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1日訊】 九

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不僅代價慘重，成本驚人，而且還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樣，是「懸崖邊的增長」。這種高風險，除了跟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的高污染、高能耗、高剝奪和高成本有關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兩大特點——高投入、高出口同樣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先說高投入。眾所周知，中國經濟是典型的投資依賴型經濟，之所以能夠維持30多年高增長的「奇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超高水準投資的支持（注17），而這種超高水準的投資率又是由中國政府建立在金融壟斷之上的不遺餘力的金融支持來維持的，說得更直白些，也就是靠中國政府強摁著自己控制下的國有銀行增發貸款來維持的。如果沒有這種支持，中國超高的投資率根本就無法維繫，中國經濟也斷然不會出現什麼「增長奇跡」。但問題恰恰也出在這裏——這種充滿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是以巨額的銀行壞賬為代價的，它所包含的金融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知道，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的功能是按照市場原則將資金或者資本配置給最優者。然而，在中國特有的制度框架下，由於保增長始終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中國政府在為投資提供金融支持時，首先考慮的不是投資有無風險和效益，而是能否在短期內立竿見影地收到增加GDP的效果，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政府都會不計代價地出手。可見，這種金融支持純粹就是政府實現高增長政治目標的予取予求的政策工具，根本不是市場基於風險和收益原則進行資源配置的手段。

事實證明，由於嚴重忽視風險和效益，再加上腐敗的侵蝕，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金融支持勢必導致金融資源持續和大規模地被錯配和浪費，進而淪為銀行壞賬。而且，中國政府對增長速度提出的要求越苛刻，投資越高，浪費就越大，壞賬也就越多。難怪有學者指出，中國政府利用其建立在金融壟斷之上的這種不遺餘力的金融支持，固然成功地維持了超高水準的投資率，從而維持了經濟高增長的「奇跡」，但同時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僅見的壞帳率。

那麼，中國銀行累計產生的壞賬到底有多少？據中國銀監會的資料，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1％，鑒於中國官方資料一向存在的信譽問題，觀察家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要遠遠高於這一數字。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耳的估計是，內地銀行不良貸款占整體貸款的比例高達35％。有學者估計，截止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銀行不良貸款的總額不低於35903.2億元（注18），約占2006年GDP的17%。

巨額的銀行壞賬不但變相盜竊了中國百姓的養老金、醫療保險，在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一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而且它就像一隻蟄伏在「中國奇跡」陰影中的猛虎，隨時都可能對這個自命不凡的「奇跡」發出致命的一擊。正因為意識到了這種巨大的危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為了清理多年累積的巨量壞賬，挽救搖搖欲墜的金融體系，發動了一場規模罕見的金融救援行動。

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發行了2700億人民幣國債，以緩解四大銀行的資本金虧空之急。緊接著，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從四大銀行剝離了15000億元的壞帳。2004年，中國政府再次發起大規模的金融救援，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為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補充資本金，並在同年再次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剝離了2787億元人民幣的壞帳。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為同樣準備上市的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剝離了600億元人民幣的壞帳。但不管剝離也好，注資也好，其實都沒有真正消滅壞賬，充其量只不過是將它們「左兜換右兜」，從國家資產負債表的這個科目下挪到了那個科目下，從現在支付被延期到了未來支付而已，最終都得付出隱性通脹、高物價的代價，由納稅人買單。由此不難想見，因為存在著巨量壞賬，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泡沫究竟有多大，風險究竟又有多大。

更糟糕的還在於，儘管中國政府從1998年以來進行了一系列頻繁和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動，卻沒有也不可能徹底杜絕銀行壞賬的產生，只不過解了一時的燃眉之急。說到底，這是因為產生壞賬的根源在於中國政府的金融壟斷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金融作為經濟增長政策工具的特殊功能，而這一切又是由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的。如果不改變這種體制，中國金融系統在注資之後還需要再注資，剝離之後還需要再剝離，壞賬將源源不斷地產生，成為一個無底的黑洞，這也正是中國銀行壞帳最可怕的地方。在這個意義上，規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動都無濟於事。

