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7日訊】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時，身邊有位叫黎天才的人物，曾十分引人注目，但至今卻似乎已被淡忘。本文擬探討黎天才其人其事——著重於西安事變前後。
黎天才引人注目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西安事變中有黎天才在起作用，可溯至1936年。蔣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釋放，當時的上海《新聞報》就連日刊登文章，點出了張學良身邊的黎天才，並往事變的起因上掛疑：
他（指張學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來是共產黨徒，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是一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張作霖曾經要殺他。張學良見他聰明，能寫文章，就留下來，做他的私人秘書。黎天才投降了張學良以後，改變了思想沒有，外人不得而知，不過在張學良任行營主任時，黎天才的一個屬員（指潘文郁，見本文第三部分，引者）是共產黨，泄漏了軍機槍決的。從這件事上看起來，黎天才還是和共產黨有往來，仍舊替共產黨做工作，是無疑的。只因張學良很服從蔣委員長，黎天才還是不敢慫恿張學良赤化。到了陝北以後，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張學良的隱衷，乘機進言，張學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這或許是這次叛變原因之一。
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黎天才受到注意，不僅是因為他當時任西北「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職位頗顯，更是因為他「本是共產黨徒」，又「還是和共產黨有往來」。
而更早注意到張學良的左右有前共產黨人滲透的，還是中共領導人和中共特科。1936年4月9日夜間，周恩來在延安秘密會見了張學良，后又聽取李克農、劉鼎彙報了東北軍的相關情報，隨即於4月11日向中央發出報告，說到張學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這裏所提到的那「幾個共產黨人」，顯然是指黎天才等，因為能稱得上是張學良的「左右」且是「脫離黨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為首的一批前共產黨人，他們大多是被中共六屆四中中央開除的反對派「中央非常委員會」（以下簡稱「非委」）的重要成員。直到今日，當年在東北軍中工作過的老共產黨人提起黎天才時，脫口而出的還是「叛徒」。
事變後期，蔣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張學良之後，隨即扣押了來探望張氏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舉做過解釋，「天才兄恢復自由……一時尚不能辦到」，「主要原因」乃「最高當局」懷疑西安事變的發生，黎天才「頗有暗中鼓動之嫌」。不久，蔣發表了《西安半月記》，開篇「痛切誡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是晚招張、楊、于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于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餘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此後的十余年間，蔣介石的那部「日記」被選入民國的中小學生讀本，黎天才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國民黨退踞台灣后，蔣介石明說了西安事件確與共產黨無關係，島上的、海外的史學界才「放鬆」了留在大陸的黎天才；而大陸一方，則因黎天才的特殊經歷與叛徒身份，每每在論及兵諫起因時便迴避和淡化之。時至今日，一度名聲顯揚的黎天才的名字，在一般的民國人物詞典里是很難找見了，僅在某些文著中偶被提及；黎天才和少帥的關係，當年在「兵諫」中黎起何作用，也是鮮有論述；至於黎天才與共產黨組織的隱秘關係，更是諱莫深焉，甚至其家鄉的有關部門都不知其人其事。
距西安事變已近60年之時，黎天才終於被史界重新關注了。王效挺、黃文一主編的《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里，對黎天才（李渤海）有短短數百字的介紹。
1994年，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史建霞女士以《李渤海》為題，作黎天才小傳，自啟蒙入塾到蒙冤瘐死，介紹了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波折。最能引起人們注意的，對黎天才其人加以關注並發表了獨到見解的，是西安事變研究學者張魁堂先生。
90年代初，張先生曾認為「在張學良身邊，黎天才是唯一主張造蔣介石反的人」，此說載於他臨終前的最後一篇論文中，距西安事變已近60年。以張先生的一貫慎言，如此評價一位前共產黨人，乃基於多年的研究：張先生接觸並研究過未公開發表的《黎天才自傳》及50年代黎被關押于上海公安局時的交代材料，注意到他的前共產黨人身份，以及黎和其他的前共產黨人輔導張學良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等舉動；張先生專訪過羅章龍先生，並曾與旅居海外的李希逸先生取得聯繫。
