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5日讯】今年的四月二十八号，浙江民主党的领袖王东海先生去世。当时，国内国外的许多民运朋友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和讲演。现在，《魏京生基金会》也决定了，把今年的民主斗士奖颁发给王东海先生，以表彰他和浙江民主党的同仁们多年来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
有些朋友会问，王东海是谁？浙江民主党听说过，但没听说过王东海这个人。这是因为王东海不像某些所谓的民运人士那样特意炒作自己。他和很多民运人士一样，多做事；少做秀，把出名的机会留给别人；把麻烦和困难留给自己。有这样的领袖人物，浙江民主党人的团体多年来都是各民运团体中最稳定、最团结的群体。
1998年春天，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宽松环境。当时的中共政权认为压制国内人民没有问题；国际社会也并不会因为人权问题真正制裁中共。那么更加宽松一些赢得国际社会的喝彩，进一步改善国际环境岂不是锦上添花吗。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小阳春，出现了短时间的宽松的假象。
在这个特殊的时机，各地的民运人士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有所动作。浙江省是当时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而浙江的民运团体也最团结。他们仿照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先例，主动前往民政机关注册登记。民政机关也像1979年一样不知所措，答复说不知道这样的登记注册是什么样的手续，但是随即共安机关就把注册的法人代表抓进了监狱。
这个组党的计划虽然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引起的国内外影响却起到了推动民主思潮的巨大作用。各省民运朋友们纷纷起而仿效，各省组党的花样层出不穷，居然弄得专政机关手足无措，无计可施。说它是非法党派吧，人家是以筹备组的名义注册的，没有违法。说它是合法程序吧，违背了共产党的一党独裁的四项基本原则。里外都不好交待。这个退半步的策略，就是王东海为领袖的浙江民主党人的创造。
各种反对党和反对派最经常犯的错误，就是策略错误。这种策略错误的起因，往往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判断，只要证据充足就不会错了。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作估计，只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这就需要有超过法官的判断能力了，这就是政治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王东海先生作为浙江民主党人的领袖，显然是合格的政治家。他们既没有像一些热情超过理智的人那样，误以为中共也像台湾的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报禁，欢呼雀跃地以为公开组党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响应情治机关的号召，公开党的成员名单和一切机密；也没有悲观失望，放弃尝试的机会，而是确定了一个有限度冒险，又有一定自保可能性的策略，这就是退半步，以筹备组的名义按照合法程序申请注册。
这个策略既抓住了机会进行尝试，为和平演变寻找着机会；又抓住了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保证不给特务爪牙们充分的借口。即使共产党不得不违背他们自己的法律镇压了这次的组党运动，也给国内外的舆论抨击共产党的暴政保留了炮弹，再一次暴露了共产党伪善的面孔，保持了反对派运动的心理优势。这个策略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成功的范例。
作为在专制国家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勇气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咱们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远的不怕杀头的不说，近代的反共义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就绵延不断，此伏彼起。自1978年的民主墙以来，虽然不再有死刑的威胁，但是长期的徒刑，仍然使得民主斗士们失去了青春年华的最好的时光。妻离子散和生活的困苦，也不是常人所愿意忍受的牺牲。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傻子，不正常。
但正因为有这些不正常的人的努力和牺牲，才会换来社会的不正常的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正常的人们，才能过上正常的而且越来越好的生活。如果所有人都像市侩们一样的躲避风险，投机钻营，自私自利，社会就只能变得越来越糟糕，不但不会变好，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坏。
有些人把几十年来中国总体上变得越来越好，归功于共产党领袖们的明智。这不算错误，但是没有这些不计名利，敢担风险的傻瓜们代表人民表达出正常人不敢表达的心愿。把政权当作私有财产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向你们这些话都不敢说的人让利让步呢？讥笑别人不正常的人们应该想一想，凭什么？
今天我们纪念王东海先生和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作出牺牲的英雄们。此时，那些有机会发财致富的平民百姓们；可以出国留学的幸运儿们；甚至可以不用躲在家里欣赏现代音乐艺术文化的小青年们，你们是他们牺牲的最大获利者。你们不应该纪念他们吗？在他们穷困潦倒仍坚持不懈的为你们的权利和利益抗争的时候，你们是应该支持帮助同情他们；还是占了便宜还卖乖，躲在一旁讥笑他们？这的确是个道德问题。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连这些起码的道德是非都没有了，它必定会迅速的衰落下去。有多少财富也挽救不了道德是非陷于混乱的社会。这是个历史的规律。所以有人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一个悲惨的国家；也是一个必将灭亡的国家。这不是小说，这是历史规律。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