1998年之後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就在中國政府大量剝離壞帳並為金融企業不斷補充資本金的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卻在以跟從前幾乎一模一樣的方式重新積累。據2011年6月21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中國銀行業能否托起四萬億之累？》一文披露，2008年，當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中國出口業時，中國政府責令中資銀行為大規模信貸擴張提供支持，以創造就業，刺激經濟增長。中資銀行積極展開行動，2009年和2010年新增貸款總計人民幣20萬億元(合3.1萬億美元)。銀行貸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發放給了地方政府借貸者。估計這些貸款的壞賬率為25%至30%，即人民幣8至9萬億元。這意味著經過多年的清理和拯救，中國的金融系統又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高危狀態，很可能再一次掏空納稅人的腰包來修補他們的資產負債表。而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銀行壞帳的進一步打擊的。可見，金融敗壞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國金融躲過了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謂在劫難逃。

從另一個角度講，在銀行壞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中國之所以迄今尚未爆發金融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一直維持著40％左右的超高水準的儲蓄率。中國老百姓一向喜歡存錢，而且在金融市場封閉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把錢存到國有銀行。一旦這些條件改變，不良貸款失去了高額存差（即存款大於貸款的數額）的掩護，就會大白於天下，那時銀行離危機也就不遠了。儘管當下誰都無法精確預測危機何時將會降臨，但可以確認的是，驚人的銀行壞賬已經為遲早將會到來的這場危機準備了充足的彈藥（注19）。

十

如果說高投資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那麼高出口則必然使實體經濟的不穩定性劇增。後者與前者一樣，都使中國經濟的增長籠罩在一片高風險之中。

作為典型的投資依賴型經濟，中國長期畸高的投資勢必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如何消化這部分過剩的產能便成了橫在經濟增長路途上的一大難題。幸運的是，在冷戰後全球化市場急劇擴展，國際間經濟聯繫明顯加強的大背景下，中國因為高投資而產生的龐大過剩產能通過維持低價在國際市場暫時找到了出路。在國外市場需求強勁的前提下，依靠著領先世界的超低價格，中國的外貿出口額逐年劇增，國民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不斷攀升。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長被打上了高出口的明顯烙印。

根據中國官方發佈的資料，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對外貨物出口貿易規模的增長速度顯著地超過同期GDP 的增長速度，是全球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2009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出口額達1.2萬億美元，全世界70%的玩具、50%以上的手機、空調、彩電，40%的紡織品都是中國生產的。同時，出口依存度也從1980年的6%提高到2007年的39.19%，遠遠超過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

不過高出口從來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固然成功地解決了由高投資造成的龐大過剩產能的出路問題，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建立在國際市場需求強勁和中國產品具有低價優勢的基礎之上的，只要這兩個條件中任何一個發生變動，高出口都將難以維繫。正因為如此，在經濟行家看來，一個國家的出口依存度過高通常並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為它意味著經濟安全性的降低和經濟風險的加大。

就國際市場而言，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外貿出口的持續高增長是以全球化市場的明顯擴展為前提的。但歷史經驗證明，經濟發展從來都是有週期的，國際市場更不可能以哪一個國家的意志為轉移，一旦經濟全球化的勢頭放緩或受阻，全球經濟下滑，國際市場萎縮，高出口就會變得難以維繫，中國的製造業就會遭受重創。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出口物件之一，根據以往的貿易經驗，美國消費下滑一個百分點，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會下滑5到6個百分點；如果美國消費下滑3個百分點，經濟步入衰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會大幅下降。因此，形象地說，美國經濟一感冒，中國經濟就會跟著打擺子。

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它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波再生動不過地展示了高出口所包含的高風險。在這次金融風暴中，作為中國主要出口對象的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普遍出現衰退或增速放緩，對外需求降低、進口萎縮，受國際市場滑坡的衝擊，2008年中國出口額增速結束連續6年超20%的高速增長，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增速更是全面回落。當年，中國工業生產增速比上年下降5.6%，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則降到了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在中國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地區，特別是廣東和浙江等地，由於外需萎縮，不少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

