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1日訊】自古「人相食」要上書的，我們上書了嗎？沒有！而我們的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還這樣說的：「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新近，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還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這個無恥的白痴公然說：我們國家工業建設和一切文化科學，都要依靠毛澤東思想！看來殭屍正在復活，災難正在臨近。為了讓廣大的中國人民記住歷史的苦難，我不得不把眼看目睹的事實，寫出來以警世人。
毛澤東到底光輝不光輝？毛澤東到底偉大不偉大？發生在1959年到1961年中國的那場人為的大飢荒最得說明問題。毛澤東罪惡滔天，毛澤東思想臭不可聞！我們老一代的人要站出來控訢毛澤東，揭露他的罪惡，決不能讓歷史再走回頭路！
田家英回四川調查
我是新繁縣崇義橋（現叫大豐鎮，已劃歸新都縣）高家巷村人，老鄰居都叫我小名潤芝。崇義橋距成都市約二十華里，由一條成（都）彭（縣）公路相連，那時是黃泥土，現是百油路。新繁縣屬於川西平原腹心地帶，自盤古開天劈地以來，從未有過飢荒和餓死人的事。這裏土地肥沃，一年兩熟。陽春三月菜花千里，黃燦燦勝似錦繡；秋天沉甸甸的稻穗叮噹作響過，像樂隊在演奏豐收舞曲。因為土地全是黑黝黝的油沙土，用手一捏油就會指間溢出來。再加上兩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鑿開玉壘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內河，萬頃田疇再無乾旱之慮，縱是老天爺三年不下雨，莊戶人家只需在堰坎上放幾塊木板，不一會兒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竄入阡陌，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清汪汪地映日沉月，美得像幅圖畫。那時家家有存糧，戶戶養肥豬，花叢飛蝴蝶，雞鴨滿院落，牛啃路邊草，狗吠陌生人，故有「天府之國」的稱譽。可是，1959年至1961年這短短三年時間，竟鋨死數千人之多，你相信嗎？
「大躍進」浮夸之風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大鍊鋼鐵」迫使丁壯有家難回。春不播，夏不耘，秋不收，冬不藏，外加高徵購，自然釀成大禍。從1958年末，全國不少城鄉相繼出現餓死人的事情，高坐北京紫禁城龍椅上的毛澤東時有耳聞。 1959年2月，為了弄清情況，他派出得力秘書田家英帶領工作組來四川作社會調查。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生於四川成都，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秘書。他博聞強記，熟讀經史，擅長詩詞，是有名的才子，深受毛澤東嘗識。此時，他已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為了解到「大躍進」后農村的真實情況，他把點選在新繁縣崇義橋。三年前我和他女兒曾志，還談起這段往事。祟義橋是他外公的老家，何況舅母娘當時仍健在。人熟地熟，工作起來自然方便。他在這裏結識了大隊支部書記林功謙，記下了他與林的問答：
「你們每畝能產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們的衛星田畝產兩萬四千斤。」
「」真有那麼多嗎？】
「四川省廣播電台廣播了的，那還假的了？」
「那麼，一般的呢？」
「大概兩三千斤吧，少說點，總也有一兩千斤吧。」
「產量既然這麼高，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飯澇清，還要吃這麩面呢？」
「豐收不忘節約嘛。」
田家英與林功謙這一問一答，是崇義公社對付上級調查人員的標準答案。田家英又問了許多群眾，都是這麼說的。
隔了幾天，林功謙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實身份，為他急於了解真實情況的誠懇態度所感動，才悄悄告訴他：「田主任，說老實話，充其量每畝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個小隊長馬世才，問道：「你們隊倉里還有多少糧食？」
「還有三萬斤。」
按照虛報的產量，完成上級徵購任務后，理應還剩這麼多。馬世才硬著頭皮回答。
「你打開倉門，我要看看。」
馬世才打開了倉門。果見一堆稻穀，像座小山。田家英跨過倉板，走進倉里，踩上黃谷堆，只覺松泡泡有彈性，用竹竿一捅，稻穀紛分下落，原來是一個稻草堆，上面撒了一層稻穀。馬世才慚愧地低下了頭。田家英知道基層幹部弄虛作假是處於無奈，沒有責備這位隊長，只是幽默地說：「這些稻穀恍殼太多了。」恍殼是當地土語，指無實的空谷。
每到開飯的時間，田家英就懷著沉重的心情來到食堂觀察；大家打完了飯，他和工作組的同志也在這裏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陳大娘來打飯，顫顫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軟跌倒在台階上，全家的稀飯撒了一地。這位老人大哭起來。田家英上前攙扶老人，安慰說：「不要緊，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陳大娘抽噎著說：「另外打？咋個能夠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糧票，要陳大娘去食堂秤米。陳大娘感激不盡，接過糧票，為了多活幾天，他秤回的是麥麩面。
田家英，這位正直的共產黨員，叉著手，面對牆上「公共食堂萬歲！」的標語憤憤地說：「公共食堂萬歲，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歲！」把旁邊的群眾嚇了一大跳。這就是田家英調查公共食堂的結論。田家英在崇義公社先後呆了六個月，把了解到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如實的彙報。可是毛不以為然，反認為他思想右傾，漸次不給予重用，致使田家英後來走上自殺的絕路。
廖伯康的慘痛回憶
整個大躍進期間，全國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我們四川餓死了一千二百五十萬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原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接記者採訪時作了如下的回顧：
