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日訊】中共18大產生的新核心出爐後，人們開始關注中國政局的前景。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政局者相信：如果中國新核心在最近幾年不展開政治改革，中國將走向革命。同時，這些人中的不少人對改革和革命都憂心忡忡：革命肯定是破壞性極大的政治災難；改革前景也風險極大，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國家崩潰，就像法國、俄國和中國曾經發生的革命後果一樣。
筆者認為：從人類政治史和理論看，這些看法並不正確。其認知誤區既有對人類政治進步的經驗瞭解不夠，想像不存在的政治演進進程，也有對人類已有的政治智慧缺乏研究，探討中國政治變遷的基本思路有重大缺陷。
對中國政局演變的前景，自2006年以來筆者就認為：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發生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國已經進入革命的快車道；革命的代價與結果並不確定，而是取決於中國各種力量的選擇及互動；出於良好願望拒絕正視現實可能會造成最不想發生的最壞結果。
關於「革命」的概念
中國傳統政治的「革命」概念是指改朝換代，是掌控社會的國家最高統治權力者的更迭。對中國古人而言，革命一般是暴力推翻舊王朝然後建立新王朝的權力轉換過程。
中國傳統革命的概念不是現代社會科學中使用的「革命」概念的含義。現代社會科學的革命概念是從政治或經濟社會演變發展的角度界定概念。
廣義的「革命」概念是指權力歸屬與組織結構的變遷。在這一概念中，權力歸屬的轉移與中國傳統概念相似；但權力組織結構的變遷則是中國傳統革命概念中所沒有的。現代社會人們更關心這個向度的含義，因為這是一個社會的進步或現代化的應有含義。在考慮了權力組織結構體系的變化後，權力歸屬的轉移也具有與傳統社會不同的含義。因為傳統的最高權力轉移或許只是改朝換代、皇權歸屬的轉移，但民主革命實現的最高權力轉移則是國家元首的權力範圍及實施方式發生變化。
在考慮現代化或社會進步意義上的革命概念時，革命還有不同領域的革命種類。傳統社會僅僅關心最高政治權力的轉移，而現代社會伴隨著社會活動領域的分化和對最高政治權力的相對獨立，使得不同領域的權力歸屬及組織結構體系也有重要含義，因此革命開始分為政治革命、經濟社會革命、國際關係結構的革命。還有人把文化和價值符號的結構變遷也解釋為革命。
現代社會發展文獻中的狹義「革命」的概念，不僅指權力歸屬及組織結構體系的變化，而且對變化的方式有所界定。
第一個界定是指短期內發生根本結構的劇烈變化。那種權力體系的長期演進過程，只有社會研究者才有興趣。現實中的政治領導、意見領袖和推動進步的改革者以及公眾更關心的是劇烈的變化。因此，人們常常將短期內急劇變化視為革命。
第二個界定是誰主導變化，是自上而下地由掌權者發動和主導變化，還是自下而上地由被治理的社會群體改變權力關係體系。人們通常將自下而上地改變權力體系視為「革命」，而自上而下地改變權力體系視為「改革」。一般而言，改革是理性討論和設計後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權力關係體系的調整；而革命則是沒有統一部署的、由社會群體出於自己的理念或利益發動後、最高權力被迫應對接受、然後捲入所有社會群體參與的權力體系改革過程。
如果把第一個界定與第二個界定綜合考慮，就引進一個常識所說的「改良」概念。改良是指統治者主導的、或許被治理者積極參與的、但是一個較長期逐步實現的權力體系的變革過程。
第三個界定是權力體系的劇烈變化過程中是否捲入暴力。如果捲入暴力，就是革命；如果沒捲入暴力，就是和平變革。
在許多文獻中還對暴力的使用者也有所界定：把統治者引入暴力進行非程序變革視為政變，而被治理者的暴力改變權力體系的行動則視為革命。
筆者在這裡僅僅討論政治革命。筆者認為中國正在進入快車道的政治革命，是指權力體系將發生劇烈的變化。
人類民主轉型發生的理論
中國人當下對革命是否應當發生和是否會發生的許多爭論，是因為使用不同的革命概念的結果。這類故意混淆不同概念後展開的爭論，雖然也有為革命鬆綁從而啟動革命、或抹黑革命後果從而制止革命「瘟疫」傳播的現實意義，但顯然不是理性認知中國即將發生的政治變革進程的努力。筆者認為，無論是否主張革命，只有理性認知革命，才能最大限度地讓革命有推動進步、減少代價的功效。
那些不讚成中國會發生民主革命的人們的理由是：中國不具備民主革命的條件。他們的一個藉口是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還不足以導致中國政治變革。