就價格而言，多年來「中國製造」之所以能在國際競爭中打敗對手，獨領風騷，最主要的武器就是「地攤價」這把殺手鐧，這一點可謂眾所周知。那麼為什麼中國產品的價格能做到比別人都低呢？那是因為中國有超低的能源價格、超低的水價格、超低的環保標準、超低的土地價格（有時甚至就是白送）、超級的稅收優惠、超低的勞動力價格等。而中國的要素和能源之所以能做到比別國的價格都低，那又是因為中國政府強行將它們壓低了甚至壓低到了極限。不過，超低的能源價格、超低的水價格、超低的環保標準、超低的土地價格、超級的稅收優惠、超低的勞動力價格等，固然大大降低了中國產品的價格，提高了它們的國際競爭力，但這種長期人為壓低要素和能源價格的做法卻是與市場規律背道而馳的。而且，伴隨著它們的還有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生態危機、資源透支和貧富分化，對民眾利益的這一系列嚴重剝奪無疑大大抬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宏觀成本。鑒於長期以來出口的快速增長並沒有帶來中低階層收入的同步增長，同時，環境容量、資源供給已難以支撐粗放的外貿增長方式，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一旦中國政府無力或無意再壓低要素和資源的價格，長期被壓抑的要素、資源價格開始從最底線反彈，不難想像，「中國製造」的低價優勢很快就會喪失。試想，到那個時候，高出口這本經還能再念下去了嗎？

十 一

早在1934年，GDP指標的發明者、俄裔美國人庫茲涅茨就發現GDP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國家的收入並不等於國民的福祉」。在他之後，經濟學家更是明確提出了經濟增長不等於經濟發展的觀點。按照當今經濟學家界的普遍看法，經濟增長固然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但後者卻包含著遠比前者更豐富的內容。經濟增長主要是指經濟總量的增長。雖然在這種增長的過程中也可能伴隨著結構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並不是經濟增長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它的主要目標是數量的增加而非質的變化。經濟發展則不同，它是指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等方面的均衡的持續的和協調的變化，包括了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產業比重、分配狀況、消費模式、社會福利和文教衛生等諸多具體內容。英國經濟學家沃夫德曾尖銳指出：一個國家如果只有物質資本增加而環境資本在減少，總體資本就可能是零值甚至是負值，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注20）。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來看，採取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盲目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很可能會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況。《1996年人類發展報告》在討論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繫時列舉了5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無工作的增長（出現嚴重失業的經濟增長）、無聲的增長（失去民主和自由的經濟增長）、無情的增長（貧困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經濟增長）、無根的增長（毀滅文化，降低了人們生活品質的經濟增長）、無未來的增長（造成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經濟增長）（注21）」。將中國經濟近30多年高增長的現實與之對照，無論是「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貧困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公」、「毀滅文化，降低了人們生活品質」，還是「嚴重失業」（注22）和「失去民主和自由」，可以說沒有一樣是不吻合的！

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Acemoglu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Robinson的話說，中國並沒有行進在向發達國家繁榮水準邁進的道路上。「中國的崛起並不是在播撒繁榮，它只不過提供了有一個社會走進死胡同的例子（注23）。」就連中共領導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存在著巨大問題，依然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的問題（注24）。」「這主要表現在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均也在不斷擴大，資源能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等。這些問題都促使我們考慮，今後我們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麼？」（注25）

這種「無發展的增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兩個成語：殺雞取卵和飲鴆止渴。就像知名經濟學者袁劍說的那樣，中國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所製造的GDP 「是以剝奪人民的未來福利為代價的。如果將外部性比如比如環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慮進去，中國的所謂‘發展’可能是負的。GDP在今天以政績的形式體現出來了，但其成本卻被推到了未來—–福利效果卻是負的。」（注26）。

十二

如果把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放在現代經濟史的範圍去考察的話，我們還會發現，所謂的「中國奇跡」與一戰後納粹德國所取得的令西方世界震驚的「經濟成就」其實頗為相似。

提到納粹，人們想到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戰、集中營、焚屍爐、蓋世太保和黨衛軍，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臺後短短幾年內，就使一度跌入經濟低谷的德國迅速復興，這不僅在當時被納粹黨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跡」。

1929年至1939年之間，一場經濟大衰退席捲了全球。這次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衰退都要來得深遠。資本的短缺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其中世界國際貿易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下降幅度超過以往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7%的很多倍。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都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據估計，大蕭條時期，全世界的錢財損失達2500億美元。

