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9月27日訊】 2012年，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本來是個相當難過的坎：政治上，高層權力鬥爭使其喪失政治公信力，權力分配至今還未定局；經濟上，過去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齊齊失靈，企業破產風潮再起，失業嚴重。中共用來代替「民主」安慰中國人的「民生」牌本已不靈，但一場人為的釣魚島爭端卻化腐朽為神奇，民族主義適時出場，所有關於民生的話題退居媒體次要位置。更滑稽的是，眾多本該為生活焦慮的無業青年都彷彿在這場愛國主義「國家遊戲」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民生淡出，民族主義登場

話說孫中山先生針對中國國情提倡的民權（其主張接近民主）、民生、民族三大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也真是非常坎坷。「五四」運動開啟的新啟蒙本來有民主的一席之地，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都可自由辦報、自由結社與遊行示威。但30年代日本入侵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救亡壓倒了啟蒙；抗戰勝利後是國共內戰，專制的國民政府敗給了極權的中共。中共建政後在毛統治的17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將民主徹底污名化成「資產階級的虛偽說教」，民生滿足不了，則用「窮則革命富則修」、「越窮越光榮」來撫慰民眾，「文革」時發展到用「鬥私批修」讓民眾來克服物質匱乏的不滿足感。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民生話題才算是堂而皇之出現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胡耀邦、趙紫陽對西方文化的開明態度，使中國在80年代曾有過一段「新啟蒙：為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在中國正了名，中國人可以公開討論並追求。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政府又成功地用「民生」代替了「民主」，並將民生作為中國人社會生活中的唯一選項，多數中國人接受了「麵包契約」，一心向錢看。到了胡溫後期，改善民生無望，腐敗已成政治之癌，民怨四起。如今經濟惡化、高層政治動盪，民生不僅無法改善，失業噩夢還糾纏著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將一直灌輸給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激活，矛盾外引成了治國者的唯一選項。於是一場釣魚島事件魔幻般地將國人民族主義情緒激活，此前的熱門話題，如就業、通脹、物價、稅負等民生話題終於退位，現在充斥中國國內網站的全是中日關係話題與打敗日本的煽情文章。

在集體主義意識根深蒂固的中國，加上政府操控媒體極富經驗，在洗腦教育中完成社會化的中國青年一代，本來就具有盲從特性，加上中國人愛跟風這一特點，民族主義短時期內亢奮有其社會基礎。但在我這種過來人的眼中，民生退位，民族主義亢奮，這是繼1989年之後民生取代了民主之後的又一次思想退步。因為民生涉及到人民的經濟權利，21世紀零年代興起的維權運動只講與民生有關的財產權與經濟權利，不談政治權利，原本就是維權人士避免當局殘害的權宜之計。如今連民生都退位，只能說是中國人的悲哀——最可悲的是還有部分知識分子與民眾配合當局這種謀黨大計。

民族主義登場的危害

這次思想退步還包含著兩大危險傾向：第一，狹隘民族主義思潮與毛左的結合，表現為國內政治復歸毛左的傾向；第二，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結合，具體表現為尋找並製造外敵。而毛的統治就是這兩大傾向的結合體。那個時代的愚昧與黑暗，至今未被中國人好好清算。

先說第一大危險傾向。從這次「保釣」遊行的錄相與各種圖片中，我發現最有組織的人群竟然是毛左。錄相顯示了不少人高舉毛像遊行的鏡頭，其中的經典口號是「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讓我最驚訝的是毛左遊行的道具之完備：除大量毛像之外，還有部分地區的大批遊行者身著舊式綠軍裝，即「文革」時紅衛兵最喜歡穿著的那套行頭。這些行頭並非當下流行商品，需要特別製作。由此可見，毛左的組織活動由來已久，一逢適當時機，便可粉墨登場。

第二大傾向則是這次遊行中隨處可見的好戰標語。這次已經不是抵制日貨這種常見的標語，而是有明確戰爭訴求的標語，如「全球華人大集結，徹底乾淨地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對日宣戰」、「踏平東京」等等，更有宣示不怕付出代價的「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最奇怪的是，最後這條標語竟然在西安等好幾個城市同時出現，彷彿事先有人頒佈了遊行時統一使用的口號。

這總讓人聯想起當年希特勒鼓勵日耳曼民族仇恨猶太人的歷史場景。

1989年之後民族主義成為意識形態替代品

在1895年至1971年之間，中國大陸政府從來不曾聞問過釣魚島；1972年中日建交也是擱置爭議。本世紀零年代以來的所謂民間「保釣」也未獲政府贊襄。何以這個島嶼如今變得如此重要，以至於一聽有人說要「暴力革命」推翻現政權，就變得無比珍視生命、害怕流血的人（支持反日遊行的知識人有這號角色）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掀起如此亢奮的民族主義浪潮？以至於願意付出「哪怕華夏遍地墳」的代價也要與日本人打上一仗？說起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興起，還得歸功於中共政權的深謀遠慮。

這本是一個可以做長篇文章的話題，在此還是長話短說。緊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就是冷戰結束，中國當時面臨嚴重的意識形態真空與價值觀危機，執政者需要找到一種新的價值觀作為替代品來凝聚民心，部分高幹子弟當仁不讓地提出建議。1991年，一篇題為《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出爐，該報告分析了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喪失，為中國拉響了國際環境惡化的警鐘，因此「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該報告建議共產黨應該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並明確提出，要以國家民族主義來填補官方意識形態衰落導致的信仰真空，運用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從而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其具體主張是：在內政上強調要終止黨政分開之類的政治改革設想；由共產黨直接控制國家資源，但要把黨從經濟管理的瑣務中解放出來；在外交上則主張擱置意識形態爭論，建立一種完全基於國家利益的外交。

我當時得到過一份複印件，據送複印件給我的朋友說，作者是北京一些高幹子弟，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參與其中。但多年後我看到一篇介紹潘岳的長文，其中提到，1989年12月潘岳到《中國青年報》做副總編輯之後，曾支持《中國青年報》理論部主持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並寫出長達一萬四千餘字的研究報告—— 《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該報告完成後在第一時間直接送呈中央高層，得到了高度重視，中央辦公廳把這份報告打印成內部文件供中共高級幹部傳閱——這才算是知道這份報告的真正源頭。至於潘岳後來因為將報告中的一個觀點發展成一個專項報告《對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導致他的政治上升之途受阻，此是後話不表。

應該說，潘岳報告中提出的戰略是得到中共高層認同的。現年40歲以上的人可能還記得：90年代中後期開始，民族主義成為主流話語，媒體大肆宣傳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和「遏制中國論」等觀點，為這種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足夠的養料，《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貨幣戰爭》等都成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經典讀物。新左派得以在中國坐大的原因，也是因為新左派理論的一個主要觀點，即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推行全球化戰略引致的，這很符合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

愛荷華大學的唐文方和洛拉斯學院（Loras College）的本傑明•達爾（Benjamin Darr）兩位教授曾利用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進行分析，得出一個看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起源不是來自於文化，而是來自社會和經濟的原因。我認為這一點有助於解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中東地區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民族主義之間的差別：二者雖然都反西方，但在穆斯林世界裡，源於文化的民族主義可以成為「第四宗教」，並讓青年人自願充當「人肉炸彈」，但源於經濟與社會原因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不會有這種犧牲精神，更多地體現為今年9月反日遊行中的痞子式搶劫破壞。

在今後一段時期內，民生訴求繼1989年民主訴求退位之後，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將會成為中共政權反對人權和民主的有力武器，它能壓制公眾對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對穩定中共政權有顯著效果。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