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2日讯】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摩天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百孔千疮危机四伏。改革开放缔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是一个大厦将倾的乱世。
——题记
一
2008年，乘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宣传机器掀起了新一轮歌功颂德的高潮。一时间，各种煽情肉麻的溢美之词充斥了大小媒体。
有的说：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和活力，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盛世”。（注1）
有的称：30年来，改革开放创造了两个“当惊世界殊”的“盛世”：一是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的盛世；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盛世”。（注2）
还有的调门更高：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大盛世”，即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唐代前期的“贞观之治”、清代初期的“康乾盛世”。但就发展变化的深刻性、持久性、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来说， 30年的改革开放堪称第“四大盛世”，完全超过“三大盛世”。（注3）
—— ——
一言以蔽之，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太平盛世。
不过，一个社会和时代到底是不是盛世，关键不在于政府的宣传机器怎么定调，而在于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实情究竟如何。就此而论，别的且不提，眼下正方兴未艾的新一波移民潮就让喧嚣一时的盛世之说迅速露出了马脚。
据媒体报导，2010年总共有50.8万中国人移民到了34个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定为已发展的国家，比2000年增长了45%。2011年美国接收了8.7万个来自中国的移民，明显比上一年的7万人为多。
与以往以知识份子为移民主体不同的是，近年来出现的这波移民潮可以说是富人移民潮。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最新公布的《胡润财富报告》显示，超过16%的中国富豪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档。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过85%计划送孩子出国读书，1/3在海外拥有资产。报告称，虽然这100万名富翁都从中国经济中获利丰厚，但是只有28%对中国未来两年的发展有信心，比去年报告中的54%大幅下滑。
据《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调查，富人移民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除此之外，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等（注4）。可见，中国的富人并不看好自己的祖国，压根就没把今天当做什么太平盛世。
其实，因为同样原因而移民的又何止是富人呢，如今高官中没把老婆孩子弄到国外去的还剩几人？
据香港《动向》杂志曝光，中共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竟有187名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 142名候补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5%；113名中纪委委员有直系亲属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国国籍，占88%。
来自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更是高达91%或以上。有民众在网上调查，称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女和孙子、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习近平的女儿都在美国学习或定居，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澳大利亚绿卡…… 还有，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和孙子邓小弟是美国籍、刘少奇之女刘婷婷是美国籍、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是美国籍、陈云之子陈元是美国籍、刘华清之女刘朝英是美国、宋任穷之女宋彬斌和张万年之子张建国都在美国定居。
为何这么多高官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往发达国家？当年因贪腐倒台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据大陆媒体报导，他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表示：“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试想，如果改革开放真地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有权有势的上层社会不用说肯定是这个盛世里活得最滋润的群体了，他们怎么可能会争先恐后地抛弃由他们当家的这个乐园，远赴陌生的异国他乡呢？那么多的权贵、富豪和成功人士不约而同地这么做，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改革开放创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盛世，而是大厦将倾人心惶惶的乱世。
乌云己经压顶，暴风雨即将到来。连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都公开承认中共目前所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注5）。无论是官民矛盾的白热化还是政权合法性的丧失，无论是群体性事件的密集高发还是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无一不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二
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但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国有了一座座现代化都市和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举世无双的北京奥运和惊艳奢华的上海世博——然而，揭开这些光鲜华丽的外衣，当下的中国其实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过于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机莫过于统治危机。
纵观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共当政后，动辄自称代表人民，实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但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千方百计地榨取他们的劳动血汗，官民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终于酿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