為了走出低谷，恢復和發展經濟，西方各國紛紛尋思良策，而納粹德國則是大蕭條時期最早復蘇的國家之一。希特勒上臺後短短4年裏，從1932年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國的失業率從原來高於30%下降到幾乎為0，到1936年秋天，失業問題已基本解決，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時，德國還完成了全國高速公路網的建設，重整了重工業基礎體系。

以高速公路為例，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就誕生在當時的德國。到1939年，納粹德國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這些高速公路連接全國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鎮，還通向周邊國家。到希特勒倒臺時，納粹德國已修建了最初規劃總長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國的高速公路累計約長1.24萬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時代修築的，人們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當年，希特勒還對高速公路的工程品質提出了極其嚴格的要求：一般四車道寬34米，中間有約5米的間隔帶，鋪草植樹；不設路燈，每隔約200米豎一金屬片鑲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車燈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條「光帶」；路面經特殊處理，整齊排列著指頭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儘量小，要有足夠的視野，轉彎處的半徑要儘量大等等。連緊急停靠地帶、高架橋、立交橋，每隔一定距離設置加油站、連鎖餐廳等設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僅可以讓軍車一天內橫貫德國的東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還要能起降飛機。高速公路修好後，沿途風光明媚，技術先進，希特勒廣邀各國媒體進行宣傳報導，連美國人看了都稱羨不已。

光有路還不行，還要有車開，希特勒的另一項重要計畫是為德國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買得起的車。這就是世界汽車史上的一代名車——「甲殼蟲」的由來。為了能夠生產這種人人都買得起的轎車，著名的大眾汽車廠組建成立。

納粹德國的這些經濟成就無疑是巨大的，但同時它們又是十分畸形的，因為這些經濟成就都是建立在全體德國人民的自由權利被野蠻剝奪，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厲管制，他們祖祖輩輩創造的德國優秀文化橫遭摧殘的基礎之上的。

或許更重要的還在於，迅速恢復的德國經濟並非是實現民眾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為啟動瘋狂的戰爭機器作準備的。換句話說，納粹德國的經濟乃是名符其實的以軍事工業為基礎和支撐的戰爭經濟。德國軍事經濟參謀部長官格奧爾格•湯瑪斯少將當時就直言不諱地承認：「一個國家，象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迫那麼做的那樣，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已有意識地和有步驟地把它的全部經濟力量都用來準備適應戰爭的需要，在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情況。」他說的沒錯，只不過把經濟駛向戰爭的軌道並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識做出的決定。除非發動戰爭，否則這種「要大炮不要黃油」的經濟是絕不可能支撐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於民。

舉個例子說，因為「要大炮不要黃油」，納粹當局極力壓縮糧食和副食品進口。1929年，德國進口糧食182.9萬噸，動物油脂12.5萬噸，乳酪6.4萬噸，蛋16.8萬噸。到1939年，德國進口糧食126.8萬噸，動物油脂4.2萬噸，乳酪3.2萬噸，蛋10.2萬噸。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1939年納粹當局對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採用定量配給，並進一步壓縮原有的糧食和副食品的消費定量。結果，德國居民每人每天的糧食定量僅有343克，連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饑餓時的糧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把「中國奇跡」和「德國復興」相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都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基礎之上的，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於民，都是一種畸形的繁榮，一種扭曲的增長。

十三

綜上所述，在GDP主義的主導下，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的高增長走的是一條典型的盲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的粗放型道路，因而至始至終都貫穿著不可避免的尖銳矛盾：一方面全社會的總體生活水準在提高，另一方面在與人的生存和發展密切相關的許多重要方面人們的生活品質卻反而下降了，甚至下降得很明顯；一方面今天的中國人不再為溫飽而發愁，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的未來卻被嚴重透支了；一方面社會的財富蛋糕越做越大，另一方面貧富的鴻溝也越來越深；一方面高增長取得了可供炫耀的收益，另一方面為此付出的代價和成本卻大得驚人 ——-儘管在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上，在二戰後新興國家經濟起飛的過程中，類似的問題都曾程度不同地出現和存在過，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不曾集中和惡化到像中國這樣觸目驚心的地步！

