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8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八 「衣錦還鄉」
歸故里 遭逢土匪（一九五零-一九五一年）
(接上期)
與此同時，在錦州的姥姥挂念著我母親的安危，一收到女兒到達宜賓的信，就決定到四川去看她。一九五零年三月，她獨自出發，跨過大半個中國，就算是她的「長征」吧！
她對中國的其他地方一無所知，想象中的四川不僅山高水遠。而且人煙稀步，缺乏日常生活用品。她第一個直覺是為我母親帶上大量的食物，但拿來拿去又發覺拿不了。國家仍處在動亂當中，一路上戰況時會發生，她不光得自己拿行李，還得要步行很長的路程，這些對她的小腳是太難了。最後，她只帶了一個小包裹。
我姥姥的小腳自嫁給夏醫生后就放了，因為滿人的習俗是不裹腳。放開裹腳布的過程幾乎和裹腳一樣痛苦，折斷的骨頭再也不能長全，腳也不能恢復自然的形狀，依然捲縮成一團。我姥姥為了使她的腳看上去和天足差不多，就在鞋裡塞了許多棉花。
出發前，林肖俠——那位要我姥姥參加我父母婚禮的領導，給她開了一張路條，證明她是「革命者」的母親，這樣沿途的共產黨就會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她沿著和我父母大致相同的路線從東北到西南行程幾千里，有時乘悶罐火車，有時乘無篷卡車，沒有交通工具時就步行。有次她跟一些別的共產黨妻兒們一起搭無篷卡車行進。半路，孩子們要撒尿，卡車就在路邊停了下來，忽然四周響起槍聲，子彈打到卡車箱板上，頓時，孩子哭聲混和著槍聲亂成一片。我姥姥貼著車箱趴著，子彈在她頭上呼嘯而過、護送的共產黨士兵用機關槍還擊，打退了偷襲者，這是些國民黨的散兵游勇，他們也採取「游擊戰術」，一哄而起，打了就跑。我姥姥沒受傷，但有幾個小孩和一些戰士被打死了。
到達華中重鎮武漢時，差不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由於沿長江而上的水路不安全，她不得不在武漢等了一個月，直到局勢稍為穩定才又上路。即使這樣，她乘的船也多次遭到岸上火力的襲擊。甲板兩側用沙袋築成的四尺高的工事。整條船看上去像一座漂浮的碉堡。遭襲擊時，船就全速前進，儘快離開槍擊區，警衛則從掩體后還擊。我姥姥和其他女人小孩都躲在底艙，一動不動，直到射擊聲停止。
過了宜昌后，她換上一條較小的輪船過長江三峽。到了五月，接近宜賓時，又乘上了一條蓋有棕櫚樹葉棚槍的木船。兩岸青山翠竹，倒影在清澈見底的江水中，風裡帶著柚子花香。姥姥開始見識到了「天府之國」。
這條木船由十二個人划漿。他們高聲唱著川江號子，內容隨心所欲。有經過的山水村莊的傳說，竹林精靈的神話，也有自己的觸景生情。我姥姥最覺好笑的是他們對一個女乘客擠眉弄眼地唱情歌，所唱的是四川方言，姥姥完全聽不懂，但卻能透過乘客們發出的陣陣高興又窘迫的笑聲，明白歌詞的俏皮。姥姥聽說過一些四川人的「弔膀子」，像川菜那樣其味無窮。她覺得挺開心，當然，她並不知道我母親已有好幾次從鬼門關里被拉回來，母親也從沒在信上提過流產的事。
姥姥到宜賓時已是五月中旬，一路走了兩個多月，母親正整天噁心嘔吐，情緒低落，再見到她母親當然喜出望外。父親可不怎麼高興，他好不容易擺脫了岳母而第一次和妻子單獨相處，現在岳母卻又遠從千里之外自天而降。他很清楚，母女關係的親密不是他這個作丈夫所能比的。
母親此時對父親有一肚子的怨氣。隨著土匪威脅日增，軍事化的生活方式又恢復了。他們都一天到晚在外奔走，很少在一起過夜。父親總是在鄉下，收集農民的意見，調查農村情況，解決各種問題，特別是保障糧食供應。就是在宜賓，他也常通宵在辦公室工作。我父母越來越少碰面，無從溝通，姥姥的到來又添了新的波折。
姥姥被安置在我父母居住的縣委大院里的一間屋子暫住。那時，共產黨政府的工作人員都是「供給制」，沒有工資，由政府供給他們住房、食物、衣服和日用品，外加少量零花錢，就像軍隊一樣。大家在食堂吃飯，飯菜很差，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是不準在家開伙，即便自己有錢也不行。
