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0日訊】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中國，環境日甚一日地被污染，資源日甚一日地被透支，國民的健康日甚一日地被損害，貧富的差距日甚一日地被拉大，傳統道德和文明日甚一日地被毀壞——凡此種種，無一不足以證明，所謂「中國奇跡」其實不過是一種以毀滅生態環境，犧牲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子孫後代的幸福，剝奪廣大民眾的權利和福利為慘重代價的「無發展的增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慢性自殺式的增長」！
——題記
一
2011年4月3日，享譽全球的英國《泰晤士報》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繁榮讓英國‘自慚形穢’」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埃莉諾•米爾斯的英國人，他在文中生動地描述了自己來到中國後所感到的震驚。
他寫道：「我從倫敦希思羅起飛，11個小時之後抵達上海。它看著像是未來。這裏大得叫人難以置信。即使是從空中俯瞰，中國的這座超級城市——人口達 2000萬——也似乎綿延無盡。一模一樣的以馬口鐵為屋頂的藍綠色工廠不計其數；一排排嶄新的高樓；仿佛無邊無際的玩具鎮內均勻分佈的樂高建築模型。而機場……
我是從希思羅最新、最漂亮的第五航站樓出發的，那裏人擠入，彌漫著一股汗味，到處都是航班延誤的旅客，感覺就像第三世界的公共汽車站。相比之下，上海的機場一塵不染，它有兩個嶄新的航站樓，與無論哪個相比希思羅的第五航站樓都像是可憐的小溫室。
在中國，人們正以驚人的速度修建高速鐵路；他們的目標是連結重要城市，促進貿易和就業。在過去的10年裏，當局修建了龐大的公路網路。——這裏到處都體現著進步、活力和對貿易的渴求。」
想當年，毛時代的中國留給西方人的印象，除了專制愚昧恐怕就是貧窮落後了。事實也確乎如此。那時的中國，絕大多數生活必需品都得憑票供應，很多青壯年人吃不飽，城市面貌和基礎設施更是比西方落後許多。
與那時相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確實發生了足以稱之為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在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條條高速公路和鐵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輛輛轎車川流不息，一間間商場琳琅滿目—–每到夜晚，鬧市區更是流光溢彩，車來人往，市聲喧囂，一片繁華景象。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其發達程度與紐約巴黎倫敦等西方大都市已相差無幾。不久前舉辦的「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更是以其舉世無雙的奢華和規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令眾多挑剔的老外也為之折服。
而在所有的變化中，被中共視為改革開放最大成果和其政權合法性金字招牌因而也最為它津津樂道的，則莫過於持續了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也就是被大陸媒體和一些海外媒體競相熱炒的所謂「中國奇跡」。
據官方公佈的資料，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的GDP持續保持了平均每年9.8%的增長速度，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水準，在全球可統計的166個國家中位居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高3個百分點，比排名第五的韓國高3.5個百分點，比排名第七的印度高4個百分點。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居世界第10位。但到2010年，便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試想，在這樣的「奇跡」面前，像埃莉諾•米爾斯這樣對中國並無深入瞭解的西方人怎能不感到震驚呢！
然而，老話說得好，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撇開統計造假的數字水分且不論，一旦人們對中華民族為近30多年來的高增長付出了怎樣慘重的代價和巨大的成本，以及這種高增長的品質和效益究竟如何有了充分深入的瞭解之後，就會恍然大悟，所謂的「中國奇跡」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二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之所以被有的人稱為「奇跡」，當然是因為它超乎尋常的持續的增長速度。不過，如果我們放眼近幾十年的全球經濟發展史就會發現，在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同時，別的一些國家的經濟其實也在高歌猛進，與中國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俄羅斯巴西便是這方面的代表。
以印度為例。1991年印度開始實行經濟改革，在果斷拋棄陳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之後，企業家的活力得到了釋放，貿易被刺激起來了，外國投資也被吸引來了。1992年後，印度象雄起，GDP增幅從1年前的1.3%迅速升高至1996年的7.8%。5年間，印度實現經濟年均增長6.2%。爾後，1997年至2002年的5年裏，印度GDP年均再漲5.5%。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5年，即2003年至2008年，印度又分別以3.8%、8.1%、7.5%、9.4%、9.9%的GDP年增幅，繼續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姿態，GDP年均增幅進一步升至8.8%。2009年，印度GDP年均增長9.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料，2010年印度經濟增長率為10.4%，高於中國0.1個百分點，第一次超過中國成為世界大型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國家。