「一九六0年十一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廖伯康當時是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與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一大群在城裡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裡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一九六0年餓死人數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動力喪失，只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看，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桿紮起來的，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椅子。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一九六一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隆到二百三十一億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四十九億斤下降了二百一十八個億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還少收三十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跨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從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就往外調一百五十七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可他們還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可在這個時候，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于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許多資料，想藉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送信，耀邦同志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同志過去找地方來的同志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單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幫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寶，還由胡克寶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彙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于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我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于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室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以後，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尚昆同志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門，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門說是四百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挂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一千萬」。
「一千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
廖伯康說：「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的註釋表明，一九六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六千二百三十六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麼？」
廖伯康說：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一九六0年的數字，從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一九六一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二百多萬；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營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去就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志也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到營經縣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份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二百五十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一千萬。
尚昆同志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個摺疊式本子，翻開看了一下，又說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引者按：由此可見，中央書記處有一本反映餓死人數真實情況的底賬。後來被毛澤東認為中央辦公廳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瘳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糾偏」的有關政策。比如說農村自留地問題，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間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領導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準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瘳伯康接著說：四川餓死這麼多人，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誰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一九五八年四川人均佔有糧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一九六一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如此嚴峻，他不是繼續欺上瞞下是什麼？，硬綳面子，狠心剋扣群眾的口糧。四川城鎮居民每月的口糧食是二十一斤，幹部只有十九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十六兩為一斤）的四至五兩原糧（即代殼的穀子），打出米來只有老秤的二到三兩，摺合新秤只有一到二兩，城裡居民每月供應二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只有空的指標沒有糧食。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佈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四千八百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的糧食裏面還有一部分是修寶成鐵路、成渝鐵路時邊遠地區運不出來的死角糧食，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這麼搞怎麼可能不死人？！聽到這裏，楊尚昆同志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口糧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只好給他寄了一百元錢去。」
廖伯康和于克書向楊尚昆同志彙報后的第四天，即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二日，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李富春、李先志、譚震林、楊尚昆等人蔘中。楊尚昆同志在會上彙報了四川的情況和問題，並反映了瘳伯康和于克書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級幹部到四川進行深入調查的建議。小平同志說：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派人去。
派出的十七名幹部分頭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親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各處進行調查。十七名幹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調查報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於這次調查很關注，所有調查報告他都看過，並打算請劉少奇同志閱後轉給毛澤東。天有不測風雲。一九六二年八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八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九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領導通過一些途徑看到了于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始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蕭澤寬（重慶市委黨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和瘳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瘳反黨集團」。
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后，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不理睬，繼續狠批猛打。中央也沒有辦法，只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止舟調到他那裡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聽林也準備把瘳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止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止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麼還要他？弄得中聯部只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就更無從指望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到廠長。重慶原市委的五個副書記被撤了四個。于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重慶水上運輸公司去了個副經理。（以上引文見《文摘周報》二00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向中央講實情》）
