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3日訊】 五
為了煽動老百姓起來造國民黨的反，毛澤東當年說過一句名言：「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他萬萬不會料到的是，這句話如今也在共產黨自己的身上應驗了。
2012年7月28日，由於擔心日本王子紙業集團準備在當地修建的排汙設施會對本地民眾生活產生影響，近萬名啟東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門前廣場及附近道路集結示威，示威者廣為散發《告全市人民書》，呼籲啟東人站出來，抵制王子造紙廠「將有毒廢水排放到啟東附近海域」，號召舉行「保衛家園」行動。隨後，一些示威者沖進市政府大樓，扒光了啟東市市委書記孫建華的上衣，給市長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紙的宣傳衣，並將搜出的許多名貴煙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陳列在政府辦公樓前。在示威過程中，民眾還掀翻了汽車，搗毀了市政府的辦公電腦。
無獨有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從南海工人罷工、廣州新塘騷亂到烏坎村民維權，從廈門市民抵制PX專案的大規模集體「散步」、大連反對PX專案遊行到廣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燒廠運動，直至今年的什邡事件和啟東事件，神州大地上的民間抗議風潮（即群體性突發事件）可謂風起雲湧，一浪高過一浪，近年來更是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密集高發期。如果說合法性的喪失是一個政權發生統治危機的內部徵兆，那麼民間抗議風潮的密集高發則是發生這種危機的外部標誌。
根據有關專家的觀察和研究，近年來密集高發的中國民間抗議風潮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點和趨勢。
一是數量增多、規模趨大。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民間抗議風潮在中國一直呈急劇上升趨勢，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驟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達到90000起，2008年超過10萬起（注8）。從1993年至2003年這10年間，年平均增長17%，由1994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增長5倍。與此同時，風潮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參與人數平均增長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長4倍（注9）。
二是以維權事件為主要類型。從現已掌握的資料來看，維權事件約占當前民間抗議風潮的80%以上。因為參與的主體有別，抗爭的物件和維權的內容也各不相同。其中農民以基層政府和官員為主要抗爭對象，而工人則以企業管理者為主要抗爭對象。農民抗爭以要求補償受損利益和實現村民自治為主要維權內容，工人抗爭則以維護經濟權利和要求管理企業事務為主要維權內容，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雇傭工人的主要要求是發放足額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農民工的主要要求是發放欠發的工資，下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國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護國家財產不流失等。
三是洩憤事件佔有相當比例。此類事件區別於維權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點是，絕大多數參與者無明確的集體利益訴求，與事件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純粹是為了表達和發洩對官府和社會的不滿才捲入其中。其次，這類事件主要因偶然緣故引發，一般沒有個人上訪、行政訴訟等過程，突發性極強，從意外事件升級到一定規模的衝突過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現過事主不滿，找有關部門反映或要求解決問題而未果的情況，但真正當騷亂發生時，仍然有很強的突發性。再者，這類事件沒有明確的組織動員者，政府找不到磋商物件。最後，相當一部分參與者情緒失控，有打、砸、搶、燒等極端行為，不僅會造成財產方面的損失，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比較大。
四是表現方式趨於激烈。近年來，暴力性、破壞性抗議風潮逐漸增長，參加者的行為出現激化現象，對抗程度加劇。出於「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理，風潮的組織者和參加者越來越多地採取各種激烈甚至極端手段，如圍攻衝擊基層黨政機關、阻斷交通、扣押人質，個別地方還發生了破壞公共設施、打砸鄉鎮政府和縣政府的局部騷亂，有人甚至採取自焚、自殺等過激行為。
五是組織程度高，經濟矛盾趨向政治化。有相當數量的民間抗議風潮的發生是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串聯聲援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參加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反復性強的民間抗議風潮事先都經過周密策劃，目標明確，行動統一。雖然它們中大多數是因經濟利益矛盾引發的，但有些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漸明顯，有的帶有政治目的，喊出了諸如「反對獨裁」、「懲治腐敗」、「還我人權」等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口號。