姥姥來后，把一些珠寶賣給國家銀行，得到錢就到市場上去買肉類、蔬菜，為我母親補身體，傳統認為孕婦要有足夠的營養。不料很快召來了一大堆批評意見，米女士的意見最多。她說我母親是「資產階級特殊化」。浪費了寶貴的燃料，當時柴火供應極匱乏，得像征糧一樣到農村去收購，我母親被說成是「嬌小姐，離不開娘，不像個黨員，不像國家幹部。」我父親在黨組織會議上做出檢討，並要我姥姥停止在家做飯。我母親動了氣，「你難道不能容忍我只特殊這一次嗎？我又不是自己貪嘴，我是為了孩子，我懷的這個孩子是我的，也是你的！」最後我父親讓了步：姥姥可以一星期燒兩次飯，但不能超過。我父親補充說：「這樣做已是不對了。」我姥姥的到來還觸犯了更重要的規定。在「供給制」下，共產黨政府努力控制供給人員數量。按規定，只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才有權接父母同住。父親級別夠了，但他為了給政府減輕負擔，讓自己的母親繼續由俊英娘娘贍養。母親昵，卻不夠級別。我母親說她母親不需要政府供養。她自己有珠寶可維持生活，同時，張家婦女也邀請我姥姥搬去同住。米女士的答覆不容商量：按規定探親者只能住一個月，期滿后我姥姥必須回東北。我父親也同意了。
母親拚命想說服父親，可是他說制度就是制度，他沒有權力也不能夠改變它。舊中國糟就糟在有權的人凌駕於法規之上，而共產黨革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當官的跟老百姓一樣服從規定。他還說：「腐敗從小事開始，缺口一開，慢慢地，我們的革命就完了。」母親傷心地懇求道，她害怕再一次流產，能不能讓她母親呆到孩子出世以後再走？但我父親仍不同意，我母親找不到任何理由說服他了，她憤憤地想：「他對我沒有感情，完全不考慮我和孩子的死活，他不愛我。」姥姥不得不走。她冒著生命危險，跨過大半個中國，走了兩個多月，只在我母親身邊呆了一個多月。她怕我母親流產，也不相信宜賓的醫院和醫生。臨行前，她去看俊英娘娘，鄭重地跪在地上給她磕了個頭，說把女兒託付給她了。俊英娘娘也很悲傷，希望姥姥能呆到孩子出世再走。她竭力勸說我父親，但他不為所動。
我母親懷著沉重的心情，流著淚，送我姥姥到碼頭。姥姥登上一條小船，又開始了她的漫長而危險的歸程。我母親站在江邊向霧氣蒙蒙中漸漸遠去的小船揮手，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到母親了。
這是一九五零年七月，我母親一年的共產黨員預備期滿了。她所屬的黨小組開始討論她的轉正問題。黨小組有三個人：我母親、我父親的警衛員和我母親的的上司米女士。宜賓當時黨員很少，米與警衛是正式黨員，都不同意我母親轉正。對這兩個來說，我母親的表現樣樣都是「資產階級」。他們說她不情願參加工作隊下鄉征糧，我母親說她去了。可是他們說：「但心裏是不情願的呀？」硬要她交代「怕死不敢去」的思想，他們指責她享受特殊飲食，讓她母親專門在家為她燒飯，又愛生病，「從來沒見過這麼嬌氣的孕婦！」米女士還批評她讓我姥姥給嬰兒做衣服，說：「哪聽說剛生的孩子就穿新衣服？！哪家工人、農民的孩子不是幾歲了還光著屁股到處跑？！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浪費作風！為什麼你就不能像我們在戰爭年代那樣拿兩件舊衣服給孩子裹一裹就算了？！」就連我母親對我姥姥離開感到傷心也變成了「嬌小姐，離不開娘」、「家庭觀念重」的嚴重錯誤。
造年夏天，是多年來最熱的一次，天氣非常潮濕、悶熱，溫度高達三十七攝氏度以上。我母親每天洗澡，米女士對此大指責。北方的農民，由於缺水很少洗澡。在游擊隊里，虱子被稱為：「革命蟲」，男、女游擊隊員相互比賽誰的「革命蟲」多，愛乾淨是屬於資產階級。當陰冷的秋天到來時，我父親的警衛又多了一條意見，說我母親表現得」像國民黨官太太「，因為她用了我父親洗臉剩下的熱水。那時，為了節省柴火，只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才有權用熱水。我父親夠級別，但我母親夠不上。我父親家裡的婦女都曾多次告誡我母親，臨產前不要用冷水洗澡。以免留下後遺症。在警衛批評后，我父親就再不允許我母親用他的熱水了。我母親心裏直冒火，為什麼丈夫不站在她這一邊反對這無休無止、莫名其妙的糾纏小事？
管生活細節是「思想改造」的內容，共產黨不僅要大家守紀律。而且所有的思想，無論大小都要統一。每個參加了革命的人每周都有至少一次生活會來檢查思想。一邊批判自己的「錯誤思想」，一邊接受別人的批評。有些自以為是或心胸狹窄的人，把會議變成發泄私怨的場所。農民出身的人振振有詞地在會上批評出身有錢的人。共產黨革命是以農民為基礎，因而受過教育者往往因自己出身富有而內疚，認為受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理所當然的。