這個冤案 直到二十年後的1982年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餓死了一千多萬人，主要是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按照毛澤東旨意在行事。1962年在清查他的罪行時，他氣粗腰硬一點也不承識錯誤。還有，他為什麼敢和中央書記處對著干？中央書記處為什麼連瘳伯康等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都保護不了？眼睜睜地看著李井泉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其原因在於有一雙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蓋子，這就是毛澤東！遠在廬山會議上批鬥彭德懷時，李井泉是西南區的大組長，他為虎作倀，助糾為虐，故為毛澤東引為知已。就在四川省餓死人最多時候的1960年9月，毛澤東任命李井泉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員，掌管雲、貴、川三省，后又榮升為中共中央政活局委員，成為書記處惹不起的「紅人」。
幾椿人吃人的案例
毛澤東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謀略，貫穿於我國各項工作的始終，各地黨政部門都牢牢抓住這一主線。當年我在成都市郊作「萬金油」幹部，只要政治運動一來就開赴前線，每月都得向區委寫一份有關「階級鬥爭」新動向的情資報告。這一「優良傳統」一直延續到「華主席」下台。原四川溫江地區管轄七個縣，計有郫縣、祟慶縣、新津縣、灌縣（今都江埝市）雙流縣、新都縣等，都是肥得流油的縣，人吃人的事就在這裏發生。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灌縣縣委辦公室以「階級鬥爭新動向」為題，給溫江地委辦公室送去兩份「情資」報告，是作為縣委「抓階級鬥爭」的「政績」，所以才留存至今。這是份很貴重的資料，得感謝執筆人。
報告說：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四十一歲，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三月十六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用具棺材將其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后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兜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為及時有力地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
另一份報告說：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三十九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將社員杜之田已死兩了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
至於貧農吃貧農，父母吃孩子的案例，不屬階級鬥爭範圍，報了不利於烏紗帽，便壓了下來。原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回顧說：「那是一個政治高壓的恐怖時代，餓，不能說；餓死，更不能說。最好別看、別聽、別想，否則會惹出大禍。」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那時儘管有成千上成萬的人餓死，處在一定位置的領導幹部都是很難親眼目睹的，他們當時知道的情況是相當多的。一方面他們不想去、不敢去看，為什麼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陰暗面向党進攻嗎？一方面下邊使出渾身解數不讓他們看；另方面報喜不報憂，總是成續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永遠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互為因果，上下隱瞞，天知地知，誰個不知？雖然人相食的事情不斷發生，但誰也沒有辦法解決，因為地方政府手中沒有糧食，糧食全掌握在毛澤東手裡。他決心以犧牲農民利益去換取世界領袖的地位，怎的不鋨死人嘛？
崇慶縣（今成都崇慶市）離休老幹部鄭大軍回顧這段慘痛的史時，說出了一些觸目驚心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我二十六歲，是縣委農村工作組的副組長，在放衛星的高潮中我在東陽公社二大隊蹲點，檢驗大躍進的成果。我蹲點的地方屬丘陵地帶，田地肥沃，風調雨順，盛產水稻、小麥和玉米，兼產豆類、紅苕，本來算傳統富庶之鄉，可共產風一刮，一夜之間天翻地覆。直到兩年後，我率領整風整社工作組一行四人，幾個方面進駐同一地方，落實《十二條》（即一九六0年十一月三日由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黨以最大的努力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在農村颳起的共產風，徹底清理「一平二調」），才發覺其後果的嚴重性。
曾經風光一時的公共食堂一派破敗，靠廚房的隔牆已經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號社員排著長隊，捧著碗，有氣無力地繞著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繞圉，領取一勺照得見人影子的午飯。這是將政府救濟的陳穀子連殼帶米槌細，再下鍋狠熬出來的糠米粥。後來了解到，是因為工作組大駕光臨，大夥方能領到如此「見米」的上等貨色，若在平時，一日三餐清水煮紅苕，一人兩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幾把珍貴的米糠進去攪勻，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碗豆，那就進乎奢侈了。