印度主要評級和研究機構印度信貸評定與投資服務公司2011年1月4日發佈研究報告說，強勁的內需將推動印度經濟在今後5年實現年均增長8.4%。IMF稱，中期來看，印度可實現經濟年增長8%至8.5%，花旗銀行的分析師則更加樂觀，他們認為在2010至2015年間，印度GDP的年均增長可以達到8.8%，超過中國的8.7%。
印度推行經濟改革20年後，近兩億民眾擺脫了極端貧困，其在全球產出中所占比重也增加逾一倍，人均GDP更是增長了4倍多。如今，印度常常被當作一個典範，證明亞洲的一個民主制國家如何能夠與中國的飛速發展不相上下。被稱為「印度經濟改革之父」的現任總理辛格總結說：「1991年以來，印度已經經歷過4屆政府，但沒有一屆政府敢於逆轉我們確定的經濟改革路線。不論政府如何構成，經濟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脅。這是印度經濟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
當然，與印度俄羅斯巴西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明顯又要更快一些，但這種差別充其量只是數量上的，並非本質的不同。換句話說，它們都處在中、高速增長區間。在這個意義上，不乏學者認為，把中國經濟增長稱作「奇跡」，未免有點誇大其詞（注1）！
不過，「中國奇跡」到底是不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並不是我們想在這裏深入探討的主題，我們的想要闡述的主題是通過對比「金磚四國」經濟的高增長，找出「中國奇跡」形成的原因，由此揭開蒙在其光鮮外表下的真實內幕。
三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金磚四國」的經濟高增長總體上都是在全球市場體系高速擴張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同時它們各自都實行了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化改革。這兩點恰恰正是這四個國家的經濟在幾乎相同的時期裏能夠同步實現高增長的共同原因——全球市場體系的高速擴張為它們大幅度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而更加開放和自由的市場化改革則極大地激發了各國潛在的經濟活力。
不過，這兩個原因雖然能夠解釋「金磚四國」為何在幾乎相同的時期裏能夠實現經濟的同步高增長，卻無法說明中國的增長速度何以又比其他三個國家明顯要更快一些。那麼，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我們認為，原因就在於中國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
像所有造反起家的專制政權一樣，中共從當政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如何證明自身合法性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暴政，尤其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更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陷入了空前的危機。
文革後，由於中共本性不改，繼續逆世界民主大潮而動，罔顧中國民眾的民主呼聲，拒絕還政於民，死心塌地地堅持一黨專政，只能把重塑政權合法性的希望全部寄託在經濟改革上，更準確地說，也就是寄託在經濟增長上。因而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眼裏，經濟增長遠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任務，而成了關係到中共能否贏得民心繼續執政的頭等政治大事。
「六四」屠殺後，懼怕失去權力的中共徹底關閉了政治改革的大門。發生在北京街頭和天安門廣場的這場血腥屠殺，雖然用坦克和開花子彈成功地將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扼殺於血泊之中，但也使劊子手同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如果說在這之前，中國民眾對中共實行政治改革還殘存著某種幻想的話，那麼現在所有的幻想都被徹底擊碎了，中共的政治聲譽也因此一舉下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在失去了除經濟增長之外的所有合法性資源的政治情勢下，中共比誰都更清楚，能夠讓民眾繼續忍受其一黨專政的唯一出路，就是以更大的力度推動經濟的高增長，進一步做大財富蛋糕，從而在物質需求上給予他們更多的滿足。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強壓在民眾心裏的不滿和怒火很可能就會因此爆發，共產黨的統治很可能就會因為百姓的揭竿而起而毀於一旦。換句話說，能否實現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此時已不僅關係到中共能否重塑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直接決定著它的生死存亡。
因此，「六四」屠殺之後，經濟增長的意義在中共眼裏被進一步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整個統治集團和國家機器從上到下必須不惜代價不計成本予以確保的死任務，也成了醫治一切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不二法門，甚至變成了公共治理的唯一目地。毫不誇張地說，此時的中共其實已經走投無路，只能把維繫一黨專政的砝碼孤注一擲地全都押在經濟增長上。其結果，便導致了盛行至今的GDP主義的經濟增長方式。
四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給出了許多定義，有人稱它是投資依賴型的，有人說它是出口導向型的，更多的人則把它定義為粗放式的。我們認為，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更確切地講，它其實是一種GDP主義主導下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的核心就在於盲目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規模。形象地講，也就是GDP為王，GDP掛帥，一切圍繞著GDP轉，只要能夠增加GDP，可以不計成本不惜代價不擇手段不講品質和效益。