開會是共產黨管理人民的手段。眾多的會議留給人們很少自由的時間。會議上追究瑣事、干預私生活，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理由是每個人都得洗滌靈魂的一切細微角落。我母親的黨小組開會批評她，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要她做沒完沒了的「想想檢查」。
我母親得心甘情願地接受這一切。對她來說，當不當共產黨員比生命還重要，如果黨拒絕了她，她的生命就失去意義了，就像一名狂熱的教徒被革出教會。共產黨從來不隱瞞「思想改造」是個痛苦過程。這樣的過程革命者都得經歷。我父親在參加革命時已經歷過，現在還在繼續不斷接受批評。我父親根據自己的經歷告訴我母親，她的痛苦是正常的。
最後，黨小組的兩人攤了牌：反對她轉成正式黨員。我母親陷入極度絕望之中。她把自己獻給革命，無法接受革命不要她了。使她特別憤怒的是：她儘是被一些瑣碎的、文不對題的理由排斥在黨外。這兩個人的思想方式似乎與她想象中的共產黨理想有十萬八千里之遙，也就是說她被落後分子排斥在先進組織之外。然而，革命卻告訴她，是她錯了。在她內心深處還有別一點隱約的恐懼：如果真被拒絕轉為正式常員就將在別人的歧視下過一輩子。
所有這些想法在我母親腦海里翻來覆去，整個世界彷彿都在和她作對，她絕望地看待人生，大部分時間一人獨處，黯然淚下。她既不能也不敢公開抱怨，這會被看作是對革命失去信心。她不能責備黨，又找不出黨錯在哪裡。於是她遷怒我父親：讓她懷了孕，又在她萬難時不幫助她，連句安慰話也聽不到。多少次她徘徊碼頭，凝視江水，想到自殺，藉此懲罰我父親，想象他在發現自己自殺後會有多悲傷。
黨小組的意見必須經黨支部同意並報上級批准。支部委員由三個思想十分開通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認為黨小組對待我母親不公正，但根椐共產黨制度，他們很難推翻黨小組驛待我母親不公正，但根據共產黨制度，他們很難推翻黨小組的意見，所以他們遲遲不決地拖時間。這很容易辦到，因為三人都在鄉下征糧，很難聚到一塊開會。
這一段時間宜賓城形勢危急。一部分共產黨駐軍被調往外地，一部分參加武裝征糧隊分散在四鄉，城內兵力空虛。反共武裝部隊因逃往台灣、印度半島、緬甸的路被切斷而感到絕望，只得背水一戰，包圍了宜賓城，結果戰鬥激烈，險些失守。我父親一聽到這個消息就立即從鄉下帶部隊趕回來。
戰鬥緊貼城牆展開。沖在前面的是大刀隊，說是喝了「聖水」，能刀槍不入。國民黨士兵端著槍跑在後面。共產黨部隊的指揮官命令士后瞄準後面的國民黨兵，放過前面的大刀隊農民，希望把這些農民嚇跑。
儘管我母親懷孕七個月了，她仍和其他女人一道為城牆上的士兵送水送飯，救護傷員。此刻，她在日本人學校受過的救護訓練派上了用場，她又很勇敢。激烈的戰鬥持續了好幾天，攻城者最後退走了。不久，宜賓地區的暴亂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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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土地改革展開了。共產黨在那年夏天通過了一條新的土地改革法案，這是他們改造中國的關鍵步驟，叫作「土地還家 」。他們重新分配所有的耕地、家畜和記主產，使每個農民擁有數量大致相同的土地，也允許地主保留和其他農民相等的田地。我父親是宜賓地區土改主要領導人之一，我母親因快生產了而未參加。
宜賓原是一個富庶地區，當地有句俗話：「種一（年）吃三（年）。」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後來抗戰八年打日本，老百姓要繳納重稅。蔣介石把他的戰時首都遷到四川后，更來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和投機商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把四川當作在大陸的最後據點，在共產黨到來前，又課徵了一大筆稅。再加上貪心的地主，這個富庶地區變得驚人的貧窮。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有上頓沒下頓，遇上災年，得靠吃野菜和紅薯葉為生，平均壽命只有四十歲。貧困是使我父親早年被共產主義吸引的原因，現在，共產黨又據此提出土改。
