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31日訊】國家主義，是將國家主權置於優先位置的政治學說與實踐，以及將君主權或黨主權置於優先位置的政治傳統。國家主義的學說和實踐起源於歐洲，國家主義的傳統形成於東方。同時，不管東方、西方，都有好的國家主義和壞的國家主義之分。 ——梟陽子
一
與國家相比，人類歷史要悠久得多。國家的發展經歷了部落、聯盟、城邦、帝國到現代國家的過程。就現代國家而言，也不過區區二三百年歷史。事實上，很多身處現代的所謂國家其實仍然只是一個酋長部落或者帝國而已。
與現代國家相比，現代奧運會的歷史則更短。巧合的是，無論現代國家還是現代奧運會，最早都起源於歐洲。作為一種獨特的組織模式和重要的現代文明，國家和奧運會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國家的誕生並沒有消除不公平，有時甚至進一步加深不公；同樣，奧運會的誕生也沒有減少偏見與戰爭。從某種意義上，奧運會比賽越來越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明爭暗鬥的鏡像。
遠溯歷史，奧運會從一開始，就是國家的產物。
奧林匹克濫觴於古希臘時代的城邦國家，或者說，奧運會是由伯羅奔尼薩斯、伊斯利和斯巴達這三個希臘城邦國家在奧林匹亞村創立的。古希臘時期盛行軍事民主主義，城邦之間征戰不止，奧運會其實不過是戰爭的另一種形式，或者說是對戰爭的模擬。早期的比賽只有一個專案，即200米的衝刺——在馬鐙出現之前，步兵衝刺是戰爭的主要形式。
在古代戰爭中，人的身體是唯一的戰爭力量，對戰爭的崇拜產生了古希臘文化中對人的身體——特別是男人身體的特殊審美。力量與速度不僅是身體的主要功能，也是戰爭的基本要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古代奧運會完全是軍事的產物。伯羅奔尼撤戰爭使斯巴達和雅典兩敗俱傷，馬其頓輕易就征服了希臘。隨後的幾個世紀，奧運會在亞歷山大和凱撒時期影響遍及歐洲，不僅規模越來越大，專案越來越多，比賽的職業化程度也越來越高，這與軍隊的職業化有很大關係。主要比賽包括鐵餅、標槍、跳遠、賽跑、賽車、騎馬、摔跤和拳擊等。比賽專案中最耀目的就是標槍投擲，與其說它是體育項目，不如說它是一項重要的軍事技能。對馬其頓和羅馬軍團來說，標槍就如果蒙古騎兵的弓箭。比賽結束，如同戰爭結束，獲勝者被授予月桂、橄欖和棕櫚編織的花環，橄欖枝隨即成為和平的象徵。這種獎品其實與戰利品頗為神似。
從羅馬共和時期到羅馬帝國時期，沉迷角鬥場的羅馬人同樣熱衷奧運會。作為希臘遺產的繼承者，羅馬走向衰落時，奧運會亦到了窮途末路。西元393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佈基督教為國教，以奧運會有違基督教教義而宣佈廢止。奧運會從誕生到終結，基本上是一項希臘城邦體系和羅馬帝國的國家運動，初期的鬆散自由與後期的隆重激烈正反映了國家主義的興起過程。奧運會完全是國家的附屬物，當國家不存在時，奧運會也隨之湮沒，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經歷「黑暗的中世紀」之後，歐洲重新在古希臘的文化傳統之下完成了一種整合，歐洲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煥發出昔日的榮光。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使歐洲率先告別古代進入現代，隨著民族國家興起，戰爭時代再次光臨。從百年戰爭、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到布林戰爭，國家完全淪為一種戰爭機器。在這種禮崩樂壞的背景下，法國貴族皮埃爾•德•顧拜旦試圖重建歐洲精神，公開提出恢復奧運會，隨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1896年，首屆現代奧運會在奧運起源地雅典舉行。
如果說古代奧運會僅限於希臘城邦或羅馬帝國的話，現代奧運會則已經走出歐洲，成為全世界的一場盛事，這一定是古希臘人想不到的。