羅先生是歷史上著名的前共產黨人，當年事變爆發時，他早巳易名羅仲言，在開封的河南大學任教。雖然迄今為止，並未有任何公開資料提及他同西北發生的事件有何牽涉，但羅先生與黎天才早在20年代初作為北大校友就相交頗深，在領導工人運動時也有過成功的配合，《黎天才自傳》中又特別提到曾把羅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張魁堂拜訪羅章龍顯然與這些線索有關。李希逸也是一位老資格的前共產黨人，與黎天才的關係可溯至20年代中，同為中共北方組織重要人物，李希逸被奉系拘捕入獄，恰是經黎天才手釋放，西安兵變之時，李早已進入東北軍機要，與黎天才合作有時。張先生與李希逸聯繫，不僅因為李亦為西安事變的親歷者、見證人，他的前共產黨人身份及與黎天才不一般的關係顯然是更值得追索的。張魁堂先生似乎已經注意到了應該從前共產黨人的角度對黎天才進行新的審視。不幸的是，1994年底張先生匆匆離世，給西安事變的研究、黎天才的研究都留下了遺憾。
張魁堂先生去世不久，羅章龍先生也以百歲高齡告別了人世。在此前後，筆者從羅的後人處，陸續見到了羅老留下的與西安事變有關的一批資料，其中多處提及黎天才，憶及當年羅章龍本人與東北軍中的黎天才等前共產黨人參與策動兵變的過程：北方「非委」的李渤海（黎天才）等二十多人，先後「轉展進入東北軍內建立地下支部進行革命工作」。最終成為「張學良的智囊團」。儘管這些內容令人震驚，但僅為一家之言，不見旁證，且張魁堂先生著作中，雖對黎天才言之甚詳，卻從未涉及羅章龍先生的參与，故難以判斷羅章龍先生遺稿的史料價值。
直至1999年春，筆者見到了《黎天才自傳》的抄件（黎天才於1949年下半年在上海撰成原稿后，抄寄共同經歷了西安事變的老友高崇民，雖歷經波折，幸被高先生家人保存至今），發現其中除張魁堂先生已引用的部分外還特別提到了推薦羅章龍給張學良參与東北軍的政治工作等重要環節。《黎天才自傳》撰寫於1949年夏秋之交，于次年初抄送當年一同經歷了西安事變的摯友，此時海內外親歷事變的人士大多健在；羅章龍的回憶文字先後撰寫於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此時有關事變的隱秘材料多未披露；羅、黎二人自1936年之後天各一方，音訊互絕，兩位主要當事人各自的回憶材料中，重要環節相互吻合，相互為證，為研究西安事變中前共產黨人的作用，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也為進一步研究黎天才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黎天才的一生及其與張學良的關係
黎天才，山東蓬萊縣人，1900年（一說1901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稱渤海，黎天才初為筆名，後為常用名。黎自「五四」起投身政治：先與天津的韓麟符（後為中共黨員，國共合作期間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3年為孫殿英軍政訓處長，孫軍兵敗后隱居鄉間遇刺身亡）、劉清揚，北京的李大釗、羅章龍等熟識；漸與韓交好，同組織「澄社」，取義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以論屍子哲學的文著往見胡適先生，得到特許進入北京大學文科學習。羅章龍的回憶錄《椿園載記》中，列出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會員名錄」，其中有「李渤海」。羅先生未刊用的回憶錄中提到黎天才，說黎「為人有才幹 」，「亦有文采，工書法，書宗北魏」。
1923年二七大罷工后，北京舉行元宵節大遊行以聲援，韓麟符任遊行總指揮，黎任副總指揮。此後黎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介紹人為高君宇、何孟雄。加入組織后，黎天才任職頻多，黨、團、工會之間，屢有調動，曾往開封接洽駐軍，曾回山東襄理黨務，曾到鐵路系統巡視工運，短時間里，學運、工運、軍運都曾參与。黎天才於1926年秋調回北京，負責市委宣傳工作，又兼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此時李大釗已匿居蘇聯使館，使館內中共組織包括大釗先生同外界的聯繫，多靠黎奔走，進而由他代理李大釗所兼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京分會主席一職。李大釗等遇難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
1927年夏秋以後，「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才也於是年秋被張作霖部逮捕。剛入獄，黎便遭受雙重意外：外面的同志關係不肯搭救他，胡鄂公與楊度等還棄他南下；裏面同案的新任市委書記王某很快出賣了他。加之當局動用酷刑，黎天才招認了。因黎天才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1.2萬余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后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所謂「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雨霆識黎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從此他叛向奉系，替東北軍效力。張學良繼任后，黎天才逐漸被重用，直到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於此同時，黎天才與中共的地下組織北方特科，與山西實力派閻錫山，以及國民黨的復興社等均有聯繫，上至蔣介石，下至各黨各派各色特務，游刃于方方面面間。