如果說合法性的喪失是一個政權發生統治危機的內部徵兆，那麼民間抗議風潮的密集高發則是發生這種危機的外部標誌。
六
共產黨未當政時，它的頭號目標是奪取政權，當政後，它的頭號目標則是保住政權，這是由它作為一個罕見的權力狂的本性所決定的。在中國，毛時代把保住政權叫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鄧時代則改稱「維護社會穩定」，江胡時代乾脆簡稱「維穩」。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錯誤地總結了十年動亂的教訓，格外強調保持政權穩定的重要性。鄧明言：「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又說：「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鄧小平身後，改革開放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民間抗議風潮風起雲湧，中共政權面臨著不斷加重的危機，「穩定壓倒一切」的調門更是越喊越高，維穩不僅成了中共各級政府的優先任務和考察各級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而且為此投入的各種資源也與日俱增。根據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的研究，維穩支出已成為中國政府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47.5％（注10）。2010年全國維穩支出金額5490億元，已經超過了當年5340億元的國防費用（注11）。
不過，事與願違的是，儘管中共維穩的力度越來越大，但結果卻陷入了越維越不穩的惡循環。
究其根源，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之所以越來越不穩定，關鍵不在別的，而在於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竭力維護一黨專政，繼續剝奪民眾基本人權的歪路，一條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官商勾結瘋狂掠奪壓榨黎民百姓的黑路，一條嚴重污染生態環境，大量透支自然資源的歧路，總之，走的是一條與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背道而馳的邪路。這樣的改革開放，能不引發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激起民眾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和反抗嗎？
真要想維穩，那就必須徹底拋棄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扭轉改革開放的方向，消除導致社會不穩定的這一根源。但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了它不會也不可能這樣做。面對民眾的不滿和反抗，一向唯我獨尊無法無天的中共自以為大權在握，掌握著軍隊、員警等暴力機器和宣傳工具，不但不去體察安撫民眾的不滿和冤情，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難題，切實維護他們受損的利益，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不但以維穩為名壓制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甚至一逞權力暴戾，採取各種流氓暴力手段肆無忌憚地打壓、鎮壓民眾的維權行動和抗議風潮，其結果民怨當然越積越深，矛盾當然越來越尖銳，社會當然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正如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佈的研究報告所指出的：近些年來，中國各級政府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維穩，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數量非但沒減少，反而不斷增加，維穩工作陷入了「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報告還指出，中國政府現行的維穩思路和模式，將民眾的利益表達與社會穩定對立起來，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通過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來實現短期內的社會穩定，本質上只能是以破壞社會公平正義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潛在的社會矛盾，在道德正義上削弱了政府形象，從而加速了社會基礎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失範（注12）。」
維穩的本意是消除導致不穩定的因素，結果自己卻成了強化不穩定的推手，以至於越維穩反倒越不穩，這真是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天大笑話！
七