這個有關政治變革的宏觀條件的謎思也曾是人類政治學的主流思想。第二次大戰後研究民主化在某些國家（德國和日本）的挫敗經驗後，人們曾相信需要科學地研究宏觀條件的制約作用。文化和社會經濟是兩大條件；此外，歷史遺產、國際條件和社會結構也是被轉型學者在數個國別個案研究中提出的對轉型有影響的因素。這些研究的基本特徵是通過比較各種宏觀因素對各國政治轉型/不轉型的實踐的相關分析，確認影響轉型的主要因素。
最早提出的文化條件是以「國民性」的概念的方式提出的。德國或日本都曾有過憲政民主方向的制度改革，但在20世紀前期被顛覆。許多人認為，這是德國或日本的國民性造成的。更早的文獻還有韋伯的新教倫理的研究強調文化條件是社會理性進行現代化的條件。其後，還有公民文化研究（阿爾芒德）和社會資本（帕特南）研究支持文化是政治進步的條件的觀點。
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的經典分析是李普曼提出的。李普曼研究的前後，還有現代化研究支持這類分析。至今，這類分析還是比較政治分析的顯學。
以經驗分析中呈現的政治與其他因素間的宏觀關聯作為解讀政治變遷發生的條件，由於採取科學的方法（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比較政治分析的主流。美國的政治學系在這個潮流下都改為政治科學系。但在20世紀70年代，這個宏觀分析方式開始被挑戰。羅斯托在他的經典論文中對轉型條件做了理論分析，他區別兩個概念：政治變遷的啟動與完成的質量。啟動轉型是政治參與者間的博弈造成的，不需要什麼宏觀條件。
後來發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證實了這個理論。第三波民主化在不同文化類型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國家中都有成功的案例。因此，到80年代中期，比較政治轉型的主流思想，否認宏觀社會經濟或文化因素決定政治轉型的說法，而是確認轉型發生與成敗取決於政治參與者的利益-理念偏好和政治行動策略以及參與者相互之間的互動博弈。那些經濟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等構成的宏觀條件在轉型分析中依然有意義。但是，宏觀分析討論的都是宏觀條件影響轉型發生的幾率，而不是轉型發生的決定性因素；對於個別國家而言，這類分析沒有預測意義。在這類分析中，霍普金斯大學的威爾遜中心出版綠皮書是一個總結。
因此，人類政治轉型的理論支持這樣的判斷：當中國朝野各界都認為現有政治問題不能繼續下去而制度變革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方式時，政治變革就不可避免地會到來。那些經濟社會或文化因素只是影響轉型進程，但不能決定性阻止轉型發生。
中國正在步入轉型的快車道
筆者關於中國正在進入政治轉型的快車道的判斷，是基於對現實政治博弈中的朝野各派力量的心態的分析。1989年特別是1992年之後，中國朝野各派力量在現實政治博弈中都經歷了一個思想由保守到變革的轉型。
1989年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激起國內外的反對和抗議浪潮，曾導致中國政治史上最強烈的轉型預期。執政者普遍悲觀，而民間則發誓在鄧小平死後重新啟動民主運動。然而，鄧小平南巡後真正實施他的新權威主義保穩定促發展的模式後，經濟改革確實刺激經濟高速發展，並給各界帶來機會。朝野對轉型的看法，經歷一個高度保守的時期。朝野掌握各類軟硬公共資源的人都變成維穩派，執政黨強調要以黨國強權鐵腕穩定掌控政局。民間對89民運失敗的批判性反思則強調和平理性、可控有序、漸進演變的變革行動策略。連矢志推翻中共專制暴政的反對派也普遍接受和平開放轉型的話語，甚至將行動策略限定於政治發言和合法活動，放棄街頭運動及其他可能會激怒執政者的行動方式。
然而，暴力維穩雖然促進發展，但權力高度壟斷導致腐敗和極度不公的發展格局。少數權貴壟斷髮展果實和機會，大眾承擔發展代價和成本。廣大民眾在各類不滿中通過各種方式抗爭。底層群體事件的頻率、規模、領域、捲入社會力量、行動方式、組織化和暴力程度都快速發展。這些發展最初被看作改革的新契機。中層專業人士發起維權運動，呼應胡溫新政，力圖通過國家法治建設和行政治理改善解決問題，化解民怨。然而，這些專業人士在實踐中先是被地方政府維護利益濫用暴力甚至黑社會方式打壓，後又遭到中央政府維穩措施的迫害，終於意識到，中國必須進行憲政改革才有治理改善國家的政治條件。08憲章標誌著民間力量就全面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達成的共識。中國統治集團也圍繞18大的各級領導換屆爭權奪利，大打出手。面對糜爛朝局，還有憂黨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的官員也力挺政治改革解決問題。