與眾不同的是，這種增長方式不僅具有追求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罕見動力和激情，同時還擁有在短期內不計成本不惜代價迅速拉動經濟高增長的各種能力和手段。這是因為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共大權在握，壟斷了經濟增長需要的幾乎所有要素和資源，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幹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注2）
一方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有著超乎尋常的饑渴，另一方面同時具有在短期內迅速拉動經濟增長的各種能力和手段，這樣一種GDP主義的經濟增長方式顯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產，是「金磚四國」中的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因為握有這件「獨門秘器」，中國各級政府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和激情不但遠遠超過了印度俄羅斯巴西，人為壓低各種經濟增長成本（比如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稅收成本等等）的能力和政府的投資能力也都遠遠超過了它們。前一種能力既為中國在全球資本競爭中贏得了更多的投資，也使中國產品因為低價優勢而得以暢銷國外；後一種能力則顯著拉升了中國的投資總額。回到我們前面提出的問題，「金磚四國」同樣受惠於全球市場體系的高速擴張和更加開放與自由的市場化改革，同樣都出現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何以中國增長得比印度俄羅斯巴西更快？奧秘就在於此。如果沒有這個「獨門秘器」，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速度不可能超過印度俄羅斯巴西，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所謂的「中國奇跡」。
不過，源於中國特定政治制度和政治情勢的這種特殊的經濟增長方式，固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但同時也註定了這樣的高增長必然是一種病態畸形的「奇跡」。這也正是我們要在這裏加以深入分析的。
五
以GDP主義為特徵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其具體特點表現為「八高」——除了高增長，還包括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高成本、高投資、高出口和高風險。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眾多嚴重問題，可以說都源出於此。
讓我們先從高污染說起。
由於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地追求GDP的增加值，中國經濟的增長簡直成了一場拼環境拼資源的戰爭，由此導致的最大的負面影響，莫過於對生態環境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壞。
有關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在GDP迅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發達國家的8～9倍。3億農民喝不到乾淨水，4億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2006年，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占了16個。
在當前的中國環境污染版圖上，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是形勢最為嚴峻的三大重災區。
PM2.5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測控空氣污染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數，世界衛生組織認為，PM2.5密度小於10是空氣的安全值。2010年9月，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公佈了一張2001年至2006年PM 2.5平均值的全球空氣品質地圖，展示了全球的空氣污染形勢。從這張圖上看， PM2.5密度最高的地區是中國和北非、東亞，其中中國華北、華東和華中PM2.5的密度全部高於50，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比撒哈拉沙漠還要高很多。這就是說，中國已成為目前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
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2年3月2日公佈的資料， 2010年與2005年相比，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機動車保有量急劇增加，經濟發達地區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顯著增長，使得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區域PM2.5污染進一步加重，灰霾現象頻繁發生，能見度降低。在今天的中國，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已成了國人越來越遙遠的夢。以致有人戲謔說，如果你位於PM2.5指數高的地方，想要呼吸到新鮮空氣就得背井離鄉，穿越千山萬水。
空氣污染成這樣了，那麼水呢？據全國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原主任委員毛如柏披露，從2005年起，全國人大常委會連續3年開展了水污染防治法的執法檢查，結果可以概括為四個字：有水皆汙。
據《瞭望新聞週刊》2007年3月19日報導，中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113個環保重點城市的222個地表飲用水源地平均水質達成率只有72%。而據2011年8月出版的《半月談》披露，近幾年全國水污染事故每年都在1600起以上，為此每年群眾上訪達2000多人次。2012年1月12日的《中國科學報》上有一篇報導稱：「我國現有3.2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其中1.9億人飲水中的有害物質含量超標。」可見，對於中國農民中的3億多人來說，喝上一口清潔的飲用水，幾乎成了一種奢望。
