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4日讯】美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全球市场经济的火车头（经济规模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但这次奥巴马连任却显示，反商、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美国有巨大潜力，并直接影响选举结果。
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跟以往不同：外交政策双方比较接近，社会议题（堕胎，同性恋，枪支等）也没像以前那样成为焦点，而是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正确的走向，这不仅因为社会议题只影响部分人，而经济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还因为美国左右两派都借社会议题说事，夸大社会议题的重要性，由此转移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视线。事实上，经济是一切问题之本，是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的根源所在。在美国处于经济衰退之际，这场总统之争回到根本性的问题，而忽略本来就不应该闹得天昏地暗的什么堕胎、同性恋之类的问题。
在经济问题高于一切的背景下，应该说在野的共和党很有机会，因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失业率居高不降，领食品劵者增至占人口的近六分之一，财政赤字高达15亿美元，等于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五万美元。
罗姆尼得票少于麦肯
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罗姆尼恰恰是经济行家。他经商卓有成就，领导的公司有多家全国性大企业（甚至扩展到世界），雇员60万人，总资产60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首富）。他曾在辩论时说，“我每次都平衡预算，如果不这样公司就得关门。”而奥巴马从未有经商、管理企业的经验，更从未平衡过预算；国家举债度日，美国政府现在每花一块钱，四毛五是借来的（中国是大债主）。
按理说，这么一比较，罗姆尼应该是铁赢才对。但选举结果罗姆尼不仅是输家，而且大败，无论在选举人票，还是全国人头票上，在除白人男性外的所有族裔和群体中，全都输给了奥巴马。
更令人吃惊的是，罗姆尼的得票数，竟少于上届共和党候选人麦肯！四年前，美国处于严重经济危机，房价大跌，股市崩盘，整体经济环境完全不利于共和党（已执政两届八年，而且两场战争引来诸多抱怨），更何况候选人麦肯又年迈笨拙，跟奥巴马的年轻活力雄辩滔滔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次不同了，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利于民主党，罗姆尼又恰恰是懂经济的。怎么可能出现罗姆尼不仅选输，得票比麦肯还少的结果？共和党在震惊之余检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很多人认为，问题出在选择了一个商人背景的人做总统候选人，给了一向煽动反商反富反资本主义，强调均贫富、贫富对立的左翼民主党一个最好的机会和理由，使他们空前地调动起整个社会自认为是穷人、弱者、少数的人，更有那些要占据道德高地（替穷人弱者说话、替天行道）的左翼知识分子们的激情和狂热！于是在“阶级对抗”的交响乐中，把奥巴马再次推进白宫。
为什么反商反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美国有这么大的潜力？简单说，这跟大众的妒忌心理和知识分子的煽动有直接的关系。
妒忌是人类七大原罪
有史以来，人类就有妒忌心理。反富，嫉妒成功者，是人类的最大弱点之一。二千年前那40个写《圣经》的人就看到这一点，所以《圣经》总结的人类“七大原罪”就有“妒忌”。《旧约》记载的人类始祖第一次杀人，即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把弟弟亚伯杀了，只是因为妒忌。可见妒忌早就在人类原始情感和罪恶之中。
虽然如此，相比之下，对富人和成功者的妒忌，美国人比欧洲国家的要低很多，这也是美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速度远没有欧洲那么快的原因之一。但这次总统选举，仍凸显了反商在美国的市场。虽然罗姆尼还不是纯商人，他曾做最左倾之一的麻州州长，在那个民主党议员在议会占七成五的州，平衡了预算并同时减了税，有出色的从政经验，但就因为他的商人、企业家背景，于是成了左翼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绝佳靶子，他们正好利用这点，煽动民众在“平等”旗号下要均贫富、反富反商的妒忌心理和激情，最后沉淀成选票。这是美国欧洲化的一次“大跃进”。
虽然一般大众有一定的对成功者和富人的妒忌心理，但如果没有占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宣传煽动，一个社会不会出现贫富对立、最后左翼当道的政治景观。
