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7日訊】【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該作品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該作品的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接上期)
五 「十歲女兒 十公斤大米」
為新中國而戰（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
毓武是幾個月前經朋友介紹來的。當時，夏家從暫借的住處搬入北城內的一所大院里，想找一位富裕的房客，以減輕房租壓力。毓武來時，身穿國民黨軍官服。與他同行的是他的「太太」和一位年幼的孩子。事實上，這女人並不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助手。孩子是這女人的孩子，她真正的丈夫在千里之外的共產黨正規軍中。後來，日久生情，他們弄假成真，有了兩個自己的孩子。他們的原配夫人和丈夫也都與別人結了婚。
毓武於一九三八年參加共產黨，抗戰結束時被共產黨從當時的大本營延安派到錦州，負責收集國民黨軍事情報，並傳送給在城外活動的共產黨武裝力量。他的公開身份是錦州政府軍事科科長，這是共產黨花錢替他買下的。那時，國民黨的官職，甚至特務系統的職位，都可以用錢買到。有的人買官是為了家人避免被抓去當兵，或免受惡棍騷擾，有的人則是為了自己敲詐勒索。由於錦州地處戰略位置，國民黨駐紮了大批不同系統的軍隊，多如牛毛的大小官員充斥於五花八門的機構，這有利於共產黨人混入。
毓武把掩護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經常聚眾豪賭，或大宴賓客，一方面擴大關係網。一方面使他的偽裝更加天衣無縫。他的眾多「表兄弟」和「朋友」頻繁來訪，混雜在常來往的國民黨官員和特務中，未引起任何懷疑。毓武還有另一層掩護，夏瑞堂的診所總是開著門，那些「表兄弟」和「朋友」可以直接通過診所而進入內院，外人看來好像是就診的病人。
我母親聽到胡表哥被處死的消息，找到毓武，要求為共產黨工作。毓武拒絕了，理由是她還小。我母親只好另找門路，她當時在學校已經是個學生領袖，她希望共產黨會來找她。共產黨呢，一直在觀察她、審查她。舒姑娘離開錦州前曾把她的共產黨地下組織接頭人介紹給了我母親，說是「朋友」。一天，這「朋友」找到她，通知她到錦州南站和北站之間的鐵路隧道去，與一位二十來歲、上海口音、容貌英俊的年輕人接頭。她去了。這個人姓梁，梁成了她的上司。
我母親的第一項任務是散發毛澤東（論聯舍政府》這類小冊子和有關土地改革、共產黨其他政策的傳單。這些宣傳品有時藏在大捆用作燃料的高粱稈里，有時則在大甜椒上鑽個洞塞進去，由人化裝成農民以賣柴草、賣蔬菜為幌子，送進城來。
夏家成了這些宣傳品的集散地。玉林妻子買下這些帶有秘密使命的柴草或蔬菜，把宣傳品取出藏在洞炕、中藥堆和柴垛里。當我母親的聯絡人登門取走這些宣傳品時，她還幫忙把風。這些東西學生們得偷偷傳閱，但一些左翼小說或多或少能公開閱讀，最流行的小說是高爾基的《母親》。
有一天，我母親散發的一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傳到一個心不在焉的姑娘手裡，她把小冊子塞進書包，就去市場買東西，在那兒掏錢時，不小心翻了出來。附近正巧有兩個特務，他們看到這薄薄的用黃草紙印成的書，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宣傳品。那位姑娘被抓起來，死在酷刑下。
許多人就這樣死在國民黨特務手中。我母親心裏很清楚，如果她被抓，也將面臨拷打和送命的危險，但她一點兒也不膽怯。她此時已偷偷地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在與朋友們討論時，他們都為馬克思和列寧所勾畫的共產主義遠景所吸引，被毛澤東對農民、工人以及婦女的許諾激動得熱血沸騰。我母親一想到自己在共產黨指示下做事了，已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分子，就勇氣倍增。