土壤污染也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據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在2006年7月18日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視頻會議上透露，據不完全調查，目前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用污水灌溉的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200萬畝，合計超過1.8億畝，占耕地總面積的10%以上，其中多數集中在經濟較發達地區。
毫不誇張地說，伴隨著GDP的高增長，中國近30多年對環境的污染與破壞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來自國家環保部門的資料顯示，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在144個國家中排在第133位。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曾有專家預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就連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都曾公開表示過：「一系列數位和事實，使我認識到，環境問題已經不是未來的問題，而是我們這一代能否安然度過的問題。」
撇開別的不論，一個國家最大的財富莫過於國民的健康，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離不開這個根本的保證。而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如今已成為國民健康名副其實的頭號殺手。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華醫學會會長鐘南山的感歎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他曾對記者說：「近5年，不少病人常常問我一個問題，我不抽煙、不喝酒、注意飲食，為什麼也會得肝癌、胃癌或者腸癌？我家很乾淨，為什麼孩子得白血病？這使我越來越感覺到假如我們生活在一個空氣污濁、飲水有害、食物有毒、傢俱有味的環境裏，再好的生活習慣也會得病。」
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每年因空氣污染而致人死亡數目最高的國家。全世界每年大約有兩百萬人死於空氣污染引發的疾病，而中國每年大約有656000人死於由室內或室外空氣污染引起的各種疾病，占全球總人數的32.8%（注3）。另外，每年因水污染而致病的中國人有1.9億（注4），因飲用被污染的水而發病致死的有9.56萬（注5）。
不斷加劇的環境污染還導致了中國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上升。2008年4月公佈的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表明，中國城鄉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過去30年中增長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個死亡的中國人中就有一個人死於癌症，中國每年死於癌症的總人口，接近200萬人，其中以肺癌死亡率的上升速度為最快。據中國衛生部2006年公佈的消息：「在過去的30年中，我國高發癌症變化明顯，肺癌死亡率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位居癌症死因第4位，躍居2000年的第1位，上升最為明顯。各種資料顯示，無論患者人數、發病率還是死亡率，中國目前（2010年）已經是世界第一肺癌大國（注6）。
2012年7月9日，衛生部通報說，中國目前確診的慢性病患者已達2.6億人。慢性病導致的死亡已經占到全國總死亡的85%（注7），導致的疾病負擔已占總疾病負擔的70%。另據《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05》披露，中國每年死於心腦血管病的人數達250萬至300萬，每年心血管病的醫療費用高達1301.17億元人民幣，其增長速度接近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的2倍。而慢性病高發的罪魁禍首也是環境污染。
根據中國出生缺陷監測中心披露的數字，由於環境污染嚴重，中國出生缺陷發生率2006年已高達145.5／萬。每年80萬到120萬先天缺陷兒降生，其中三到四成降生即死，四成終生殘疾（注8）。
六
與高污染同樣驚人的是高消耗。
中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其實是一個資源十分短缺的國家（注9）。為了給子孫後代留下持續發展的機會和空間，節約資源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GDP主義的主導下，中國的當政者和企業家卻嚴重缺乏這方面的意識，當政者看重的是當下的政績而不是國家的長遠發展，企業家關注的是眼前的經濟效益而不是資源利用率，是如何獲取更多的經濟價值而不是被消耗掉的自然資源的價值，這從根本上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必定是以對自然資源不計後果的掠奪性開發和揮霍浪費為前提的，是以犧牲中華民族未來的生路為代價的，因而也是難以持續的。
如今，連習慣於文過飾非的官方媒體也不諱言「我國是世界上浪費最嚴重，生產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有關資料顯示，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倍多，美國的6倍，歐盟的5倍多，日本的9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礦產資源的消耗增長了40多倍，而單位資源產出水準僅相當於美國的1/10，日本的1/20。2009年，中國GDP占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一些主要礦產品(如原油、鐵礦石等)的對外依存度已從1990年的5%上升到這幾年的50%以上。人民網2005年11月28日載文稱：「由於開採方法不科學及工業生產空排空燒，我國可燃氣資源利用率不到1%，一年就浪費8個‘西氣東輸’的輸氣量。」
