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日訊】「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這是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感歎的事情。「文革」在中國，這不用解釋。「文革學」在國外，則是說，對「文革」的資料收集、整理，對「文革」從各個方面進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關機構，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問世。而在祖國大陸，對 「文革」的研究可謂還未真正開始。我們自己不產生研究「文革」的書，海外研究「文革」的書，一般人也看不到。對於「文革」，人們是越來越無知了。

在對「文革」越來越無知的同時，是對「文革」的越來越美化。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論時有所見，幾乎成為一股潮流。在電子網路上，這種潮流表現得最明顯，甚至愈來愈呈洶洶之勢。說「文革」時期有著真正的「民主」，是時常聽到的一種言論。「文革」開始時，我也開始記事。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 期間完成的。對「文革」，我總算還有些切身瞭解。而對「民主」，我也不妨說有些基本的理論知識。說「文革」期間有真正的「民主」，對我來說，就等於說冰雪池中有荷花燦爛，火焰山上有玫瑰飄香;就等於說一條泥鰍在放聲高歌，一隻鹽水鴨在展翅飛翔。這種說法因過於荒謬，迷惑性還不算太大。而另一種美化「文革」 的言論，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間是沒有腐敗的，「文革」時期的官員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質的反腐」：這就是那種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論。腐敗源於權力的不受監督和約束。如果說，在「文革」前，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約束，那在「文革」時期，造反派奪得了權力後，這權力就更不被監督和約束了。判斷腐敗嚴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員受賄的絕對數額有多大，或者說，主要不是看權錢交易的絕對「交易額」如何，而要看社會普遍的物質生活狀況與受賄金額、與權錢交易的「交易額」是一種怎樣的比例。數百萬元的腐敗案，今天已司空見慣;數千萬元的受賄，也不能讓人有絲毫驚訝。超過億元的權錢交易，這幾年也數度見聞。這種規模的腐敗，在「文革」時期當然不可能普遍。這首先是因為「文革」時期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都是極其匱乏的。一群強盜闖入一貧困之家，將室內最後一枚鐵釘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過幾百元;另一群強盜闖入一富豪之宅，只揀黃金美玉等值錢的拿，一般東西則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數十萬元：你決不能在這兩群強盜之間分出道德上的優劣;你決不能說闖入貧困之家的強盜因只搶得數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闖入富豪之宅的強盜高尚千萬倍。而在一定意義上，「文革」期間的腐敗官員，就像闖入那貧困之家的強盜，而今日的腐敗官員，闖入的則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間，我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我的記憶告訴我，「權錢交易」在「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後期一位公社副書記對我父親說過的一番話。他說：「要辦事情，就要學會送東西。送他東西，難道是在疼他?還不是在疼自己！」這番話令我父親有醍醐灌頂之感。辦事情要「送」，這一點我父親當然早已懂得。但「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父親此前似乎一直沒悟透。「還不是疼自己！」———那時在公社中學教書的父親，以為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賄時，多少都有一點心理障礙，尤其剛開始幹這種勾當，事前事後，心裏都會很彆扭。但「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賄的心理障礙、消解行賄的心中彆扭。有位小說家前幾年寫了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名為《啟蒙時代》。如果把讓人對任何一種道理的懂得，都視作是「啟蒙」，那麼，在「文革」期間懂得了「還不是疼自己！」的父親，也可謂是被這位公社副書記進行了「行賄啟蒙」。被「啟蒙」的父親，此後多次以讚賞的口氣對我講解著「還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間就接受了「行賄教育」的。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父親對「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的鸚鵡學舌，在某些人生關頭，總在我耳邊響起。但因為心中的障礙和彆扭過於堅固和強烈，「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擋。如果說對他人的「送」，是因為要 「疼自己」，那麼，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嗎！然而，前些年父親重病，從這家醫院轉到那家醫院，我也就給這個醫生送完紅包，又給那個送。這時候，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聲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卻不能不疼自己的父親！」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賭氣，卻不能拿父親的生命撒野。———這樣想後，便硬起頭皮，懷揣信封去找醫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從「還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親！」，說到底，還是「文革」期間接受的「行賄教育」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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