GDP一路高歌猛進的中國，雖然擁有了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的桂冠，卻失去了湛藍的天空，潔淨的空氣，未被污染的江河和農田；雖然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新興城市，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越來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卻失去了不含瘦肉精的豬肉，不加三氯氰胺的牛奶，沒有甲醛等有害物質的無毒大米和農藥含量不超標的蔬菜水果；雖然擁有了「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和「令人驚豔」的「上海世博」，卻失去了越來越多可供子孫後代開發利用的土地礦山河流和森林。

環顧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中國，環境日甚一日被污染，資源日甚一日被透支，國民健康日甚一日被損害，貧富差距日甚一日被拉大，傳統道德日甚一日被摧毀——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以證明，所謂「中國奇跡」其實不過是一種以毀滅生態環境，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子孫後代的幸福，剝奪廣大民眾的權利和福利為慘重代價的「無發展的增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慢性自殺式的增長」！退一步講，如果硬要將中國經濟稱為「奇跡」的話，那也不僅是高增長的奇跡，同時還是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高成本和高代價的奇跡。

「我看著滿目創痍的繁華

感到痛徹心扉的惆悵

聽著心在爆裂的巨響

陷入深不見底的悲傷—-」

試想，這種光鮮耀眼卻含毒帶血的高增長對中華民族究竟有何價值和意義？這樣的「奇跡」如果再延續下去，等待著中華民族的又將是什麼？

十四

事實上，這樣的「奇跡」不僅不該再延續下去，也無法再延續下去了！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片蕭條的大背景下，儘管一些御用學者宣稱中國經濟還可以再高速增長幾十年，一些幼稚的外國媒體和學者甚至對「中國拯救世界」信以為真，把中國當成了帶領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諾亞方舟，官方輿論更是一如既往地充滿了忽悠人的樂觀主義情緒，但許多瞭解中國內情的經濟學家都很清楚，支撐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持續高增長的基本條件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昔日光環耀眼的GDP主義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中國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期多次委婉地表示「中國經濟不樂觀」。按照他的看法，原有投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因素已經不復存在，即通過技術提高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已經下降，通過進出口彌補國內消費不足的趨勢也已經發生改變，且其已經讓當前的宏觀經濟進入到了兩難的境地（注27）。以何清漣、袁劍、牛刀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拐點已經出現，一個大裂變、大衰退的新時代正不期而至。

從外部條件看，中國面臨的國際市場形勢已經發生了鮮明的逆轉。過往20年裏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全球市場的大幅擴容，使得「中國製造」的低成本優勢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從而有力地支撐了高出口和高投資的延續，成功地拉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然而今非昔比，以全球經融危機為標誌，戰後開始的長達60多年的全球經濟擴張週期如今正在落幕，國際市場由此將進入一個持續低迷的時期。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製造」的獨特競爭優勢已然失去了用武之地，更何況，近年因為來勞動力、土地、水、電等生產要素價格的大幅上升，這種優勢本身也已開始褪色。這一切都使得昔日的高出口難以為繼，金融危機後中國持續低迷的出口資料便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帶來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衝擊如今正在顯現。

從內部條件看，市場化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也已顯著減弱。過去的30多年裏，它曾對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貢獻，未來的日子裏，它還將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繼續發揮作用，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產能的嚴重過剩以及市場可拓展空間的日益縮小，市場化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邊際作用將逐漸減小。如果考慮到在教育、醫療以及其他公共品方面的過度的扭曲的市場化特徵，中國可拓展的市場空間甚至可能比別的發達國家更小」（注28）。

試想，既然曾經拉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這些決定性動力正在逐漸減弱甚至迅速消失，這種高增長還可能再延續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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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是一個讓世人瞠目的奇跡，顛覆了國際上通行的歷史經驗。但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認為，「這種觀點是視野太狹隘造成的。中國這些年的經濟增長絕不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舉例來說，美國上世紀30年代左右開始經濟大蕭條，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普遍出現經濟危機，而蘇聯的經濟從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長，他們那時GDP增速比中國現在的增長速度還要高。」（引自郭宇寬《慎言中國經濟奇跡——專訪陳志武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載北京大軍觀察中心網站）