中國的政治權力體系即將發生急劇變化，這對多數關注中國政局者而言，基本上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中國現在各方面都亂象叢生，不論人們怎樣解讀，無非是政治統治者腐敗並以暴力壓制民間改進社會的努力、道德崩潰和社會各界都缺乏安全這三個因素造成的。而後兩者，又是以前者作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中國各方面都認為，如果不解決社會治理者的腐敗和濫用暴力，就無法解決其它問題。而治理者的腐敗和濫用暴力，又是體製造成的。不僅是體製為治理者提供了條件，現有官場權力體系更是為腐敗和濫用暴力提供了誘因和壓力。最近幾年廣泛傳播的官場文學和研究文獻，都揭示官場中導致官員變壞的現實機制及不可避免性。因此，不論人們持有什麼政治立場，中國都需要一場廣義的政治革命，對國家治理權力體系進行變革。就連思想保守得幾近僵化的胡錦濤也在用改善社會治理模式這類語言談論變革的必要性。
政治革命的方式
廣義的革命，即短期內發生權力體系的劇烈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有關中國政治前景及出路，人們更多的爭論是變革究竟該如何搞。這種廣義的革命是否是以狹義的革命的方式實現呢？筆者認為，追問誰主導變化和是否捲入暴力革命，是個虛假問題。因為在中國這個大尺度的國家發生或實現劇烈的政治革命，這個過程不論人們主觀上如何偏愛或策劃，一定是上下互動和捲入暴力因素。
雖然政治變革方式的問題本來是一個主觀偏好問題，或者是參與者的自我設定的政治道德約束或者有效政治行動策略的選擇問題，但是，在比較轉型分析中，確實有很強大的經驗分析，支持統治者在轉型發生的重要作用和朝野和平良性互動這兩個因素對轉型成敗的重大影響的觀點。威爾遜中心提出的轉型模式就是這樣的和平開放轉型模式。根據這個模式，當面臨治理重大失敗（軍事戰敗和經濟危機等）或權力繼承關頭時，執政者控制力削弱，統治集團討論解決方案發生分化。一部分開明的改革派啟動自由化進程，鬆動言禁，開放政治活動空間，釋放政治犯和良心犯。反對派抓住機會推動進一步政治改革。民間各種力量也加入政治討論和行動。當政治壓力增加，統治集團內部衝突加劇，執政集團改革派站出來呼應民間訴求，經過一個密集複雜的政治博弈，在朝的改革派與在野的溫和派良性互動，將各自陣營的激進派邊緣化，實現政體的和平開放轉型——民主化開始。
威爾遜中心的模式自產生起就一直有爭議。一些學者通過案例研究（南希對南非的研究），揭示溫和精英間良性互動和非暴力行動策略並不是轉型成敗的必要條件。即使在最終實現的和平轉型中，底層暴力抗爭也有重要作用。
90年代的民間精英也曾引用這個模式批評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違背了朝野良性互動的原則（陸學藝）。美國學者在解讀鄧後中國沒有民主化的原因及未來中國不會轉型時，也強調高層沒有分裂這個因素（黎安友）。
中國目前發生的情形很像是對南希研究的一個證實。儘管近年中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但中國各界普遍產生的危機感與政治轉型的緊迫感，來自底層民眾的激烈抗爭以及網絡公民運動。人們普遍認為，統治集團既沒有意願和動力發動轉型，也沒有見識和能力駕馭和引導轉型。中國政治轉型必然發生但動力在民間壓力和衝擊力。
其實，中國精英對和平開放轉型的兩個條件本身有重大誤解。在和平開放轉型的模式中，統治集團能夠開放體制，並不是因為聽從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的理性分析，然後對民間訴求做出善意的回應，而是在大規模政治風潮的壓力下被撕裂。所謂良性互動，不是統治集團刀劍所代表的硬實力與知識分子舌頭筆尖代表的軟實力間的互動，而是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大規模風潮的領袖間的互動。因此，民間運動選擇行動策略，決不能侷限於法庭和政治發言，更不能以統治集團的情緒作為底線，懼怕惹怒統治集團。