我們四個人躲在門外，觀察了好一陣，組員老王示意大隊支書不要聲張。桌子、板凳都失蹤了，人們領了飯，迫不及待往嘴裏倒，卻沒有一個人被滾燙的粥傷著。隊伍繼續移動，除了勺碰碗的聲音，一切都顯得空蕩蕩的。終於，所有的人都坐了下來，圍成幾個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專心，彷彿要把已經透亮的碗舔的穿。沒舔碗的直喘氣，似乎開飯是體力活兒。我們呆了，不禁面面相視，作為黨的幹部，我們深為自己沒有被餓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們發楞，大隊支書卻按捺不住提步進門大吼一聲：「歡迎工作組同志！」
於是全體起立鼓掌。我們只得露面，招呼大夥。不料社員們卻有節奏地邊鼓掌邊背誦：「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飽，感謝毛主席，感謝黨領導！」
一連背誦三遍，就有五、六個人因元氣消耗過度，倒地昏厥過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臨出發前帶的一封壓縮餅乾，泡在開水碗里搗散，依次灌了。
當晚召開全體社員大會，傳達《十二條》，併當眾宣布將「一平二調」中擅自調撥的私人財產歸還原主，許多社員激動得流下了熱淚。老貧民牛東山說：「終於可以死在自己屋頂下了」。而大隊、生產兩級幹部都陰著臉，沒一個吱聲。散會後，大隊支書埋怨說：「現在才來糾正共產風，意義已經不大，因為這兩年大夥偷的偷，拿的拿，集體財產都搞光了，連米糠缸子也給砸了。大河斷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頂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評了這種悲觀情緒，大隊支書頂撞說：
「憑共產黨的良心，我這個書記沒有虧待社員，除了上面領導視察時陪點吃喝，我沒有搞明顯的等級。餓死的社員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難受么？可後山的五大隊咋樣？都吃人了……」
我們大吃一驚，打斷他的話：「不要亂講，要負責任喲。」大隊支書把胸脯擂得崩崩響：「百分之百負責任！我閨女前天逃回娘家來，說她們生產隊幾歲的女娃兒快叫吃光了。」
事關重大，當機立斷，我派老王連夜趕回縣委彙報，我則立即去後山五大隊，把最新「敵情」通報派住那兒的工作組劉、聶、姜三同志，他們還被蒙在鼓裡！
通過細緻而艱難的調查，東陽五大隊第一生產隊人吃人的內幕終於揭開：全隊共八十二戶四百九十一口，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0年十一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發現吃人的是生產隊會計王解放，據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灶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裡強制節餘的渡春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伙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戶戶屋裡不見火。如此「堅持清野」持續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滿山風轉，撈著啥吃啥。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先恐後地鏟回家。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哞哞」牛叫。連蚯蚓和地蟻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鄉村四、五十歲以上的社員，普遍吃過觀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鱔泥，一種有光澤的白色粘土），餓風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一撮泥一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沉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沉，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你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
儘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實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所以人們掏泥把山都掏空了。王解放說，人吃人就是在這個節骨眼開始的。
那晚輪到我和出納、保管巡邏，已是半夜，我們沿著村子轉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納說：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說：你吃了四個玉米窩頭，咋不行了？出納說：沒油葷，吃多少都不頂事。保管說：你等著吧，到了共產主義，讓你一天吃一頭豬。出納說：你現在就變成豬，讓我啃一口。我說：莫開這種沒覺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員咋過的？
於是三人都不吭氣了。那晚下了入冬的頭一場雪，月亮鑽出雲層，照著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說：我看見冒煙了。我和出納正揣著手，準備回家呢。保管說：他媽吃了豹子膽！ 我們一下來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牆後面仔細觀察，果然有幾縷煙兒順風斜飄。隊里的情況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卻不敢相信這煙是從莫二娃屋頂冒出來的，人家是老實巴交的貧農，家裡八口人餓死了兩口，也從來沒有違犯過政策！況且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后是塊敞地，我們就迂迴包抄，還匍匐前進了一會兒。我望見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風，大冷天也不怕凍掉屁股。沒看出來呀，叮噹響的窮棒棒也打糧食埋伏，階級鬥爭太複雜了。