煤炭在中國能源產業和消費結構中占７０％左右，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戰略性能源。儘管中國人均煤炭佔有量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但煤炭資源浪費卻十分驚人。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原局長張寶明曾痛心地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我國從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年間，煤炭資源就浪費了２８０億噸。」 據該報報導，目前全國擁有各類煤礦２．８萬座，其中國有大型煤礦２０００多座，產量約占全國煤炭產量的６５％，礦井回採率（開採出來的煤量和可采儲量之比）平均只有４５％左右；產量約占全國煤炭產量的３５％的鄉鎮和個體小型煤礦２．６萬座，這些煤礦的回採率平均只有１５％－２０％。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資源回收率能達到８０％左右，他們每挖１噸煤只消耗１．２－１．３噸資源。平均下來，中國的煤炭回採率只有３０％，相當於采１噸扔２噸，不到國際先進水準的一半。如果回採率仍然維持在這個水準，２０年後至少還將有１１８０億噸煤炭資源被浪費掉。
再來看水資源。現在中國單方水GDP產出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三分之一，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3至4倍。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並產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進河道，要不了10年，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專家稱，「華北地區如果繼續按照現在的開採方法，再過15年，地下水就會全部枯竭……」
目前，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里，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長。根據2010公佈的遙感調查，全國現有土壤侵蝕面積達到35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7.2%。水土流失不僅廣泛發生在農村，而且發生在城鎮和工礦區，幾乎每個流域、每個省份都有。
森林資源破壞和浪費也很嚴重。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4。據統計，中國森林在10年間銳減了23%，可伐蓄積量減少了50%，雲南西雙版納的天然森林，自50 年代以來，每年以約1.6萬公頃的進度消失著，當時55%的原始森林覆蓋面積現已減少了一半。
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是全球最權威的獨立環保機構，它發佈的《2004年地球生態報告》推出了兩項指標，其中之一為「生態足跡」。什麼叫「生態足跡」？簡單地說，就是能夠維持人們從事生產及生活所需要的全部陸地和海洋面積。地球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面積共為113億公頃，人均1.8公頃，而人類人均卻消耗了2.2公頃土地海洋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生態赤字達0.4公頃。中國人均資源只有0.8公頃，人均消耗卻達到了1.5公頃，雖然消耗量低於全球平均數，但生態赤字為0.7公頃，遠高於全球0.4的平均水準。
因為遭遇不計後果的掠奪性開發和被大肆揮霍浪費的緣故，中國的自然資源不可避免地被嚴重透支，可供未來利用的越來越少。按照經濟學家周天勇教授的研究，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越來越多地擠佔農業用水，中國的農業缺水在300－500億立方米，工業用水缺口達60億立方米，667個城市中420個缺水，共計105億立方米。到2040年，全國淡水資源供給對需求缺口在2000億到3000億立方米。另外，未來30餘年中，中國55%品位的鐵礦石缺口在173億噸到326億噸。再則，即使按照2009年中國低水準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消費量，剩餘的石油可采年限也僅為7.08年，天然氣為39年，煤炭為108年。即使未來石油和天然氣按照目前發達國家最低的消費水準變動，中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也遠遠不夠未來31年的消費，石油缺口為2008年國內儲量的15.5倍，天然氣缺口為2008年國內儲量的3.14倍（注10）。
試想，照這樣發展下去，中國還剩多少資源可供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還能保住自己的飯碗嗎？
七
除了高污染和高消耗，伴隨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還有極端冷血的高剝奪。
為了維持低成本的經濟優勢，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擴大GDP的規模，中國政府一直不惜以行政權力蓄意剝奪廣大中國民眾的基本權益——包括他們的環境福利、教育福利、醫療福利、社會保障福利以及經濟收入和收益等。就此而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不啻就是一部中國民眾的血淚史。因為篇幅所限，我們無法在此描畫這部歷史的全景，只想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章為例，這就是中國政府對於農民的殘酷剝奪。
按照袁劍先生在《奇跡的黃昏》中的分析和概括，與毛澤東時代通過統購統銷，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對農民實施的剝奪不同，改革時期中國政府對農民的剝奪主要是通過以下三種途徑實現的。首先是農村基層政府對農民的收刮，這一點由於各種發生在中國農民身上的殘忍事件已經廣為人知。但事實上，這種最為著名的剝奪卻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剝奪。
