維穩」機關越來越粗野霸道、無法無天——「胡溫新政」終於無地自容、無計可施、無聲無息、無疾而終。

正是在「胡溫新政」大開倒車之際，借力於廣大民眾對官場腐敗、豪強黑惡的普遍痛恨，薄熙來從胡溫手裡搶走了新政話語權，與王立軍一道創建了屬於他自己的新政品牌：「重慶模式」。而那一場以「唱紅打黑」聞名中外的「重慶新政」，不過是一場以「黑打」取悅民粹、以「唱紅」回歸毛左的小規模文革復辟。「薄王事件」中央就沒有責任、不需反思嗎？是中央的改革派公然作偽，才引來地方的文革派大膽偷襲。

我們當然希望剛剛上台的新一屆中共當局發動一場貨真價實的「習李新政」，希望中國政局向著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的方向良性演變，但歷史的經驗表明，說新話、刮新風者所在多有，無非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行新政者太少，改新政體者少之又少。上一個十年裡上過了「胡溫新政」的當，我們必須對未來幾年可能出現的「習李新政」更嚴格、更苛刻一些。對於政府，人民越挑剔，「新政」越有戲。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