文革后，中共为了挽救这场危机，搞起了改革开放。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缓和，统治危机也有所缓解。但好景不长，中共的邪恶本性注定了它容不得党内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很快便因为遭到整肃而失势。此后，以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为标志，中共的改革开放迅速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民众利益的歧路。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党专政加计划经济，那么改革开放后建立的邓式社会主义（中共自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一党专政加权力市场经济。相比较而言，邓式社会主义不仅沿袭了毛式社会主义的一党专政，还把这种一党专政与市场经济嫁接到了一块，也就是把权力与资本嫁接到了一块，权力因此变得加倍的蛮横贪婪，共产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的本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比毛时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表现在政治上，改革开放后，中共各级政权尤其是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现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会化方向演变的明显趋势，越来越依赖于使用黑社会惯用的手段特别是暴力手段治理社会，以至于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衙门”和“合法化的黑社会”。
政府本应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因为变成了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衙门”，共产党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对百姓的困苦和呼声经常不闻不问。这且不说，更严重的是，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保护者，但由于变成了“合法化的黑社会”， 共产党的政府不但不竭尽所能地保护民众，而且经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甚至采用黑社会惯用的各种手段——从威逼利诱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张胆地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肆无忌惮地打压他们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干脆直接雇用当地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其执行公务，或者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
正如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注6）对此，有线民描画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讲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明，他和你讲孔子；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他要是听烦了，就搞逝世你。”
表现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受到的掠夺压榨更是毛泽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不但要受中共政权的掠夺压榨，还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团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的掠夺压榨。形象地讲，如今共产党插在中国民众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别的不说，仅仅“新三座大山”就已经压得黎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了。
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固然让中国的财富蛋糕成倍扩大了，但大头都被不创造财富只消耗财富的共产党和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去了，而作为财富创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却微乎其微。横征暴敛之下，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尽管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在改革开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举世罕见的“阶层认同偏下”的现象。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中国人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却占了将近55%。一些中国水准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人士，却将自己看成了社会的中下层乃至下层，对自己的阶层定位明显低于实际情况。这样的调查结果全世界都没有。
比之于政治上的欺压凌辱和经济上的掠夺榨取，让中国民众更难忍受的是经济高增长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因为它们对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更直接的威胁，严重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这也正是中国的GDP之所以被称为“带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总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民众无论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压凌辱，还是经济上受到的掠夺榨取，以及由于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加重。在这种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一度趋于缓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变得尖锐起来，一度开始缓解的统治危机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复燃呢？时至今日，无论是这种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说均已明显超过了文革后期。
三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冤情，关键在于有了冤情之后，人们有没有地方可以申冤，当权者会不会站出来为他们主持公道。如果百姓有冤却无处申冤，政府不但不为他们主持公道，反而还对申冤者无情打压，肆意迫害，使他们冤上加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情况下，官民矛盾势必趋于公开化和白热化。遗憾的是，这正是改革开放后当下中国的真实写照。而中国访民的遭遇则是这种现实的典型缩影。
按照2005年1月5日国务院第76次常务会议通过和公布的《信访条例》，中国公民有权“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但现实情况跟这个条例经常对不上号。面对民众上访反映的大量问题，当地政府部门不但常常敷衍了事，不认真受理，有时甚至冷酷到了连起码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地步。
2009年12月3日的《成都商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河北省承德市下二道河子村66岁老人王秀珍，去镇上反映拆迁问题。吃遍闭门羹，偶然碰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申请向史书记“反映个事儿”。史书记直接回绝：“别找我”。王秀珍放声大哭，问“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书记答：“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就走了。对此，有人评论说：“权力机关有权摧毁底层的生活，也不惮于行使这种权力。当这些权力用于摧毁底层生活时，路路畅通；当生活被摧毁的人们吁告苦情以及不法情事时，这些权力哪怕听一下的兴趣都不会有（注7）。”
既然在当地上访解决不了问题，民众当然只好把申冤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政府身上。据《瞭望东方周刊》报导，仅2003年7、8月的50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亲赴北京上访的人数就在20万人以上。但他们哪里想得到，越级上访比在当地上访更难，阻力更大，遭遇往往也更惨。