第二種是對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的制度性剝削，其具體形式包括壓低、拖欠工資、戶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視、公共醫療的不平等分配等等。通過對數量龐大但政治權數幾乎為零的農民工實施這種剝奪，中國政府獲得了數量相當驚人的財富，有學者估計，僅僅壓低工資一項，農民工每年被卷走的財富就達4400億。在中國吸收農民工最多的房地產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這種剝奪的一個力證。
第三種是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剝奪。這種剝奪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加劇，到新世紀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突然提速而進入高潮。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這本來是中國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巨大的潛在資本。然而，在現行農村土地徵用制度下，政府可以用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上徵用土地，然後高價出手，其中差價可以達到幾十倍之多。中國國土資源部一項調查說，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其中征地補償費只有591萬元，僅占賣地進賬的2.7％。」有資料表明，在改革開放近前20年，農民承包地被徵用的數量達到9800畝，以每畝地農民被剝奪財富10萬元計，那麼這些年裏農民光通過土地徵用被剝奪的財富就接近10萬億。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毛時代23年通過「剪刀差」從農民那裏剝奪的8000億。
不過，中國農民的損失不是用靜態的數位可以衡量的。剝奪了農民的勞動力權利和土地權利，也就徹底剝奪了農民在未來市場活動中最重要的兩種潛在資本。這就關閉了中國農民進入現代化的大門，從根本上將中國農民排拒在經濟發展的果實之外。換言之，農民的財富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當然，被剝奪的絕不僅是農民，通過國企改制、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房地產市場化、低工資、低利率、低匯率等方式和手段，中國各個階層的民眾都遭到了政府程度不同的剝奪，這種剝奪可以說是全方位的，由此導致的一個最大的惡果，便是分配不公，貧富懸殊。
改革開放30多年，高增長的豈止是GDP，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同樣也在高增長，在GDP迅速躍居全球前列的同時，中國已一舉跨入了當今世界分配最不公平、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剛剛過去的10多年裏，中國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額持續下降，目前的比例不到40%，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數值。中國官方的最新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居民收入增長繼續低於政府財政和企業收入的增長，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繼續下降。中國人社部專家表示，中國基尼係數已經逼近0.5的國際警戒線，中國最富有的10%家庭收入是最窮的10%家庭收入的65倍。而這一切，正是高剝奪的必然結果。
八
高污染、高能耗和高剝奪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高成本。
凡是具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評價GDP，不能只看收益，也要計算成本。只有在扣除成本之後，才能看出GDP的淨效應（也就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淨效應並不一定跟收益成正比。即便收益再高，數字再漂亮，但如果成本居高不下，GDP的淨效應肯定也不會大。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所謂的「中國奇跡」便立刻露出了馬腳。
按照經濟學家的解釋，經濟增長與作為國民財產和自然資源總和的國民財富密切相關（注11）。經濟增長固然能創造新的財富，帶來收益，產生正效應，但因為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技術進步的相對性， 人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使已有的財富損失浪費一部分，也就是說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這就是經濟增長的成本，也就是經濟增長的負效應。具體而言，這個成本指的是經濟增長中除去生產投入之外所付出的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前者包括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後者包括因為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勞工權利得不到保障、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以及道德滑坡等社會因素引起的所有經濟損失成本。顯然，只有當經濟增長的收益大於成本時，社會的財富存量才會增加，經濟增長的淨效應才是正的，含金量才會高；反之，如果成本大於收益，社會的財富存量就會減少，經濟增長的淨效應就是個負數，經濟增長就成了一樁得不償失的虧本買賣。
而作為國民經濟最重要的統計指標的GDP，恰恰沒有扣除經濟增長的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它只告訴了我們社會當期新增加了多少財富，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有多大，並沒有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成本即負效應有多大，在付出成本產生負效應後，整個社會的財富存量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如果是增加了具體又增加了多少等等。總之，沒有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淨效應究竟是怎樣的。就連中國官方的統計權威也承認「GDP不能準確地反映財富的增長」（注12）