注2：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0-241頁。

注3、注5：引自《中國每年因空氣污染致死人數達世界第一 65萬》，載2007年7月11日網易。

注4、注6：引自北明《中國冥路》， 載《新紀元》162、163期。

注7：引自《中國慢性病致死占總死亡數85% 確診患者超2.6億》，載2012年7月10日中國新聞網。

注8：引自《污染嚴重畸嬰激增四成》，載2007年10月31日香港《蘋果日報》。

注9：2004年2月16日央視國際題為《中國經濟自主增長遭遇「可持續發展能力低」挑戰》的報導稱：「我國資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礦少，許多重要資源人均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我國人均耕地０．１公頃，相當於世界水準的４２％。我國水資源總量為２８１００億立方米，人均淡水資源量為２２５７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準的２７％。全國大部分城市特別是北方城市面臨嚴重的資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況。我國是少林國家，現有森林面積１．５９億公頃，約占世界森林面積的４％；人均森林面積僅為０．１２公頃，人均蓄積量８．９立方米，分別為世界人均水準的２０％和１２．５％。我國石油資源最終可采儲量為１３０—１５０億噸，僅占世界總量的３％左右，但國內石油需求與日俱增，估計到２０１０年石油需求將超過３億噸，２０２０年達到４億噸。礦產資源種類不全，有的儲量不少，但品位低，開採難度大。」

注10：引自《不轉變模式中國未來發展將無路可走》，載2010年7月16日《經濟參考報》。

注11：百度百科對「國民財富」的解釋是：「一國（地區）一定時間內所擁有的全部物質資料。包括國民財產和自然資源兩部分。國民財產是歷年勞動產品的積累，其在存在形態上又可分固定資產、流動資產、金融資產三部分。自然資源是自然界的產物，如土地、森林、礦產、水等資源，它們不是人類勞動的產物。」

注12：引自《GDP：作用與局限》，載2010年第5期《求是》。文中說，「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它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的人民所擁有的財富存量，而不僅僅是當期新增加的財富。經濟增長品質不高會導致財富的巨大損失和浪費，導致財富存量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存量不能與經濟增長率保持同步增長，從而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

注13、注16：引自《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載2005年8月21日中國政協新聞網。

注14：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零和遊戲又被稱為遊戲理論或零和博弈，源於博弈論。是指一項遊戲中，遊戲者有輸有贏，一方所贏正是另一方所輸，而遊戲的總成績永遠為零。零和博弈零和遊戲的內容如下：兩人對弈，總會有一個贏，一個輸，如果我們把獲勝計算為得1分，而輸棋為-1分。則若A獲勝次數為N，B的失敗次數必然也為N。若A失敗的次數為M，則B獲勝的次數必然為M。這樣，A的總分為（N-M），B的總分為（M-N），顯然（N-M）+（M-N）=0，這就是零和遊戲的數學運算式。

注15：引自《中國經濟「奇跡」的背後》，載2011年12月26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注17：據新華網2012年1月17日報導， 2011年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54.2%。英國「每日電訊」在一篇題為」中國宿醉後的漫長痛 苦開始了」的文章中指出， 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率是一個危險的數值，即使在亞洲4小龍經濟崛起的時代，也沒有見過這樣強勁的投資增長。事實上，在現代經濟史上，這都是從來沒有見 過的數字。

注18：《銀行壞賬三萬億》，載2006年8月4日新浪網。

注19：本節系根據袁劍《奇跡的黃昏》第六章整理編寫。

注20：引自百度百科「綠色GDP」詞條。

注21：引自《經濟發展成本、經濟主體行為與制度安排》，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1期。

注22：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國城市失業率為9.4%，其中男性為8.7%，女性為 10.4%。中國社科院於2008年12月16日發佈的《社會藍皮書》稱，中國城鎮失業率是9.4%，已經超過了7%的國際警戒線。而臺灣經濟學家測算中國大陸失業率在30%以上，亞洲開發銀行測算在34.3%。

注23：引自Acemoglu、Robinson合著的《為什麼有的國家會失敗》，轉引自2012年第七期《南風窗》第16頁。

注24：引自《溫家寶:中國經濟依然存在四個巨大的結構性問題》，載2007年3月16日人民網。

注25：引自《溫家寶：「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對得起人民」》，載2012年4月25日中國新聞網。

注26：袁劍《奇跡的黃昏》第十章，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版。

注27：《吳敬璉：與林毅夫有異見不稀奇 中國經濟不樂觀》，載2012年10月15日搜狐財經。

注28：袁劍《大拐點》第186頁，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