作為奧運標誌，五個大小相等的圓環象徵世界五大洲。一方面，「更快、更高、更強」體現了奧運會的競爭性，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參與，不是勝利」又體現出奧運會的包容。現代奧運會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進一步加強了國家的主體角色，參賽者是以國家身份而不是個人身份，更不是民族身份。這種設計從此埋下了奧運會政治化的伏筆，奧運會逐漸成為國家主義的舞臺，國家與國家之間在這裏以體育的名義展開陰謀和廝殺，而這就叫做和平。這種吊詭的結果也一定是始作俑者顧拜旦做夢都想不到的。
二
在很多時候，國家主義其實就是一種鬣狗哲學；它以國家為界限，人為的將人類劃分為不同群體；群體內部以服從和奴化為美德，對群體之外則「不妨輕蔑殘酷」。國家主義的二分法一方面產生了對內的凝聚力，一方面產生了對外的破壞力。站在人類一體的角度來看，國家主義（包括愛國主義）是極其可疑，甚至是可怕的。
現代社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廣泛的全球化時代，人類一體的世界公民思想一度廣為傳播。無論世博會還是現代奧運會，其實都是世界公民思想的產物。這些全人類的盛會試圖展示整個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相比現代奧運會，世博會更早，也更富於互相交流學習的友好氛圍。在現代奧運會早期，奧運會只是世博會的一部分；隨著參賽國的增加，奧運會逐漸脫離出世博會，甚至超越世博會，成為一項更加世界化的國家遊戲。或者說，競爭激烈的奧運會完全淪為一場國家代理人的戰爭；勝利者志得意滿，失敗者失魂落魄。
對奧運會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與其說是比賽本身，不如說是授獎儀式。只有獲得前三名的運動員才可以登上領獎臺，而冠軍的位置最高，且在中央。與這種階梯等級相配合的是運動員所代表的國家國旗。冠軍運動員所代表國家的國旗位居最高位；隨著國旗升起，還要演奏冠軍國家的國歌，而所有獎章獲得者都應面向旗幟，以示尊重。在這種儀式中，主角不是運動員——哪怕他（她）獲得了冠軍，真正的主角是一面旗幟，這面旗幟就是神聖的國家象徵。倫敦奧運會正式開幕之前，女足小組賽朝鮮對陣哥倫比亞，球場大螢幕在介紹朝鮮運動員時錯配了韓國國旗，朝鮮女足立即罷賽。男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中，中國孫楊與韓國樸泰桓並列亞軍，但頒獎時中國國旗卻位於韓國國旗下面，這立即引來很多中國人的不滿。
雖然奧運會強調運動員之間和運動隊之間的競爭，作為主辦者的國際奧會也只公佈參賽者的比賽成績，並不在意各國獲獎比較，但在包括東道國在內的各參賽國看來，按照獎牌數量一決高下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國家與國家之間與其說是友好，不如說是嫉妒，甚至是仇恨，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博弈就以比賽來見高下。
從客觀價值來說，金牌銀牌和銅牌本身並不值錢，一枚金牌造價為400英鎊，而銀牌只有200英鎊。奧運會強調的是精神獎勵，這也是對一個參賽者戰勝自我的最好激勵。但事實上，獲勝者並沒有戰勝自己，而是戰勝了「對手」，或者說「消滅」了「敵人」，因此他（她）就成為一個英雄。這個和平的「英雄」與戰爭的「英雄」幾乎是沒有區別的。作為英雄或者戰士，他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國家，「為國爭光」是他走進奧運會唯一的意義。在奧運會這個戰場，他的勝利就是國家的勝利。在國家主義旗幟下，尊嚴對個人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毫無意義的，榮譽只對於國家才是真正的需要。因此，一切榮譽最終都歸於國家。朝鮮舉重運動員嚴潤哲奪得金牌後，立即將這一功勞歸功於「‘偉大領袖’金正日和‘偉大同志’金正恩」。