古往今来，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强烈反富反资本主义。这也是为什么极左的共产主义、极右的纳粹运动曾蔓延祸害世界的主因之一，因为这些群体主义运动，都是在热衷乌托邦的知识分子的鼓动、操纵、支持下成功进行的。纳粹运动表面极右，但本质跟极左是一致的，也是热衷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都要通过政府力量来干预经济、主导人类生活。纳粹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的是国家至上（而不是个人自由）、社会主义（而不是个人权利）和照顾穷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曾自豪地宣称，他们最具有同情心、照顾弱者（the little guy）。一向以同情穷人来占据道德高地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这种群体主义运动的啦啦队或帮凶。这在当年的共产苏联和赤色中国，都展示的清清楚楚。
“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
《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曾分析指出，社会主义运动跟知识分子的属性有关。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他说这种职业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困难，能够令他们动心的是广阔的远景”。他们喜欢乌托邦，热衷整体化、一揽子解决问题，但对自己向往的“整全的社会秩序”却只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二是对新观念作出判断时，不是根据该观念本身的优劣，而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他认为的‘现代’或‘进步’的世界观。”
哈耶克认为市场应由“看不见的手”（经济规律）来调节，而不应由政府（人为计划）来主导或垄断。由此他提出，任何社会改革，应小步试探，不断修错；而不是一揽子地翻天覆地，全盘否定传统和经验。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整全化”思维不从现实出发，热衷意识形态乌托邦，是非常可怕的。对此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总结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名著《知识分子》中也总结说，知识分子最大问题是从理论意识形态出发而不顾现实和人本身。该书最后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永远应该记住，人比理论重要。”因为20世纪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为了理论，为了乌托邦幻想，为了意识形态，而不顾人，不惜损害和牺牲人本身。
但这些充满社会主义乌托邦幻想的知识分子在这样做时，却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在为穷人谋福利，为弱者说话。当年中国那些追随共产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和左翼知识人也同样，充满“高尚”的情怀，以为是在做一件伟大光荣的事业，结果是在中国建造了一座座古拉格和墓地，他们本身最后也成为共产地狱的受害者、牺牲品。
“商人是自由社会的象征”
哈耶克在《知识分子和社会至上主义》中指出，“越是具有良好愿望和出色的理智的知识分子，反倒越有可能成为社会至上主义者”。结果“占据着我们社会关键位置的这些心底善良而又聪明智慧的人士，传播着那种会威胁我们的文明的观念”。岂止是威胁，他们今天是在摧毁美国文明的根基——个体主义的价值，捍卫个人权利的价值。
对此，美国哲学家、畅销小说作家安兰德（Ayn Rand）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正是商人这个群体，才把资本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与统治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极权主义的国家统治制度区别了开来。”因为只有自由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可以自由竞争和交换），才会有真正的商人群体的产生。安兰德甚至说到这种地步：“商人是自由社会的象征——是美国的象征。只有他们存在，文明才会存在。”
所以美国这次大选结果是反商主义的一次胜利，是左派知识分子煽动贫富对立、均贫富的乌托邦幻想的一次得手。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旗手、安兰德所说的“自由社会的象征”，真的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往歧途上迈步吗？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左派意识形态是自由的敌人，它一时间可以强大，就像共产主义和纳粹都曾经强大，但是，美国仍是一个英雄的国度，无论面临多么严峻的困境，永远都会有一批人，一小批人，死死地捍卫并传播自由的理念、个人权利的价值。真理从来都在少数人手里，它是靠现实一次次地摧毁乌托邦的印证，来艰难地唤醒大众，赢得大众。我在“献给我的英雄的美国”一文中曾说，敌人越强大，战胜了敌人的英雄就越高大。今天，奥巴马的美国，就是一个造就英雄的环境，就给捍卫个人权利的人们铺一条英雄之路。永远别以为美国会没有人想成为捍卫自由的英雄！（caochangqing.com）
原载《看》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