我們從前門撞入灶房，手電筒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窩耗子就亂穿開了。我喊：不準動！保管舉起鳥槍，朝天轟一炮，把房頂沖開個窟窿。驚慌之中，不曉得誰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燙得我們直跳腳。湯潑進灶坑，激起一片水氣，把屋裡全弄霧了。點燈！我揪住莫二娃命令，這狗日的仆地癱了。出納摸出火柴，點燃馬燈就地一照，頓時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挪開，可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么女，三歲的樹才妹。難怪這麼大的油葷，嗅兩下都穿鼻。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外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出納埋下腰，用筷子夾起一砣，熱騰騰地舉到燈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誘人的一團，把個保管看得眼發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一聲，倒在地門板上，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進口中。我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撓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條瘦肉筋。當然做老子的開了口，這一窩野種就瘋迷了，當著我們的面，一人搶一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支手，揪住這個溜了那個，莫二娃的老四，九歲的狗剩，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一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裝了滿槍管火藥和鐵砂子回來，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將他捆了。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作為證據的碎骨頭裝了半背兜，頭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來，空空的骨器，外無麵皮，內無腦髓，作案手段真是殘忍之極！大隊支書怒不可遏，權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卻在階沿下嗚嗚咽咽，叫起冤來。他說：才樹妹生下來就缺奶，連米湯都沒喝飽，好不易熬到三歲，連路都走不穩，命里只該活這麼大。支書大吼：曉不曉得隨便殺人，國法難容？莫二娃回答：與其餓死，不如讓她提前咽氣救全家。二娃婆娘磕頭哭訴：我們全家都吞了觀音土，沒油葷過不去嘛，媽心疼的樹才妹喲，下輩子投胎莫變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釋放了，大隊幹部們再三研究和權衡，決定為了官帽而壓下這起吃人案。
有權力就有食物保障，當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員家，吃人風泛濫成災了。莫二娃一放，大夥私底下奔走相告，以為政府默許這樣做。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非勞動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傢伙在自己家裡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淚與鄰居約定交換著下手，可這華竟不是長遠之計。那時的小孩都骨瘦如柴，連皮帶肉，帶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夠一門餓鬼吃幾天，於是稍有遠見的社員，就上遠處綁鄰隊的娃娃，還到處挖陷阱，設獸夾。有種外表塗過油的「糖果」叫「歡喜豆」，過去用於炸狼，現在沒狼，就成了小孩剋星，嗅著噴香，不禁送嘴裏咬，崩地就炸個面目全非。待家長們聞聽趕來，原地就只剩下一灘血漿了。
吃人生產隊的案件是如何處理的？進入司法程序，該殺的殺，該判的判，毫不含糊。不過《判決書》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種種吃人的情節，因為是公開審理，要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形象。莫二娃虐殺親女，又製造「歡喜豆」炸死鄰隊兩個男孩，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聽說槍斃時他還吼了幾聲「無罪」，把執行民兵駭呆了，結果換上正規法警，連發三槍才栽進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國民經濟才有所好轉。而我們工作組除了處理惡性案件，解決問題幹部，其主要任務就是「糾偏」，發動群眾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員可以領回屬於自己的財產，至少鍋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開伙合法了。我們向地區行署、縣委緊急彙報，調撥救命糧，至少保證每個社員每天半斤糧。以前吃大鍋飯，半斤糧經過大隊、生產隊兩級剋扣，到個人嘴裏不足二兩，幾把苞谷面撒進一大鍋清水，或者連糠帶米加些紅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們工作組守在分糧現場，半斤就是半斤，誰也不敢搗鬼。群眾可以拿糧回家，自己計劃著吃。當時國家的救濟能力有限，一時調不了糧，就運來些苞谷桿、稻禾、麥桿，把它們碾碎了，摻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夠熬出些澱粉來，分給社員們烙餅子，很香。還派人搜集了小便，倒入一個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於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會發酵出一層綠營營的「苔蘚」叫「小球藻」。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來，兌些清水，可能的話，放點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滿腦子都是吃」，不瞞你說，當年我還沒滿三十，都白頭了。可絞盡腦汁，餓死的人還是有增無減。一九六一年春荒過去，地里依然顆粒無收，別提社員，連我的腿都浮腫了，擠就出黃水，走路搖搖晃晃。工作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翹著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時堵得深，勺夠不著，就將勺把綁在竹桿上，再深度疏通。鮮血長流，被掏的人一聲高一聲低地呻喚，慘啊。