在农村，每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 按上级政府的要求，每个乡镇都有截访任务。特别是对于老上访户，往往安排专人“包干”，采取人盯人战术，几个干部包一个上访户，不让其越级上访。
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干脆把上访户关进“信访学习班”。所谓“信访学习班”，其实就是变相的监狱。2009年3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曾报导过这样一个例子：江苏响水县农民王信书因为房屋问题到省城南京越级上访，结果被响水县人民法院法官和法警以“解决房子的问题”为名送进了“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而“学习班”目的，正如看守“学习班”的保安所言“就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访”。
尽管有些访民冲破重重围堵，成功地到了北京或省城，但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没来得及跨进信访部门的大门，又被当地的员警、便衣截住，扭送到老家的驻京办、驻省办，再押送回原籍所在地看管、关精神病院或是劳教。
当然，也有些侥幸没被截住的访民进了上级信访部门的大门，但结果又如何呢？照例是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最终不了了之。
不生在中国，你绝对体会不到上访之难之惨！许多访民原本对共产党还抱有希望，不断碰壁之后，越来越多人的希望被逼成了愤怒和绝望。
据媒体报导，今年6月20日，在中共上海市政府门前，两千多名“遭当局掠夺土地、工人下岗、房屋强拆、暴打、拘留、劳教、关黑监狱、送精神病院等迫害的民众”举行抗议。抗议的民众表示，他们“长期的上访无人理睬”，“对当局失望到了极点”，并“扬言要与当局腐败集团的贪官污吏们同归于尽”。
很多绝望的访民甚至被迫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去天安门前自杀。上访北京9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1996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四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什么社会，一旦官民矛盾达到了公开化和白热化的程度，势必就会发生统治危机。而这种危机的一个突出标志便是统治者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认同，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2012年7月31日，中共建党91周年才过不久，隶属官方的《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评论。
文中说，“对于不断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现在到了从政治和道义合法性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种种不当行为，以及‘捂盖子’、‘不出事就是没问题’、‘花钱买平安’等错误做法，就是在回避问题，主动制造与社会的紧张与对抗，实际上就是在耗损合法性资源，与民心渐行渐远。
“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
“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显而易见，“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的言外之意，是说今天的中共政权已“与民心渐行渐远”，其“政治和道义合法性”已被严重“透支”。事实上，今天的中共政权岂止是“与民心渐行渐远”，岂止是“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被严重“透支”，更准确地说，它其实已完全失去了民心，丧失了政治和道义的合法性。
不是什么“反华势力”、“敌对分子”，恰恰是共产党自己的倒行逆施唤醒了越来越多曾被它蒙骗的中国人，让他们从玫瑰色的梦中彻底醒来——原来他们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共产党在新的名头下榨取人民血汗的一场财富盛宴。再看在这场盛宴上踌躇滿志如鱼得水的那些共产党官员，从猥亵女童、底气十足的“你们算个屁”的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到奸淫幼女近百名的河南永城市委副秘书长、优秀共产党党员李新功；从恐吓他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的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局长张德礼，到叫嚣 “我上面有人，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打不死你”的最牛纪委书记安徽桐城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从虚构拆迁贪污逾两亿元的北京顺义小镇镇长李丙春、贪污10亿元的四川达县县委书记李春刀，到在瑞典被偷走130万克朗（相当于130万元）之后更加疯狂扫货要“补回损失”的内蒙古乌海市长侯风岐等人，从贪权贪财贪色好出风头的江泽民到为人阴险歹毒惯于玩弄权术的曾庆红，有一个像人样的好东西吗？
时至今日，中共几乎成了人人痛骂的对象，甚至连共产党的官员背地里也在大骂中共。就像中国和平同盟主席、中国民主大学校长唐柏桥说的那样，“今天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威信远远比晚清时候还要差。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恶的代名词。”
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这种极度厌恶和切齿痛恨，在他们对网上广为人知的那只“最美蚊子”的称颂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今年2月下旬，包头市委常委、东河区委书记许文生率团奔赴新几内亚考察，这期间他被当地的蚊子咬了一口，不料归国后竟因此引发了脑炎，医治无效去世。许文生死后，包头当局不但把他树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大肆宣扬“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事迹生动地诠释了新时期党的先进性，”还发出了“全市人民向人民的好儿子、旗县区领导的楷模——许文生同志学习”的号召。
此事见诸网上后，立即引来民众的沸腾，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这只蚊子居然一口就能咬死一个腐败官员，功劳不可谓不小。为了对它表示感谢，有网友特地封这只蚊子为“最美蚊子”。
“——第一次这么喜欢蚊子。
——没想到非洲的蚊子居然这么有正义感！
——长期吃特供没免疫力，碰上蚊子，死了吧？
——这个蚊子可以引进到中国，对于这个只咬官不咬民的好蚊子表示敬意。在这个互相吹捧的年代，在这个相互表示敬意的社会，蚊子能保持这样的清醒，这是难得。”有线民如此称颂道。
“非洲的蚊子立功了，比天朝的百姓能力强。建议给该蚊子颁奖——国际反贪奖！”另一位线民这么说。
还有人说：“非洲蚊子，你代表中国人民枪毙了一个公款出国旅游腐败分子。号召全国人民向蚊子学习，学习它爱恨分明的思想觉悟，学习她英勇杀敌的过硬本领。”
也有人说：“非洲蚊子火眼金睛。这样的“最美蚊子”再多一些就好了!加油!”
显而易见，网上的一片叫好并非是单单冲着这位被一只蚊子给叮死的官员来的，大家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以此发泄各自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官员的极度不满——如果这种不满没有达到极限，人们绝不至于对一个陌生官员的意外病故如此“幸灾乐祸”。这还不足以反映共产党今天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吗？
话说回来，当此风暴将至之际，尽管中共内部一些良知未泯的人在苦口婆心地呼吁“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本性邪恶的中共是绝不会照着他们的希望去做的，只会沿着原有的轨道一意孤行地继续走下去，直至头撞南墙。
一个大家都可以清楚感受到的事实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对于中共的怨恨和愤怒不断升级，比经济增长得更快。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可以断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这番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未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