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03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2月18日

任弼時以說教的口吻對我說，“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撤除了領導中的左傾機會主義份子；自1935年1月以來，黨由毛澤東同志領導，他懂得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運用於我國革命的實踐。”

顯然，對中共這段說遠又不遠的歷史的一切談話，都是與凖備召開七大有關的。

共產黨的領導在狂熱地進行活動。他們對外國電台就反希特勒聯盟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舉行的克里米亞會議所作的報導，和蘇聯新聞處就此問題發表的公報，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預測。

毛澤東和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他最感興趣的，是蘇聯是否會參與遠東戰爭。我對報紙上公佈的正式公報全文，作了詳盡的敘述。

毛澤東來說，知道蘇聯的意圖是極為重要的。他該同誰去結盟呢？屈從美國，接受蔣介石的計劃，也許好一些？

簡而言之，延安的外交處於十字路口。

毛澤東的所羅門式的決斷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說，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決策，同時推遲黨代會的召開。

既然美國人不想作出進一步的讓步，那麼，延安必須弄清蘇聯對將於4月13日滿期的對日條約的態度，才能決定對策。

博古在會上說，克里米亞會議一定討論了所有盟國對法西斯日本聯合作戰的事。博古確信，蘇聯政府首腦簽署了一項決定蘇聯在遠東參戰的協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針考慮在內了。日本多年來力圖吞並蘇聯的一些地區，僅僅由於蘇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才終於使它清醒過來。

博古的觀點，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國際主義者的觀點。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蘇聯的參戰將有利於被奴役的中國人民。他說出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說啥。儘管我很尊敬他，我卻無法告訴他確切的情況。

同樣，我也不能滿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認為蘇聯不會對日作戰。洛甫的立場還帶著整風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蘇聯軍隊參與遠東戰爭一事，考慮得很多。毛澤東認為，蘇聯元氣大傷，經濟千瘡百孔，人力已經枯竭。

劉少奇用全副精力來準備代表大會的材料。

周恩來若即若離地對我表示親切。他的眼睛總是盯著中共中央主席，對於蘇聯是否可能參加對日戰爭，不發表任何明確的意見。

那個湖南人由於考慮到自己的聲望，發表意見也很小心謹慎。他並不確切知道事態會發生什麼變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尷尬(他是不應該也不可能作出錯事來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響的政治決定(首先是對國民黨的關係)，同蘇日中立條約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要麼訛詐蔣介石，給他施加壓力，為不久的將來打內戰積聚力量；要麼就達成協議，承認重慶當局正確，簽訂美國人所提議的協定草案。

這就是毛不同觀察組斷絕聯繫的原因，儘管他對它已積恨甚深。

朱德、葉劍英和其他軍事領導人相信，蘇聯會宣布廢除對日條約，參與對日作戰。朱德認為，蘇聯不會寬恕日本法西斯在國內戰爭時期的干涉(組織和支持高爾察克運動、幾個白衛軍政府，以及謝苗諾夫運動)，在哈桑湖地區的挑釁，哈勒欣河的血戰，以及1941-1942年的進攻準備。中共軍事領導人堅信蘇聯會參戰的。

總之，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很分歧。

靈活而不大肆聲張的蘇聯外交，把毛弄糊塗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願讓他們知道其重要決定，已有一段時候了。莫斯科的緘默使毛沮喪。他不會看不出這意味著什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