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薄熙來被雙開，許多人都認為這足以標誌薄已徹底垮臺、死路一條了。可是，在中國大陸還有一個被稱為“挺薄派”的群體存在著。外界認為，他們當中有一部分是以謀取政治權利為動機，卻“選錯了帶頭大哥”、如今已騎虎難下的投機者（或稱政客）；但其中也有薄熙來治理地區的部分民眾，似乎是真心地認為薄熙來是個“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好領導”，因而哪怕薄熙來的罪惡已被證實了，也要找出一些自欺欺人的理由來對薄表示同情或支持。

日前，有港媒發表署名評論表示，這些現象除了說明薄本人擅長做戲和籠絡人心外，那些不願正視薄熙來的罪惡而一廂情願“挺薄”的人，實際上集體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這綜合癥的施加者正是薄熙來，而且薄熙來本人就是一個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薄熙來患上并傳播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本質特點，就是在長時間的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下，被害人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而對隨時可以剝奪自己所有權利甚至剝奪自己生命的加害人所偶爾施捨的“恩惠”形成一直扭曲的好感和依賴心。嚴重者甚至徹底轉變成加害者的精神奴隸而為虎作倀。

該評論表示，薄熙來和他的父輩都曾經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走上仕途後，不僅不致力於防止文革災難的重現，反而對發起文革給全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毛澤東推崇備至，並在重慶踐行其做法，大搞個人崇拜，“製造政治人格化效應”，其行為特徵即具有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特徵。

評論分析認為，重慶市民被薄分割成若干個群體，薄一手“施恩”於市民，給予普通民眾一些小恩小惠，另一手製造“紅色恐怖”，對一些民營企業者採取極端暴力手段予以打擊，同時“控制訊息傳遞”以謊言和假相來操控民意，完全符合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效應的所有條件。因而，就算薄在重慶的施恩是屬於殺雞取卵的做法，事實上使重慶市民長期利益受到嚴重侵犯，重慶市民中部分人還是對薄感恩戴德，“集體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評論認為，薄的真實動機是追逐權力，他明明深知毛的政治模式有多殘酷，卻仍竭盡全力地對其維護美化，充分說明薄是故意以自己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去刻意引導重慶市民也向此靠攏，並以此營造他個人的人格魅力，彰顯他的“偉岸高大”，以虛偽的言行欺騙和蒙蔽重慶市民。

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製造出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網絡名人“南雲樓” 2011曾發表了一篇文章，透析中國大陸民眾普遍存在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根源。

該文章表示：通過暴力威脅、資訊封鎖與繁重無效的體力勞動這種方式，足以“讓人性發生逆轉”，讓“囚徒徹底成為精神奴隸或變態行為者”。當年毛澤東發動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親歷者中，不少人都感受了那種匪夷所思的人性逆轉的可悲現象。而“斯德哥爾摩症”就是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下形成人性逆轉的現實例子。

上世紀七十年代，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曾發生的一起銀行搶劫案中，被歹徒挾持的四位銀行職員在經歷了六天的恐懼之後終於獲救。之後發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四名遭挾持的職員竟然拒絕指控這些綁匪，並為他們籌措辯護資金，甚至人質中的一名女性竟然還愛上了一名綁匪，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理由是他們在被綁匪挾持期間，歹徒有時也“表現了仁慈的一面”。那些人質當時所表現出的人性逆轉現象，被外界廣泛稱為“斯德哥爾摩症”。

南雲樓分析認為，搶劫銀行的暴徒以武力控制人質，在長時間的恐懼與資訊封鎖下，感覺自己隨時可能被槍殺的人質們在長時間的恐懼之下，出於自保的本能，開始對暴徒偶爾給予的“善意施捨”感激涕零，並變得開始“理解、接受、同情”暴徒，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權利，發生了人性被扭曲的“逆轉”。

南雲樓表示，在“所有的生存資源甚至你的人身安全都被人控制”的極端環境下，人會下意識做出自認為是“利益最大化”的個人選擇。“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足以讓一個正常人判斷失常。”

評論認為，幾乎所有的專制統治都具有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的特徵，只要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還存在，“斯德哥爾摩症”患者就很難從那種人性逆轉中走出來，就象當今的朝鮮與中國大陸。只有徹底解除了暴力威脅與資訊封鎖，從恐懼的心理陰影中徹底走出來的人們才能回歸真正的理性狀態，就如具有同樣東方文化傳統的韓國與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