東北地區是國、共兩黨作戰的關鍵戰場。錦州是東北的大門，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這場戰爭不是雙方在某一固定的前線上對峙。共產黨佔領了東北北部和大部分農村。國民黨擁有除哈爾濱外的主要城市、海港和大部分鐵路沿線城鎮。到了一九四七年未，這個地區的共產黨軍隊第一次在數量上超過了他們的對手。那一年他們打垮了二十萬國民黨軍隊。有許多農民參加了共產黨軍隊或支持共產黨。最重要的原因是共產黨在農村實行了一場「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農民們感到支持共產黨就能保住他們分得的土地。
由於共產黨控制了錦州四周大部分的農村，國民黨加強了入城檢查的關卡。農民不願進城賣東西，因為他們在通過關卡時常受盡刁難，被敲詐勒索，產品有時甚至被全部沒收。城裡的農產品價格天天飛張，加上奸商和貪官操縱，情況就更糟了。
國民黨剛到時，發行了一種新貨幣，稱為「法幣」。此肘夏瑞堂已年近八旬，他擔心自己死後我姥姥和母親生活會無著落，就把全部積蓄換成法幣存起來。過了一陣子，法幣被「關金」取代，但國民黨沒法控制通貨膨脹。貶值速度驚人。夏瑞堂的全部積蓄便隨著貨幣貶值而化為烏有。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之交的那個冬季，經濟形勢每況愈下。抗議食品短缺和物價飛漲的遊行示威此起彼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兩萬饑民搶劫了市內國民黨軍隊的兩座糧倉。
經濟崩潰了，但有一個行業卻很興旺：賣年輕姑娘到妓院或給有錢人做奴僕。乞丐滿街都是，賣兒鬻女多不勝數。有好幾天，我母親都在校門外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絕望不堪的婦女頹坐在冰涼的地上，旁邊站著一個小女孩，滿臉麻木獃滯的神情，頭上插著草標，胸前掛著紙牌，上面歪歪斜斜寫著幾個大字：「十歲女兒，十公斤大米」。
教師們也是食不果腹。他們要求加薪，政府答應以多收學費的辦法解決，但無濟於事，因為家長付不起更多的錢。我母親的一位教師吃了一塊從街上揀來的肉，死於食物中毒。他知道這塊肉已經腐爛變質，但實在太餓了，餓到一廂情願地以為把肉煮熟了就可以殺菌。
這時，我母親已當上女中學生自治會主席。她的共產黨上司粱先生指示她為教師謀福利，把他們爭取到共產黨這邊來。於是，她組織同學到電影院和劇場，在開演前向觀眾募捐。或搞街頭義演義賣。但所得無幾，人們不是太窮就是太吝嗇。
一天，她在街上碰到一個朋友。這姑娥的祖父是個旅長，她本人和一個國民黨軍官結了婚。她告訴我母親這天晚上在城裡一家豪華餐館有個宴會，約有五十名官員攜夫人參加。那時，國民黨官員經常舉辦各種各樣交際宴會。我母親跑回學校，通知同學們于下午五點在城裡最顯著的地方——六十尺高的十一世紀石鼓樓前集台。當她帶著一些人到達時，已有一百多位姑娘聚集此地聽候她的命令。到了下午六時許，官員們乘著小車、馬車和黃包車陸續到達。女人們穿戴得珠光寶氣，極盡嬌嬈。
我母親等宴會進入吃喝高潮時，指揮姑娘們列隊迅速進入餐廳，國民黨安全措施竟是如此鬆散，我母親的隊伍毫無阻礙就進去了。喧嘩的宴會頓時鴉雀無聲。我母親站到椅子上，不加修飾的深藍色棉袍在周圍華麗的綾羅綢緞中格外突出，使她看去好像是簡樸的化身。她先簡述了教師們的困境，然後說：
「我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大方之士，肯定會慷慨解囊，以表愛民之心。」此時此刻，軍官和太大們尷尬之極。他們不想顯得太小氣，更想儘快擺脫這些不速之客。姑娘們圍著擺滿山珍海味的桌子，挨個記下捐贈的數目，第二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分頭趕到各個軍官家收取承諾的捐款。募集到的款子立即分配到教師手裡，讓他們在貶值之前趕快花掉。否則幾小時之內，就可能一文不值。