為了彌補GDP的這個重大缺陷，準確反映財富存量的變動情況也即經濟增長的淨效應，國外經濟學家在GDP的基礎上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綠色GDP的研究和推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中國政府也開始了綠色GDP的研究工作，並初步建立了中國綠色GDP的核算體系框架。
所謂綠色GDP，簡單地講，就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從而得出的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換句話說，只有從GDP中扣除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後，才能看出經濟增長究竟有沒有帶來國民財富的淨增長？如果淨增長了，是否跟GDP的增長同步？一言以蔽之，才能看出經濟增長的淨效應究竟是多少？
那麼，從綠色GDP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成本究竟有幾何？它的淨效應到底怎樣呢？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組長牛文元教授在21世紀論壇2001年會議上曾披露：「多年計算的平均結果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獲得的，這種代價至今仍存在於我們的經濟發展之中（注13）。」
2006年6月5日，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祝光耀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新聞發佈會透露說，生態環境的破壞或者環境污染的影響對中國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到底有多大，政府相關部門做過研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分析結果是占到GDP的8％，而世界銀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們在西部調查的基礎上又作了一個分析，損失大約為11％左右。這幾個數字強調的角度不同，差別比較大，總的來說，大概就是10％左右。」
《半月談》雜誌刊載的「中國奇跡背後：長期偏重經濟發展忽略自然規律」一文告訴我們：有關部門的資料顯示，從2002～2006年的五年間環境污染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近6億。若從對生態環境破壞的角度來計算，中國每年因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2.6萬億元，占GDP的12%多。據《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2000～2006年全國共發生環境污染及破壞事故11706次。其中2006年全國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達到了842次，平均每天發生兩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億元。
可見，上述有關自然成本的資料儘管並不一致，但即便是最保守的統計，也相當驚人。一旦扣除這塊成本，中國的GDP顯然將縮水不少。
2004年2月16日，央視國際播發的報導《中國經濟自主增長遭遇「可持續發展能力低」挑戰》稱，「據有關部門統計，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一直保持在８．８％的高速度，但其經濟增長成本卻高於世界平均水準２５％以上。據世界銀行綜合自然資本、產出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計算的人均財富，中國為６６００美元，相當於世界平均水準的７．７％，位居１９２個國家的第１６１位。」同年3月4日，新華網刊載的一篇題為「中國對片面追求GDP增長說不」的文章更明確斷言：「資料顯示，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ＧＤＰ年均增長率為８．７％。但如果扣除損失成本和生態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虛數和人文部分的虛數後，這期間中國的‘真實國民財富’僅為名義財富的７８．２％。這意味著，過去１５年中國ＧＤＰ的實際年均增長率只有６．５％。」知名經濟學家劉勝軍博士說得更直白：「如果充分考慮高昂的環境污染成本，中國的GDP實際上並沒有增長。換言之，經濟陷入了‘零和遊戲’（注14）的狀態」（注15）。
牛文元教授對中國國內儲蓄率的研究從一個角度為上述論斷提供了佐證。他告訴我們說，「在過去的20年，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國內儲蓄率(指銀行儲蓄額占GDP的百分比)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2000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近20年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為10．3％，在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中居於第2位元(僅次於非洲資源國家博茨瓦納)。1999年中國國內儲蓄率為42％，比世界平均水準高出20個百分點。但是，由於中國資源的浪費、生態的退化和環境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名義國內儲蓄率’的真實性，即中國國內儲蓄率中的相當部分是通過自然資本損失和生態赤字所換來的」（注16）。
還要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尚未公佈有關經濟增長社會成本的具體資料，但從已有的資料來推算，這個成本顯然不小。試想，如果再把這部分成本扣除掉，中國的GDP還將縮水多少？所謂的「中國奇跡」，到頭來完全有可能是白玩了一場的零增長，甚至很可能是一樁徹頭徹尾的虧本買賣。（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