2012年12月23日，瑪雅預言中的世界末日。不管這個預言是否準確，但至少對中共來說，今年卻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多事之秋。專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殆盡，政權處於空前不穩定的狀態，各種社會矛盾比任何時候都嚴重和尖銳，大有山雨欲來，大廈將傾之勢。這一點，僅從大陸各階層當下的政治思想動向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剛剛過去的這大半年裏，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連串的驚人戲劇。從「王薄事件」到「穀開來謀殺案」，從「什邡事件」到「瀋陽罷市」，從「南海爭端」到「釣魚島風波」，從「北京大水」再到「倫敦奧運假賽風波」，有關中共的各種醜聞接連不斷地浮出水面，讓中國民眾更加認清了它的邪惡本質，越來越多的人因此紛紛加入到「全球退黨大潮」的行列中。據《大紀元》報導，王立軍事件之後，中國大陸民眾「翻牆」出來、聲明三退的人數已經勢不可擋。僅7月的第一周，聲明脫離中共組織的人數就有52萬多人。到目前為止，已有一億二千多萬中國人退出中共組織。
退黨義工Yina講述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名公安局長在接到他的「勸退」電話後，表明身份說：「我告訴你吧，我就是當官的，我是公安局局長，你趕緊幫我退。」而另一位聲明退出中共的大陸人士表示，要那個黨有啥用？現在中國沒有人權，中共可以不擇手段，隨隨便便就要一個人的命。共產黨就是來禍害老百姓的。另一位已經做了「三退」的大陸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凡是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看的出來，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是個人吃人的社會。
進入2012年後，中共各級政府網站頻頻遭到駭客攻擊，規模之大、頻率之快可謂前所未有。
4月初，一個自稱為「匿名中國」的駭客組織，攻擊了幾個地方政府的網站，不但使首頁面目全非，還用中英文號召大家「起義」，反抗專制，「為自由而戰」。並警告中共：「親愛的中國政府，你絕對不是毫無失誤的，今天你的網站被駭，明天你的邪惡政權就會垮臺。」
4月18日，大連市甘井子地區政法委網站被黑。網站首頁驚現「打倒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墓」字樣和圖片。4月23日，山東省沂源縣的中共縣委黨校網站上出現了「推翻共產黨重建新中國！」的字樣，中共黨徽也被打上了兩個大大的黑「XX」。
5月9日，廣西柳州地區的融水苗族自治縣28個政府部門網站全部被駭客攻陷，出現了號召全民大起義推翻共產黨的反共標語。5月18日不同時段，寶雞市12個政府網站均被黑屏，出現反共標語：「共匪不亡！天理不容！」及「打倒共產黨」。 8月初，四川眉山城鄉規劃局網站也被駭客攻陷，在首頁留下反共標語「共產黨是流氓無賴！吃喝嫖賭，坑蒙拐騙！」並在標語下標注「反共駭客」。有評論表示，目前，中國大陸民眾已經從恐懼中共發展到了直接抵抗中共暴政。
一個社會和國家將向何處去，精英人士的動向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如果說一年以前，中國精英陣營中的許多人對中國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性還存有懷疑，那麼在阿拉伯之春之後，這種懷疑已不復存在。
去冬以來，中國輿論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開始大談中國的危機和變局，認為今年中共將召開十八大，潛伏多年的權力鬥爭可能一觸即發，2012年將成為中共危機四伏的關口，中國已走到不得不變，不變就要動亂的十字路口。
元旦剛過不久，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就在新浪微博中突然發聲：「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充滿謊言！沒有一句真話，到處吹噓歌功頌德，我們的官員96%都貪污包二奶，這樣搞很危險。我們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總是拿人民當傻瓜！奉勸一些人不要過於迷戀權力，卡紮菲滿臉鮮血被打死還歷歷在目……人民不跟我們玩了，我們就玩完了！」
4月5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論重地《炎黃春秋》召開了一場有關薄熙來事件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途徑的座談會，不止一位講者認為中國已在大變的前夕，人心思變，現今的「維穩」局面已維持不下去了。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說，現在的形勢有點像文革後期，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需要變了。他說，民間思想十分活躍，大家都在議論國事，全民關心政治，全面議論政治，這是很長時間都沒有出現的事。
著名學者、《炎黃春秋》雜誌社主編楊繼繩說：中國現在處於大變革前夕，民間怨聲載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他說，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執政黨各級領導人的腐敗程度嚴重得多，特權也嚴重得多。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散發的臭氣，彌漫污染著整個社會，老百姓已經忍無可忍了。
曾擔任中共中宣部長22年的中共元老陸定一的兒子，APEC亞洲院士陸德說，中國經濟轉型喊了20年轉不過來，當前的問題越積越多越嚴重，不勵志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可能會面臨一場革命。
不僅精英們在大談革命，革命的幽靈甚至也潛入了中南海的深宮大院。當下，中共高層對「亡黨危機」的共識，已不是什麼秘密，胡錦濤、習近平等都曾在不同場合公開承認過這種危機。
胡錦濤卸任前曾多次發出過亡黨危機加劇的警告。2月下旬，胡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黨正面臨著的亡黨危機，近年不是減弱、緩和，而是加劇、激化。社會各種矛盾日益激化，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的利益與黨的執政和政策的矛盾。胡說，根據調查，有關中央的方針、政策、措施在地方貫徹的情況：在黨的建設、黨群關係和社會民主這三方面，很差和較差的，占了大部份，這反映到當前政治局面上，反映到黨工作處於被動上，最終也反映到黨面臨危機加劇上。胡又警告說：這個被動局面不克服，一場政治性災難就會發生，這是不以主觀意志而改變的規律。
