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3日訊】「我們活著的時候，每當我們引發痛楚和苦難，都在造就著自己的天堂和地獄。」—電影《限時絕殺》臺詞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那一套做法，與民主法治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踐踏法律，搞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對中國脆弱的民主法治環境造成嚴重破壞。薄熙來利用民眾對貪腐、貧富懸殊等的憤恨心理，利用」唱紅打黑」運動來煽動造勢奴化愚民，樹個人權威搞個人崇拜以滿足權力欲和實現更大的野心，民眾是得到了一點實惠和安全，但從長遠來說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薄熙來在經濟上實行空想社會主義，在政治上實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實施政治高壓，很多重慶線民說錯一句話，就被抓被勞教，令人毛骨悚然，人民成為沒有民主自由沒有獨立思想的奴隸。薄熙來為了自己的權力欲不擇手段，把弄民粹，不惜開歷史倒車。

重慶打黑的本質就是對民營企業進行清洗，掠奪民營企業的巨額財產，這樣做既鼓動了民粹，又增加了財政收入，可謂一舉兩得。重慶的打黑運動跟希特勒清洗猶太人如出一轍，被納粹清除掉的猶太人只占德國公民中的一小部分，德國百姓對富裕的猶太人並無好感，而那些敢於反對希特勒的日爾曼人則作為叛徒關進集中營。在重慶，被作為「黑社會」清除掉的民營企業家也只占3000多萬重慶市民中的很小一部分，何況老百姓對這些富人並無好感，而那些敢於反對薄熙來的草民，如方竹筍等人則被作為壞分子關進了勞教所。

薄熙來主政期間，國內出現大量的海外移民潮，重慶「唱紅打黑」運動對法治的踐踏、當政者的獨斷專行，政策的不確定性，必然會加劇人們的擔憂，富人群體比普通百姓更加敏感。普通百姓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無所畏懼，而富人們則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重慶打黑的對象主要是民營企業家，他們成為政治運動的犧牲品。當富人們看到他們的同類紛紛入獄，甚至全家被抓，辛苦多年掙下的資產被沒收時，當然會感到恐懼和擔憂，這是人之常情。

2011年《鳳凰週刊》對中國的富人和精英群體紛紛移民海外現象進行了調查，記者採訪上海某知名傳媒公司總裁，他說「我記得10年之前是回國熱，創業熱，而現在有了錢都想搬走，更深層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說，就是對政治前景和資產安全的擔心」。薄熙來倒臺後，洶湧澎湃的海外移民潮也有所消退。有資料顯示，自2012年3月15日以來，申請移民海外的中國公民數量大幅度下降。一位科技開發公司的老總說「他（薄熙來）下臺後，法治倒退的危險暫時解除了，我們這些生意人心理也感到踏實多了」。一位知名民營企業家說「他（薄熙來）不再是重慶市市委書記，中國大局已定，我曾想，如果他上去，我考慮移民；他沒上去，我鼓勵留學生回國創業」。

一個現代法治社會應該是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民眾和諧相處，在民主法治的保障下自由生活。當法律不能保護某一個群體的權益時，所有公民的權益都無法得到保障。當窮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時，富人的權益照樣得不到保障，反過來，當富人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時，窮人的權益同樣得不到保障，這個結論已被歷史所驗證。在文革中，當紅衛兵對無辜公民抄家批鬥時，國家主席劉少奇同樣遭受迫害。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時，它亦不能保護一個國家主席，歷史的教訓是多麼深刻啊！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建立一個民主法治，保障人權的社會是多麼地重要。對一個手握大權的官員來說，如果不去維護和推進民主法治建設，而是出於某種目的去破壞，不僅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也會給自己的家庭和子孫後代造成危害。一個有責任心的官員和政治家應該明白，維護和推進國家的民主法治建設不僅是對國家和民族負責，也是對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後代負責。通過破壞民主法治，煽動民粹主義，利用極端主義，雖然可以讓自己風光一時，但終究是不能長久的。事實證明，只有民主法治的社會最穩定，搞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是沒有出路的。英美等國實行民主法治，保持了百年的穩定。美國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堅持了民主法治，保護所有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才得以吸引全世界優秀的人才為其服務。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建立一個良性的制度，中國要實現長久的繁榮、穩定、發展，只有走民主、法治、憲政的道路，絕不能走無法無天的文革道路。我期盼中國成為一個文明、民主、富強的國家，每個公民都能夠得到自由發展，每個公民的權利都得到尊重和保護，全體人民都可以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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