「歷史告訴我們，奧林匹克運動中始終存在著政治，不可能沒有政治。」正如前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所說，奧運會與政治形影不離。事實上，作為國家競爭（鬥爭)的產物，奧運會根本無助于世界和平。準確的說，奧運會就是一場和平的戰爭，勝利或者失敗。這種戰爭是如此不真實，以至於常常被真正的戰爭取代。在第5屆奧運會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取代了第6屆奧運會；20年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取代了第12屆和第13屆奧運會。戰爭比體育比賽更能真實地體現國家的力量，因而其破壞也更危險。在這兩場戰爭中，作為奧運會發源地的歐洲近乎徹底毀滅；與其說這是戰爭的結果，不如說是國家的結果。
人類發明了國家這個「利維坦」，然後被國家征服、奴役和毀滅。「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中，把全能的國家比喻成一個無所不想吞食，無所不能吞食的權力怪獸。體育一旦被國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怪獸，它取消體育對人的體格和心靈培養作用，無視體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體育變成一個手段，一種顯示國力和國家權力合法性的方式。這種國家政治化的體育，它吞食本應該屬於全體國民的體育資源，吞食作為活生生個人的體育人員，它也同樣吞食無數普通的‘體育觀眾’，使他們無法有效地扮演自已在‘競賽’中的角色」（徐賁）。
與真實殘酷的戰爭相比，紙上談兵的奧運會只是國家的一場意淫，與其說這些運動員展現了人類的尊嚴和魅力，不如說他們體現了國家的意志，而這也是斯巴達的傳統。事實上，許多國家的奧運觀念仍然是斯巴達式的。對國家來說，這些被權力豢養的運動員與羅馬角鬥場的奴隸角鬥士沒有太大的不同；通過這些賣力的奴隸，權力在取樂的同時，也獲得無與倫比的榮耀。奴隸再完美，也仍然是奴隸，光榮永遠屬於主子。
在薩達姆執政時期，其長子烏代一直擔任伊拉克奧會主席，如果運動員沒有奪得冠軍，他們就會受到嚴刑拷打，遭到懲罰的除了運動員，還有他們的領隊、教練。金日成時代，以體育揚國威被作為朝鮮的國策；今年朝鮮已經傳到第三代，讓朝鮮國旗飄揚在倫敦奧運會就是向金日成主席誕辰100周年的最大獻禮。
三
「現代」的核心理念就是權力與競爭，這種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價值取向構成20世紀以來的人類主流文化；攀比、欲望、冷酷、嫉妒、焦慮、恐懼、仇恨……這些人性弱點被放大到極致，就如同國家主義發展到極致成為極權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成為帝國主義。很多時候，極權主義與帝國主義常常是一碼事。當國家資本主義遇見奧運會時，常常會變成赤裸裸的金牌帝國主義。
在奧運歷史上，最為臭名昭彰的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象徵和平與文明的奧林匹克成為臭名昭著的納粹黨的盛大節日。法西斯第三帝國以奧運會的名義為自己披上了一副和平的面紗。極權主義者不惜鉅資建設各種比賽場館，印製成噸的廣告，宣傳納粹德國「繁榮與昌盛」。
帝國電影大師麗芬斯塔爾為此拍攝了美輪美奐的《奧林匹亞》，這部堪稱完美的紀錄片成為美化極權主義的法西斯美學代表作。麗芬斯塔爾把「奧運會轉化成了法西斯儀式，旁白中不斷出現的‘戰鬥’、‘勝利’字眼，都透露了創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這部影片歌頌整齊劃一的軍隊般的體育精神，從而與法西斯主義在審美上高度統一。鐵血冷酷的納粹軍隊是一支喪失了基本人性和情感的戰爭機器，他們千人一面的無條件服從於領袖，以鐵和血抹殺人類的良知。
反人性的法西斯美學基於人們內心一個可怕願望：尋找救贖和偶像，逃避自由和生活的平庸。和戰爭一樣，奧運會這種國家行為藝術展示了一種可怕的權力，它暗示人們按照國家的意圖去行動去思考——每個人都是國家戰車上一個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只有在國家層面，這個螺絲釘才能產生價值；如果沒有國家，每個人都是毫無意義。