據《動向》雜誌報導，習近平也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部委辦書記、部長政治學習班上指出：「黨政、國家機關部門高級幹部‘裸官’情況，直系親屬在外國持雙重國籍；配偶、親屬經商和佔據國企高級管理層享受超級待遇；‘三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旅遊）揮霍情況，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憤。」習還說：「社會已把三個問題列作新時期亡黨亡國的三大禍端，」「政治危機、政局穩定危機、民心黨心危機、國家前途危機能否化解，根本取決於黨的自身改革的勇氣、堅定性，取決於社會的呼聲和動力。」
不久前港媒還曝光，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竟然是即將接任中共總理一職的李克強的枕邊書。此書描述和分析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社會，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它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法國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導致這場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則是中央集權（注13）。在托克維爾的筆下，大革命前的法國雖然經歷了「繁榮的發展，精神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這與當下的中國何其相似！
無獨有偶，據港媒爆料，這本書也是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的枕邊書。因為憂心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會引發革命，他不但自己認真研究此書， 還在各種場合對不同的人推薦它（注14）。
10年前曾預言中國將在2011年底崩潰的知名亞洲事務專家、美籍華裔作家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斷言中共的崩潰就在今年。被中國表像和中共宣傳所迷惑的人一定會覺得這是危言聳聽，但許多瞭解中國內情的人都認為不是沒有這種可能。誠如知名經濟學者袁劍所言：「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並不遙遠。」（注15）
形象地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一艘已經觸礁進水的巨輪，正在大海上死命地掙扎著，而足以使其葬身海底的風暴隨時都可能不期而至。
「狂風吼叫……雷聲轟響……
——暴風雨！暴風雨就要來了！」
——
注1：引自《張平：改革開放30年締造了中華民族的又一個盛世》，見2008年11月28日中國政府網。
注2：引自《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中國改革開放30年(1978-2008)》
注3：引自《改革開放30年：中國模式的獨特創造——訪北京大學哲學系王東教授》，載2008年12月19日《中國教育報》。
注4：引自《第三波移民潮》，載《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8期。
注5：引自胡錦濤《6月２５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講話》，2007年6月26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站。
注6：引自何清漣《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2004年第二期《當代中國》。
注7：引自《要跳樓去五樓凸顯權力最基層的冷酷》，載2009年12月4日《新聞晨報》。
注8：引自楊繼繩《權力市場經濟的困境》，見2010年1月20日共識網。
注9：引自閆紀建《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及處置對策》，載2010年第5期《理論導刊》。
注10：引自關武君《「天價維穩」不是長久之計》，載2010年7月13日《學習時報》。
注11：引自維琪百科「維穩」詞條。
注12：引自《清華大學:中國維穩工作陷入「越維越不穩」怪圈》，載2010年4月19日《中國青年報》。
注13、注14：引自《胡習密談亡黨 李克強枕邊書談革命不可避免》，見2012年8月8日大紀元新聞網。
注15：引自袁劍《奇跡的黃昏》第三章，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
跋
改革開放不但是文革後中共最重要的決策和最引以自傲的政績，也是文革後中共重建其政權合法性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因此，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共，判斷其政權的合法性，關鍵就在於如何評價改革開放。
