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9日訊】《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先生說：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和慈禧時代不一樣，那時沒有人才，現在有人才。而民間有一種觀點認為：時下那些名人大腕，特別是經濟金融領域的名人大腕，都是昏才蠢才；君不見當下中國股市和房市的亂局？而這兩個市場都是由這些精英頂層設計而來的；目前醫療和教育領域的過度市場化也是由這些精英拍腦袋而來的。最近，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一次專題研討會上語出驚人：「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顯然中國是否有人才？大實需要細思量。當然本文所謂人才，特指治國安邦的大才，並非指其他領域的人才。目前我國有眾多的智囊，即國民養育著眾多的精英。在此我們不能不問，他們是人才嗎？足以治國安邦嗎？要準確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什麼是人才。先看看我們祖先是怎樣鑒別的：「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茍免，見利而不茍得，此人之傑也。」

顯然這一人才標準是德智統一的，更重德行，缺德便是不肖之徒。請精英們自相對照，便可掂量出自己的斤兩了。而一些精英之所以被國人鄙視，原因就是身上沒有德的基因。

總的來說，這些智囊大略可分為兩個陣營，即左翼和右翼。左翼似乎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旗幟，右翼以自由主義為旗幟。如果仔細觀察，就可發現，他們是水火不相容的、勢不兩立的、你死我活的。顯然此中並非學術之爭；學術的本質是真、善、美，是空明澄淨的天國，不需要劍與火。也並非有共同目標的，即國泰民安；不然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會不共戴天。實際上，他們之爭是殘酷的權力鬥爭的外化。縱觀我國60多年的歷史，左右之爭一直貫穿始終，並且是血淋淋的。真可謂30年河東，30年河西，絲毫不爽。前30年左派得勢，後30多年右派稱雄。而前30多有諸多不盡人意，現在卻問題多多。所以說在這些精英中沒有大國手、大國醫。

行文至此，也許讀者覺得筆者誇誇奇談，無憑無據。那就耐心讀讀如下商榷性的文章，文中所及既有左翼大腕，也有右翼大腕。《中國戰略目標是主義，還是蒼生：和李慎明先生商榷》、《「新經濟人假設」違反常識：和程恩富教授商榷》、《思想戰線究竟為何物》、《吳敬璉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天下牛人張維迎教授》、《誰愚弄了中國》。（要透徹瞭解中國，請搜索石立剛，閱讀石立剛）。

為什麼央央大國竟會到此？原因在於體制。我國現有制度，本來照搬史達林的蘇聯體制。雖然經濟上進行了深刻的改革，引入了市場經濟，但其他領域基本沒有改革，或改革遠遠不夠。史達林模式的顯著特點是自我聖化，即為了樹立獨一無二的權威，御用了大量的文人，拼出了一個七色板，美其名為某某主義；而這一主義竟成了真理的化身，神聖不可侵犯，並以此來統一官員的思想，甚至全國人民的思想，指導社會實踐。而實際上，這一七色板結構鬆散，缺失內在的邏輯力，連自完其說都做不到。幾千年前我國先賢都知道，以天下之聽為聽，故聰；以天下之視為視，故明。因而立木求謗。因而設立諫議大夫，來糾正自己的過失。而在史達林模式中，一切異議、不同意見都被視為異端，成了專政物件，滅之而後快。顯然這種體制不育人才，只生庸才。這些政客和我國先賢相比，他們的政治智慧、政治膽識，何止天壤之別！其實這些政客務虛，不務實；不致力於立德、立功，而致力於立言；棄本逐末，自欺欺人。可幸，歷史是公正的，歸在史達林名下的那些東東，結果比史達林屍骨爛得更快，並成了他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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