此事很快在城裡傳開。我母親沒有受到報復，也許是因為赴宴者對自己大吃大喝而教師生活無著感到很窘，不想再招惹更多難堪。況且，國民黨不反對募捐，既然如此，何樂不為呢？再次目睹「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情境，我母親更加相信共產黨了。
城裡吃飯是問題，城外穿衣則是問題，因為國民黨當局嚴禁向農村出售紡織品。玉蘭的丈夫效石專門負責攔截把紡織品偷運出城賣給農民或共產黨的走私者，走私者中有的專事倒手買賣，有的為國民黨官員撈取外快，有的為共產黨地下組織工作。
效石和他的同伴只要截住走私車，通常做法是沒收布匹，然後把走私者放掉，希望他會再帶另一批貨來，有時，他們也和走私者坐地分成。無淪走私或是捉拿走私，貨物最終仍是賣到共產黨控制區。效石和同伴越撈越肥。
一天晚上，一輛骯髒不起眼的貨車來到效石當班的緝私關卡。他又施展通常的招數，擺出十足的派頭來想鎮住車夫。他一邊估計這批貨物的價值，一邊揣摸這個車夫的來頭。他也盤算要把這一大車貨拉到哪裡去放一放再脫手。最後他坐上車，命令車夫調頭回城。車夫自然遵命。
深夜一點左右，後院響起一陣敲門聲，把姥姥從夢中驚醒，她打開門，只見效石站在門口，說有一批貨，想在她家放一晚，他沒有說明貨的來龍去脈。姥姥不能不點頭同意，中國人很難對親戚的要求說「不」字。姥姥沒有驚動還在睡覺的夏瑞堂。
天蒙蒙亮時，效石就帶著兩輛大車出現了，把所有布匹裝上就走。不到半小時，武裝特務包圍了夏家大院。原來車夫是為另一個特務系統工作，自然，他們想搶回這批布。
夏醫生和我姥姥非常生效石的氣，但心裏暗自慶幸至少貨物已搬走。不過對於我母親來說，卻是大禍臨頭，因為她的一些共產黨宣傳品就藏在屋裡。特務一出現，她抓起宣傳品就往廁所跑，跑進去就把它們塞進褲腳扎住的棉褲里，外面罩上旗袍和厚厚的棉大衣，然後若無其事地向外走，說是去上學。特務們攔住她，說要搜身。我母親急壞了，衝著他們大聲喊：「我要到我的諸葛舅舅那兒去告你們！」
我母親開口前，這群人並不清楚夏家與特務系統的關係。由於國民黨機構在城裡五花八門，任何帶槍的、有後台的人都享有專橫的權力，車夫也未弄清是誰沒收了他的布匹。但「諸葛」名字一出口，帶隊長官的態度馬上發生戲劇性轉變：諸葛是他上司的朋友。他一個暗示，部下就低下了槍口，轉變了咄咄逼人的態度。這位長官鞠躬敬禮，咕咕噥噥地對他打擾了這樣一個有背景的家庭表示歉意。下面的隊員看上去比長官更失望，沒有貨物，就沒有錢，沒有錢就沒有飯吃。他們懶洋洋地拖著步子走了。
錦州當時的一所新成立的大學——東北流亡大學，教師和學生是從共產黨控制的東北北部逃出來的，共產黨在那裡一度實行嚴厲的政策，許多地主被處死，城鎮商店老闆和小產業主被批鬥，財產被沒收。知識分子多出身富家，他們不是目睹了家人受罪，就是自己遭殃，於是紛紛南逃。
流亡大學有一所醫學院，我母親想就讀。她的理想是當醫生，部分原因是受到夏瑞堂的影響，另外，醫務工作是使女人獨立的最好職業。梁先生熱烈支持她，共產黨對她進醫學院有他們的打算。她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同等學歷進入醫學院半日制學習，同時保留了師範生學籍。
流亡大學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奪知識分子的「戰場」。國民黨已經看出東北局面江河日下，開始打算撒出，於是鼓勵師生向南方「流亡」。共產黨不想失去這些受教育的人，他們意識到自己政策上的錯誤，隨即進行修改，保證要保護城市裡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錦州地下共產黨運用這些溫和的政策，開始勸說學生和教師們留下。這成了我母親的主要活動目標。
儘管共產黨政策有了改變，不少人仍決定南逃。六月下旬，一船師生到達錦州西南二百五十哩處的天津。上岸后，他們發現既沒食物，又無住處。當地國民黨竭力鼓勵他們參軍，口號是「十萬學生十萬兵！」「打回老家去！」他們從東北逃到過里，當然不是為了當兵送命。在同行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策動下，七月五日學生們在天津遊行示威，要求食物和住宿。軍隊開了槍，許多人受傷，數人中彈身亡。
