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該怎樣講述中國的歷次人為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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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12月9日訊】 大學時在書攤買過一本奇書,名字叫《山坳上的中國》,作者何博傳,聽說後來被禁了,沒有再版過。對當時三觀混沌的我來說,那本書的作用不下於鴻蒙初辟,書中對中國環境危機的描寫,現在再讀無不一一應驗,令我對作者的遠見卓識一拜再拜。從序言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有個「羅馬俱樂部」,他們的使命說好聽點叫盛世危言,說難聽點叫唱衰西方,所以他們被稱為悲觀俱樂部。從《山坳上的中國》裡,我還第一次知道「烏鴉文化」,西方人有一種烏鴉文化,而中國有喜鵲文化。用這兩種鳥形容東西方文化,既形象又精準。

作家劉震雲寫過一本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這其實是一篇調查筆記,是對1942年河南大災荒的田野調查,馮小剛將其拍成了電影《一九四二》,如今電影上映,災荒話題成了近期大熱點,相關報導和文章密集推出。將大災荒、中國災難史和災難敘述推入公共空間,作家和導演聯手做了一件早就該做的好事。

近百年來,中國發生過幾次大的饑荒和其他自然災害,既包括民國時期,也包括共和國時期,從官方和民間對那幾次災難的記憶,可以明顯看出,我們對待災難、歷史、記憶時表現出的傳統和文化。

1942年,災荒發生的時候,《大公報》記者就寫過長篇報導《豫災實錄》,總編王芸生更撰寫社論《看重慶,念中原》:「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乾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夠換到幾斗糧食。」「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實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並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這不僅是傑出的新聞報導,也是關於1942年大災荒歷史的忠實記錄。但蔣介石暴怒之下,下令《大公報》停刊三日,以為懲戒。當時《時代》週刊等外媒對災荒做出了長篇報導,為此還和國民政府搞得很僵。

對於1942年大災荒,我村子裡的老人講過一次,說的是螞蚱過黃河,遮天蔽日的螞蚱飛到黃河邊,他們的飛行能力不足以渡過黃河,於是他們裹成大團漂浮過河,到對岸後螞蚱死掉大半,但剩下的繼續前進。老人最後的總結是:「你看螞蚱能不能!」

1942年之後,更大的災荒是「六零年大饑荒」,無論從規模、地域還是死亡人數,都遠遠超過了1942年,但這個話題至今仍是雷區,普通民眾連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人們為幾百萬還是三四千萬爭論不休。那幾年,我家鄉的村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但當我問他們那三年大旱還是大澇,他們又覺得那幾年的老天爺似乎還可以,但不知不覺中接受了「自然災害」的解釋,你只能佩服強大的宣傳機構。

我的老爺爺輩中的一位在三年饑荒中餓死,我爸爸回憶起這件事憤憤不平,他說村裡人稱我老爺爺是懶死的,因為村裡人半夜都去偷生產隊的玉米,但我老爺爺不去,餓死了,所以是懶死的。這種民間講述,其實也是歷史的一種講述方式,只不過已經被變形了。

發生在我記憶範圍的是汶川地震,而且參與了對這次大災難的報導,不許報導死人,不許渲染悲傷情緒,不許公佈死難兒童名單,不許反思地震,不許追究責任,不許報導災區負面…..種種不許之下,留給公眾的汶川記憶,就只剩下了那幾個被救出的幸運者、喝可口可樂的少年、為孤兒餵奶的女民警、親切看望災民的總理,彷彿取了一次偉大勝利。這樣的國家悲劇,本該按它本來的樣子,該悲傷就悲傷,該哭泣就哭泣,該憤怒就憤怒,而後成為國家記憶,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如今人們卻像被一群喜鵲綁架,並在耳邊聒噪著「大地震好,大地震好」,時間久了,真正的歷史也就被遺忘了。

這就是我們對待災難的方式,也是對待歷史的方式。

《一九四二》引發大規模的回憶和評論,就在於它的稀缺。在中國,講述死人、災荒、災難不受有些人待見,不僅人禍不能說,天災也不能亂說,這種必須唱讚歌不許說壞話的喜鵲文化,正是中國當代史雲山霧罩看不清楚的根本原因。

但願《1942》的公映,是一個好的開始。現在,有些人正致力於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他們通過頑強的敘述,向公眾揭開被遮蔽的歷史,告訴我們到底曾經發生過什麼。如作家楊顯惠,通過夾邊溝和定西孤兒院的考察採訪,還原了反右的悲慘歷史,如楊繼繩對大饑荒的調查,還有一批人對中國遠征軍、國軍抗日老兵的搶救與調查。他們堅持做不招人待見的烏鴉,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因為真的艱難。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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