不過那時年輕，能打熬，實在撐不住，就借彙報工作趕回縣裡，休整兩天，在食堂大吃一番。縣城各機關單位都在政府的號召下，向農村捐糧票，但是杯水車薪，鄉下又流行吃人了。還好，沒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處割下煮。
這新一輪的案件，是司法空白，沒法處理。撇開道德倫理，人肉畢竟比觀音土容易消化、吸收，雖然吃人（應該叫吃屍體）會染上多種疾病。社員們沒力氣，家裡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層土，有時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經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當場捉住「盜墓賊」，也難以準確、定罪。只好睜一支眼閉一支眼。鐵的事實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經在某農家大院，目睹過如此景象：六個食土過量的社員頭朝下躺在門板上，叉開腿，由他們的親屬把桐油灌進肛門。看見我出現，那些瀕死者都突然睜大眼睛叫：政府啊，我們沒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門板，社員們解釋說：桐油味道大，從嘴裏灌要反胃，浸不進肚腸，還是倒灌來得快。我說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員們說：一兩年沒嗅過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漚爛腸子也甘心。我說不行，大家說行，爛腸子總比泥巴脹破肚皮強。我能再說啥呢？死馬當活馬醫吧。現在回想起來，中國農民真純善啊，死到臨頭還沒造反的念頭。不過，黨有槍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們工作組是槍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隊，哪裡有起火的情況就趕往哪裡。
監獄里幾個吃人犯罪的印證
四川人吃人不是什麼秘密，更不是什麼新鮮事，在那個年代司空見慣，隨處可聞。1961年宜賓市中山街一個小販為了牟利，將五六歲的小孩騙至家中，先用被蓋捂死，然後砍頭去腳，開腸破肚，放在鍋里熬煮，后碎成小塊伴以作料，謊稱是兔肉拿到街上去賣，生意好得不得了。后東窗事發，公安人員在他家裡挖出一大堆兒童屍骨。他雖以故人殺人罪被槍斃，但留下的恐怖幾十年也叫人難忘。那時老百姓長月不見肉，缺油暈，想吃肉快想瘋了，有兔肉還不去買。
1964年我因「馬盟」一案，關押在四川省第四監獄（老地名叫滬州長庚宮，今為四川省警察學院）第九中隊。這個中隊是清一色的死緩和無期犯，其中大部份是「歷反」和「現反」，有小半人是殺人犯。犯罪時間均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間，說來也許令人不相信，事由多是為一斤糧票殺人，一筒苞谷殺人，一碗米飯殺人，其中有五、六人餓不可耐而殺人吃的。監獄每年終要搞評審，犯人都要寫認罪檢查交待材料。他們中好些人寫不起，便求我代寫。有個姓康的犯人，過去是叫花子，帶著徒兒打「蓮花鬧」（北方叫數來寶）沿街乞食。他個子不高，長得蠻蠻的，出口成章，一溜四言八句。在1960年那個飢鋨年代，家家斷炊，戶戶沒糧，向誰討去？他和八歲智障徒兒呆在一座破廟子里過冬，整三天沒粘顆糧食，肚皮哇哇叫，頭昏眼花走路打偏偏。為了活命，他竟用藥葯死徒兒，然後煮來美美地吃了幾天。自此，心裡不安，睡不著覺，老做惡夢，一閉眼就見徒兒來討命。他怕，經常大叫大喊，最後主動去公安局投案自首，判了個死緩。我問他，難道不知道吃人是犯法事么？他說，怎麼不知，太餓呀！餓起來難受死了，恨不得飽飽吃一頓死了都划算，就這樣把徒兒殺來吃了。說著，他悄悄唱起一段「蓮花落」：「走千家，串萬家，家家熄火不冒花（指鍋里沒有煮的東西）；，，雞不叫，狗不咬，跑斷雙腿沒處討？肚子餓，身沒力，三天沒有米飯吃。殺徒吃兒不應該，而今坐牢應該的，應該的。」
「你還挺認罪嘛！」我苦苦地笑了。
另一個，是判處無期徒刑姓曾的女犯。她關在女監，我在獄里辦牆報，獄吏指定我為她寫改造總結。她是貧農，住在山裡，1958年丈夫響應號召，被公社派去鍊鋼採礦，不幸死於工傷，丟下兩個未成年的女兒，一個八歲，一個五歲。八歲女兒不聽話，五歲女兒長得乖。1961年公社沒糧供應食堂，清如水的稀粥只有野菜，一連吃了半個月，全家大小叫餓。她餓得白鶴伸頸，患有腰痛症，叫大女兒去山上找里野果、野菌什麼的，可老是空手回家。她罵她打，仍如此。在那個年代為了話命，誰家不去找。她氣了，一氣之下用斧頭活活將大女兒砍死，然後放在煮豬食的大鍋里煮來吃了。小女兒每一看見媽吃這東西便跪著說：「媽，你吃了姐姐你可別再吃我呀！我聽話，我去找果找菌……」她一邊說，我一邊寫；她說說哭哭，我聽聽寫寫，不足一千字的評審材料寫了大半天也沒寫完。作為共和國第一代工農記者，我能說什兒呢？我仰天嘆息一聲，自言自語道：「其罪難鐃，其情可恤。蒼天啊蒼天，你睜開眼看一看吧？」
1976年因「四五」天安門事件，四川地方國營新華磺廠（一個地地道道的勞改廠）以「傳播政治謠言罪」，將我加判八年有期徒刑，送到素有「奴隸黑獄」之稱的雷馬平勞改農場馬家灣中隊服刑。在這個隊里有位劉姓老犯人，眼晴裡布滿血絲，長長個子高人一頭，從不認罪，只要每天一出工就高喊：「毛主席，共產黨，我劉長年（長年即僱工，他過去是窮人，以幫地主為生）犯的什麼罪嘛？人家不要的，供銷社不收的，揀來煮起吃了，就叫犯罪？填肚子，建設社會主義嘛！」接著，瘋瘋顛顛大聲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人民吃不飽，餓肚子，又坐牢，糧糧餅餅買不到……」原來，在1962年冬，他餓昏了頭，在墳山裡把一個才埋進土裡兩天的死娃娃揀回家，煮來吃了。后被人檢舉，法院以「傷風敗俗罪」，判他十六年有期徒刑。由於他出身成分好，「犯罪」又特殊，獄吏也不好說什麼，每次都裝著沒有聽見。
人吃人，毀了家庭的親和力，毀了社會的道德良知，毀了國家的莊嚴形象，有什麼辦法，鋨呀！這到底是誰之罪啊？是他（她）們嗎？請回答！請回答！誰能回答？執政的「偉、光、正」共產黨你們敢說這不是事實嗎？
原標題：三年人禍舉國淚 川西平原人食人
文章來源：《自由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