消息傳到錦州，我母親立即召集了全錦州七所中學和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會領袖開會，選舉成立了錦州市學生聯合會，我母親當選為主席。會議決定給在天津的學生發聲援電報，舉行追悼大會，會後遊行到警備司令部向邱司令遞交請願書。
那是一個灰濛濛的雨天，地面被雨水浸泡成粘稠的爛泥。我母親的同學們聚集在校園裡急切地等待消息。天已經黑了，她和另外六名學生會主席仍不知去向。最後有人報信，特務突襲了學生領袖們開會地點，把他們全部抓走，是我母親學校的政治主任堯寒告發的。
他們被帶到警備司令部一間小會議室里。過了一會兒，邱司令走起來，隔著桌子盯著學生們，一副痛惜的樣子：「你們太年輕，做事太容易衝動。讀好你們的書就行了！」他問道，「你們對政治究竟懂多少？有沒有意識到被共產黨利用了？」他的語氣時而緩和，時而嚴厲。最後，他許諾只要他們肯簽署悔過書並交出幕後的共產黨人，就放了他們。他停住口，開始觀察這番話的效果。
我母親無法忍受他的盛氣凌人和裝腔做勢。她一步走上前大聲反問：「請問邱司令，我們究竟有什麼過要悔？」邱司令顯然被惹火了，「你們被共匪利用，無理取鬧，還不是過嗎？」我母親立刻回敬道：「我們的朋友就是因為聽了你們的話，跑到天津，才死在天津。他們應該遭槍殺嗎？我們為他們申冤是胡鬧嗎？我們做了什麼無理的事？」激烈對吵了一陣，邱司令一拍桌子，召來衛兵，「讓她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在衛兵來抓我母親一瞬間，她跳到邱司令面前，一拳也砸在桌上，「不管我在什麼地方。我都沒做任何錯事！」
我母親的兩臂被緊緊抓住，從桌旁拖開。她被沿著通道拉了很長一段距離，又走下幾級台階，推進一間黑屋裡。面對房屋的另一端，她依稀看見一個衣衫破爛的男人，似乎坐在長凳上，背靠著柱子，頭向一側低垂。稍頃，她才看清他的上身被捆在柱子上，大腿被捆在凳子上。兩個大漢正向他小腿距下塞磚頭。每一塊磚頭塞進去，就是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我母親的腦袋裡「嗡」地一聲彷彿充滿了血，她彷彿聽到了骨頭的碎裂聲。忽而她又被帶人另一闊屋子，引路的軍官把她的視線引向一個離他們不遠的男人。那人被懸吊在房樑上，上身裸露，亂糟糟的頭髮向下垂，遮住半邊臉。地上有個火盆，一個大漢坐在旁邊，漫不經心地吸著香煙。當我母親看著他們時，大漢從火盆里拿起一根鐵棒，鐵棒頂端是一塊被燒成赤紅色鐵塊。他▲嘴一笑，舉起鐵棒直烙向男人的胸膛。我母親聽到一聲可怕而短促的呻吟聲和烙鐵燒在皮肉上的吱吱聲，似乎闡到了強烈的焦糊氣味，她沒有尖聲大叫或嚇得昏倒。恐怖的場面在她內心深處產生的是強烈憤怒，而憤怒給她巨大的勇氣，壓倒了恐懼。
軍官問她現在是否願意寫悔過書了，她說「不」，結果被關進一個小房間，裏面有一張床。在這裏，她度過了幾個特別漫長的白天和夜晚，與她相伴的只是隔壁刑訊室不時傳出的慘叫聲。審問者反覆要她提供共產黨名單，她只是搖頭。
然後，有一天，她被帶到一處空曠的院子，那裡雜草叢生，碎石瓦礫滿地。她被推到一堵高牆邊，與一位陌生男子並排而立。此人明顯受過酷刑，只能勉強立住身體。幾個士兵懶散地站在對面的位置，端起步槍。一個士兵走過來，用布條蒙住她的眼睛，儘管看不見，她還是閉上了眼睛。她作好了臨死的準備，只為把生命獻給了她所追求的偉大事業而自豪。
她聽到槍響，但沒感到什麼。約莫一分鐘后，蒙眼布被去掉，她眨眼打量四周，身旁的男人倒在地上。那位曾引她到刑訊的軍官走來，眼神充滿了驚訝，這個十七歲的姑娘居然沒有他所想的嚇傻了。我母親沉著地告訴他，她沒有什麼可說的。
她又被帶回囚室，沒有人再來找她麻煩，也沒受刑。幾天後，她獲釋了。在這之前，共產黨地下組織積極營救她。我姥姥天天到警備司令部哭鬧、乞求，揚言要死在那裡。夏瑞堂帶著貴重的禮品拜訪他有權有勢的病人。家裡的特務關係也紛紛動員，不步人寫保證書，保證她不是共產黨，只是年輕衝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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