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6日訊】莫言成為諾貝爾文學獎新科狀元，對近來中國國內日益高漲的重新評毛的呼聲來說十分給力。從很多報導來看，國內的知識界和新聞界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莫言對毛時代飢餓和死亡的回憶已經成為很多報導和訪談的重點，這是一個讓人鼓舞的信息。

很多人都知道毛時代的真相，也有很多人寫過，說過這方面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並不缺一個這樣的作家和學者。但是要看到，儘管在圖書館和網絡世界人們可以得到很多有關信息，但畢竟在公共平面媒體的層面，這樣的討論是受到官方嚴格設限的。

但莫言的獲獎—－尤其是官方對此的肯定–為這樣的討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幾天內有關毛時代的黑暗面一下子借助對莫言獲獎的議論在公共媒體上浮出水面，這對於如何評價毛時代這樣一個仍然讓中國社會分裂的問題來說，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應該說，莫言的本意並不是要對毛時代做一個評價，那不是他作為作家的責任。他也從來沒有就此為讀者提供過一幅廣闊的歷史畫面。但作為作家，他用豐富的細節寫出了那種深入骨髓的記憶，指出毛時代很多年中，中國農村不但難有溫飽，而且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大量死人（包括自殺）和挨餓是日常生活的普通場景，為了一口食物人可以付出基本尊嚴（例如小孩學狗叫換得一片豆餅）。他把那種生活經驗視為自己創作的源泉，幾十年來他的這一立場沒有改變，在國內國外多次場合下一直強調。這不但是對於官方的六十年光榮歷史的否定，也是對西方左派對毛時代中國的美化的駁斥（例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

當然，作為當今的中國作家，尤其是具有官方頭銜的，莫言對於生存策略的理解和運用並不比其他知識和文藝精英差。如果說在得獎以前，對當代政治問題在公開場合的迴避是多數人的選擇的話，那麼他加入手抄毛《延講》的行列則可能既是出於生存策略的考慮，也是一次失敗的運用。何況手抄《延講》和他對於毛時代的陰暗記憶嚴格來說是難以兼容的。但這樣一種矛盾，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發現，與其說它們相互矛盾，不如說它們是同一個制度下的共生物。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