和平解決政治衝突和決定政治分歧間的勝負，應當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原則。在憲政民主體制有效建立前，和平可以是一些民間力量的政治承諾，但不該是所有力量的選擇。非暴力在還有國家的地方是個有爭議的概念。因為國家是唯一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制度化設施。馬丁∙路德金雖然號召自己的追隨者面對迫害和衝突保持和平，但他並不反對、甚至支持美國總統採取國家暴力鎮壓那些違法使用暴力的白人種族主義者。法學家普遍認為，如果法律沒有國家暴力能夠強制執行，就不是法律。訴訟策略也不過是通過國家暴力實現自己的訴求。在憲政民主國家中，非暴力作為行動策略是正當策略的一種；美國公民持有數百萬條槍的理由之一就是當政府違背憲法拒絕憲政程序時，民間可持槍反抗，護憲維憲。
因此，中國行將到來的政治革命的基本動力在民間；是以大規模政治風潮發動，然後撕裂統治集團，統治集團的改革派與民間運動的理性派互動，促成政體轉型。
政治轉型中的中國民間運動轉型
當政治動力轉到民間，中國民間準備並不充分。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轉型經驗的知識，導致在轉型中選擇錯誤的行動策略和採取錯誤的態度對待轉型中的政治力量。
根據人類經驗和中國已有的情勢，中國的轉型路徑圖可能是：
在社會普遍不滿的情況下，一個非政治的小事件，由於統治者應對失誤，不斷捲入更多的社會力量，逐步形成大規模請願或抗議風潮，在規模就是政治的中國治理模式中，以具體利益話題為訴求的風潮會迅速轉為要求改換領導和變革政體的政治風潮。統治集團圍繞是否暴力鎮壓和接受政治改革要求而被撕裂，改革派站出來響應民間訴求，承諾不鎮壓並進行改革。
各派力量通過一個類似圓桌會議的程序，經過充滿衝突、談判、結盟、妥協的過程，商討出一個新的國家憲政建設方案。
按照新的憲政方案，社會各界動員，成立新的黨派組織和公民參與機構，對國家建設展開討論，舉行大選，產生新的政府。
在上述轉型過程中，中國民間運動需要三種知識：政治革命與社會運動知識、憲政工程知識和政體轉型知識。也許為促成圓桌會議的成功，還需要談判和調解的知識。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禁止與打壓，所有這些知識，在中國幾乎都是空白。中國民間運動雖然對這些知識有接觸，但還沒有成熟到能駕馭這些知識審視和討論中國轉型問題。
也許89後的中國民間運動意見領袖和活動家，在面對轉型中的一系列問題時，最普遍存在的錯誤心態是將革命和激進手段看作必然導致災難的罪惡。其實，政治革命就是通過改變權力結構體系，為解決各類利益衝突創造政治程序條件。在社會不滿和衝突激化到令人難以容忍、而當舊的權力體系不足以提供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時，政治革命是必然的。拒絕政治革命的結果，只能是自己在政治轉型中出局。民間力量的領導權將轉移到適合運動心態的人手中。而大規模理性力量的出局對未來轉型結局會有重大影響，新專制將有更大機會。
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導致災難性崩潰，還有不少革命的進程基本保持和平。但最高權力重組的政治革命確實也是一次次冒險，不僅其間可能充滿衝突甚至暴力流血事件，而且可能因為主要力量間無法就國家新憲政結構達成共識，導致國家政局混亂甚至內戰，最後導致新威權恢復秩序。
現在還沒有一個好的方式區別和指導革命，產生好的結果，避免壞的結果。但一個可以嘗試的思路，是梁啟超在清末革命的論戰中提出的區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思路。政治革命就是改變政治權力結構但在政治革命中不徹底和完全摧毀經濟社會設施及文化建設。社會革命就是通過政治革命建立一個暴力機器摧毀社會不滿的各類經濟社會設施和文化建設。梁啟超認為，政治革命可取，但社會革命會導致災難。其實，從伯克到托克維爾，反對法國大革命但欣賞美國革命的原因也在此。政治革命的領導為了動員民眾，常常有摧毀被公眾視為罪惡的經濟社會設施的動力；憑藉滿足這類要求他們可以獲得民粹主義的支持，建立新的威權。
綜上所述，在即將到來的中國政治轉型中，中國民間運動中的健康力量應當勇於任事，發動和促成民間抗議風潮向政治風潮轉化，撕裂執政集團；在動員民眾的過程中，強調主要目標是建立合理公平的政治制度，然後在新的制度中解決社會經濟訴求，這樣可以既動員民眾，又避免災難性後果；當統治集團表示願意改革、正面回應民間壓力時，民間運動應當就舉行圓桌會議和政體轉型提出可行的建議；在圓桌會議中，應當有理有利有節地與各種力量協商，制定新憲政；選舉法實施後，民間運動應當立即建立新的黨派，通過選戰，產生繼續推進和鞏固民主的政府。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