黎天才和張學良相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段，從他始為奉系服務，並擔任張學良私人秘書起，到張學良回國在武漢行營任職時止，前後約三年，大體上可稱為北平–瀋陽時期。黎天才初次為張學良出謀劃策，是應詢提交了「易幟后的東北黨務計劃」，深得張學良賞識。「九一八」之後，黎迅速幫助張學良建立起東北淪陷區情報網，主辦對日、偽情報，同時在全國各地也有情報站。黎在北平的最後一年，適張學良下野出國，他繼續負責東北網及各地情報工作，沒有因蔣介石的親手拉攏而倒向南京方面。
第二段，張學良回國，黎赴碼頭迎接，張出任豫鄂皖三省「剿總」職務，黎最先召到武漢，並受命組建張學良的機要處，出長機要。這一段可稱為武漢時期，前後達一年半。其間，黎表現得不顯山不露水，卻幫張學良處理過幾樁棘手的「內部」事務，更秘密的是，他暗中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的革命理論產生興趣，並設法滿足張學習理論的渴求，物色專人（先薦潘文郁，繼為吳雨銘，均為前共產黨人）輔導。
最後一段是西安時期，大約15個月，表面上黎是多了一個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的頭銜，應付與防備南京方面對西北數十萬大軍的滲透，骨子裡他在勸導張學良「做獅子，不做綿羊」，背著黨國「領袖」，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張。黎天才按張學良用意，找「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來西安」，正式推薦了羅章龍等，「以講學為名，實際請他們來參加我們（指東北軍——引者注）的政治工作」，為前共產黨人滲透開展「組織」活動，提供了便利。黎天才還根據張學良的授意，秘密策劃「獨立政黨活動」方案，包括「什麼黨綱政策以及戰時政府組織」，都由黎寫具體方案，而黎也是會同身邊的前共產黨人集體商議，由吳雨銘和李希逸往返于西安–開封，直接和羅章龍密議，瞄準「兵變 」尋思謀略。此期間活動的史實，至為重要，有待認真探討。
西安事變爆發后短短的十多天里，黎天才的公開任職為「設計委員會」委員，再兼「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即召集人），三天後為迴避陝北的中共要員自請調任；受張學良之命起草了八項通電，會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實際上是西安事變公開的政治綱領；臨潼行動時繳獲了蔣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張學良令現場指揮劉多荃師長用卡車速送至黎天才私寓，交黎負責審查；當張學良陪蔣介石上飛機時，黎經授意去和周恩來、秦邦憲談話，卻未透露張即刻將起飛的半點消息；張學良送蔣不歸，西安方面的將領們不放心，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視，遂至被南京方面軟禁，成為西安事變中繼張學良之後遭此厄運的又一人。幾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諸方人物眼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見對這幾件事的歷史記述中，卻大多避而不談黎天才其人。
1936年12月30日，黎天才不顧危險飛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視張學良，隨即被戴笠等軟禁。全面抗戰後才保外就醫，逐漸恢復自由。此後他堅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無正式職業，亦脫離政治。抗戰勝利后，黎重新介入社會事務：初為某造紙企業顧問，后經營小店，1948年應周偉龍（後去台灣，以通共罪被處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是年秋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接觸，工作積極無誤；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黨人員面見他的老關係，時任原市政府秘書長的茅以升（橋樑專家），布置保證水、電、交通及保存檔案等大事；共產黨得天下，黎天才選擇留居上海，「工作關係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 」，數年間任某公司董事長，繼為經理，還被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任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獄，滬市檢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實質是受潘漢年案株連，審訊的重點是同汪偽的關係，1958年被判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於獄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改判書的大意為：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對李渤海歷史上的問題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重新審理判決，改為撤銷原判，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待續）
原標題：西安事變中被淡忘的關鍵人物黎天才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