文革後，百廢待興，人心思變，改革開放理所當然成了全社會的一致共識，也讓歷經苦難的中國民眾再次燃起了對未來的希望——一個中共許諾的「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美好明天似乎正在向他們走來。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展開和深入，中國民眾越來越失望地發現，現實中的改革開放與他們期待的改革開放完全是兩碼事。前者不但不是玫瑰色的，而且有著極為猙獰的面目。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有些方面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甚至達到了與發達國家同步的水準。漫步在今天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們已經感受不到與紐約、巴黎、倫敦、東京的明顯差別。但這種現代化卻不是建立在普世價值和現代政治框架之上，符合人性、讓人享有充分權利，從而能夠維護和提高人的尊嚴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背離了普世價值和現代政治框架，以剝奪人的權利和摧毀人的尊嚴為特徵的櫥窗式的畸形現代化。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一部分中國人確實如中共當年承諾的那樣先富起來了，但他們並不是被共產黨在嘴巴上尊為主人的廣大民眾，而是自稱公僕，口口聲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共產黨官員和依附於他們的各色奸商。更準確地說，他們不是一般地富起來了，而是暴富起來了。最重要的還在於，他們的財富並非來自於自己的勞動和創造，統統都是憑藉手中的權力或者是買通權力後巧取豪奪來的。而中共當年承諾的共同富裕，則成了一張名副其實的空頭支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非但沒有實現共同富裕，貧富差距反而變得越來越懸殊，早已躍居全球前列。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確實獲得了罕見的高增長，中國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然而，理應由全社會共用的這一成果，絕大部分卻都落入了只占人口極少數的以中共官僚為代表的權貴階級的口袋，普通民眾拿到的只是零頭，而改革開放的巨大代價卻完全落到了他們尤其是廣大農民與城市下層人民的身上。換句話說，權貴階級在改革開放中收穫的巨大利益完全是建立在普通民眾的利益嚴重受損的基礎之上的。
不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總體而言，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確實較毛時代有了明顯的提高，但這種提高卻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尤其是落後於權貴階級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與此同時，儘管在中共的宣傳中，工人農民仍然是「國家的主人」，但他們的實際地位卻較改革開放前一落千丈——不但在政治上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在經濟上降為邊緣階層。日益增長的相對剝奪感，讓他們深陷無望與無奈。
一言以蔽之，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不但在經濟上受到的掠奪是毛時代所望塵莫及的，而且在政治上遭受的壓迫總體上也絲毫沒有減輕，在有些方面甚至還有所加重。事實表明，以挽救和強化中共專制統治為首要目地的這場打著引號的改革開放，不過是對民主自由和公平正義的新一輪踐踏，是權貴階級騎在人民頭上橫行霸道巧取豪奪的一場狂歡，是普羅大眾備受蹂躪用血淚寫就的一幕悲劇。
與官方宣傳截然相反，這場坡腳的改革開放非但沒有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反而充分說明了它的邪惡自私無恥；不但沒有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的所謂執政能力和執政水準，反而充分彰顯了它在管理國家上的昏庸和無能；不但沒有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擔當者和卓越領導者，反而充分證明了它是阻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畔腳石和歷史罪人。毫不誇張地說，歷經30多年的這場改革開放，徹底褪去意識形態外衣的中共，如今已完完全全蛻變成了一個在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同時，赤裸裸地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的腐敗黨、盜賊黨和吸金黨。
不言而喻，這樣的改革開放絕不可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中共和權貴階級的私利。這樣的改革開放也絕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只會遭到人民的吐棄，事實上也已為他們所吐棄。試想，這樣一場既背離人民又遭到他們吐棄的改革開放，怎麼可能證明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呢？實際上，它證明的反倒是中共執政的非法性，是它下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急迫性。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堪稱是一堂格外生動的政治課，正是它讓越來越多曾經對共產黨抱有幻想的中國人明白了，不管中共怎麼改頭換面，以什麼樣的面目示人，它壟斷權力，壓迫和掠奪人民的本性是絕不會改變的，如果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也只能是變得越來越兇狠，越來越貪婪。真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富強的現代化新國家，實現復興中華民族的夢想，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解體中共，讓它早日退出歷史舞臺。
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