宜賓的土改大致是和平的。部分原因是比較兇狠的地主都參加了武裝暴動。在戰鬥中被打死或後來被抓去處決了。但有的村子也發生了暴力事件，一次，一個共產黨土改隊員強姦了一個地主家庭的幾個女人，然後割去她們的乳房，說是「坐地麻圈」，我父親下令將此人槍斃。
再早，一夥土匪抓住一個大學畢業生征糧隊員。土匪首領下令把他劈成兩半。後來，在土改時期，這個土匪頭子被抓住，被害者的朋友是共產黨土改隊隊長，把他活活打死。然後挖出心臟吃了，以示報仇。我父親下令撤了這人的隊長職務，開除黨籍，但沒有槍斃他，理由是他不是對無辜者施暴，而是對一個兇殘的殺人犯。
土改花了一年時間才完成。大部分地主蒙受的損失是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和房產。那些「開明地主」——沒有參加武裝暴動或私下幫助過共產黨的人——則受到禮遇。我父母的一些朋友就是來自當地的地主家庭，我父親曾應邀到他們的深宅大院作客。當然，這些宅院不久就被農民均分了，只有一小部分屬於他們。
當父親完全投入工作時，母親於十一月八日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孩。父親當時不在城裡，但他已替姐姐取名為肖（昵稱小）鴻，意思是要她像我母親（德鴻）。姐姐出生七天後，俊英娘娘雇了一個滑桿把母親從醫院抬到張家大院。我父親得知后批評我母親：一個共產黨員不該坐滑桿讓別人抬。我母親解釋說，這是有傳統根椐的，產婦不該下床走路。我父親反問她：「農村婦女生產後，怎麼就能下地幹活了呢？」
我母親心裏是說不出的鬱悶。她轉為正式黨員問題遲遲未決，姥姥來了又走。她沒法跟我父親吵，又沒法對黨發火，就把氣發到嬰兒身上。出院后的第四天，我姐整夜啼夜不止。我母親心焦透了，打了她。住在隔壁房間的俊英娘娘跑了過來說：「你太累了，把孩子交給我吧！」從此以後，娘娘就照看我姐姐了。幾星期後，我母親回去工作，姐姐仍由俊英娘娘撫養。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母親都覺得我姐姐是個「包袱」。別的孩子咿呀學語的第一句話是「媽媽」，可是地不準小鴻喊她「媽」。當我姐姐會走路時，一發現母親來看她，就會馬上躲起來。直到今天，我母親仍帶著內疚和悔恨記起她當年是如何對待我姐姐的。
俊英娘娘為我姐姐請了個奶媽。「供給制」規定政府為幹部家庭的每個嬰兒付奶媽費用。奶媽被當作國家公職人員對待，提供免費的身體檢查。她們不是僕人，甚至不洗尿布。當時請奶螞對政府還不是沉重負擔，因為那些獲准結婚的都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孩子很少。
我姐姐的奶媽年近二十歲，她自己的孩子在產後死亡，奶水很多。她丈夫在宜賓城內教書，她本來住在鄉下照顧公婆。丈夫家是地主，土改被分了土地，需自食其力，她又種不好地，就搬到這裏和丈夫同住。通過朋友介紹，她結識了俊英娘娘，現在與她丈夫一起住進張家大院。
母親生了孩子，有三十天產假。她在張家大院里和慈祥的婆婆、溫和體貼的俊英娘娘一起度過一段愉快時光，心情漸漸恢復平靜。滿月後，她有了新工作：到宜賓市共青團任職，這是宜賓地區重新划區的結果，宜賓是個專區，有七千五百平方裏面積，人口超過二百萬，分九縣一市（宜賓市）。我父親被任命為專區四人領導委員會委員，兼專區宣傳部部長。
這次重新划區也使我母親的上司換了一位新人，她是宜賓宣傳部部長，管共青團。在共產黨中國，儘管有規章制度，但所屬的直接領導的秉性比起西方來遠為重要，直接上司的態度就代表黨，所以好領導會使一個人的生活發生根本變化。
我母親的新領導叫張西挺。她和丈夫都是一九五零年進駐西藏的共產黨軍隊軍官。四川是入藏的必經之地，漢人普遍不願進西藏工作，覺得那是片蠻荒之地。他夫婦倆找了個借口，退伍來宜賓工作。她的丈夫姓劉，自取名為「結挺」。表示他極愛妻子，這對夫婦後來以「二挺」聞名。
到了春天，我母親被提拔宜賓市共青團團委書記。這是個重要職務，而她當時還不滿二十歲。我母親恢復了往日的活躍和平靜心態，就是在這種氣氛里，她懷了我，這是一九五一年六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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