在古希臘神話中，人類從宙斯那裏盜取了火種，因此古代奧運會有一個宗教性的點火儀式。人們在奧林匹亞祭壇上點燃火種後，手持火炬跑遍各城邦，傳達奧運會即將開始的訊息，各城邦必須休戰，忘掉仇恨與戰爭，積極準備參加奧運會的競技比賽。就這樣，火炬成為和平的象徵。在柏林奧運會上，這項古老的象徵和平的火炬第一次被納粹黨點燃；諷刺的是，這支火炬帶來的卻是一場戰爭。柏林奧運會完全淪為納粹德國戰爭預演和全民總動員；3年之後，德國與蘇聯聯手一起瓜分波蘭，整個歐洲變成了國家角逐的戰場。當奧運會度過一個甲子之時，國際奧會不得不為法西斯化的柏林奧運會進行檢討。
從柏林奧運會開始，政治就深深地嵌入到奧林匹克運動之中，納粹滅亡了，但作為納粹主義基礎的大民族沙文主義從此濫觴。這種一種極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對外實現野蠻侵略、擴張，對內貶低、歧視、排斥、強迫同化其他民族，甚至進行種族隔離，種族屠殺和滅絕。大民族沙文主義產生的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個民族）具有強烈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和強大的凝聚力。
無論對內的民族矛盾還是對外的國家矛盾，政治鬥爭在一個全球化的奧運會上無孔不入。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因為蘇伊士運河危機，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宣佈不願和英法兩國同時出現在奧運賽場，拒絕參加奧運會。同時，荷蘭、西班牙和瑞士三國抗議蘇聯匈牙利事件，也拒絕參加奧運會。1972年慕尼克奧運會和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遭到了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抵制。1972年慕尼克奧運會，以色列代表團遭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的襲擊，奧運會與戰爭已經難以分清。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和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成為冷戰的最典型案例，冷戰背景下的東西兩大陣營甚至因為互相抵制而放棄參賽，奧運會變成國家利益集團的家宴。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一些國家進行火炬傳遞時，遭到許多民間團體的阻撓和抗議。
因為一些比賽中兩國政治關係微妙，最後的比賽結果遠超出比賽本身的影響，比如朝鮮與美國、中國與日本、伊朗與以色列、英國與阿根廷。這常常已經不是兩個運動員或者運動隊之間的體育比賽，而是兩個國家在優越感上的較量。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兩次獲得柔道世界冠軍的伊朗運動員阿拉什因為不願意與以色列選手對陣，宣佈退出了這屆奧運會。2008年奧運會期間，俄羅斯突然發起了對格魯吉亞的戰爭，而普京仍在北京的看臺上泰然自若地觀看比賽。在女子10米氣手槍頒獎儀式上，正處於交戰狀態的格魯吉亞和俄羅斯兩國選手熱烈擁抱並親吻對方的臉頰，這一幕令很多人噓唏不已。倫敦奧運會男足比賽中，韓國隊以2比0戰勝日本隊，奪得銅牌。比賽結束後，韓國隊的朴鐘佑舉起「獨島是我國領土」的標語在球場上慢跑，他隨後被禁止參加頒獎儀式。
一個國家產生金牌狂熱的原因有兩種，或者出於民粹主義，或者出於意識形態。如果說英國屬於前者，那麼中國就屬於後者。在倫敦奧運會上，沒有英格蘭人，沒有蘇格蘭人，沒有威爾士人，只有同一個米字旗下的英國人。國家作為現代社會的產物，隨著民族主義崛起而繁榮昌盛，從而成為人類製造的最可怕的利維坦。國家主義後來者居上，最終壓倒了民族主義；或者說，民族主義只有回到國家主義的框架內才能獲得生存。奧運會作為國家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盛宴，民族主義被拒之門外，奧運會因此也成為許多沒有獨立建國的邊緣民族心中永遠的痛。如果說國家是一種軍事集團和意識形態集團的話，那麼民族反倒更體現出文明與文化的色彩。從這一點來說，國家對奧運會的主導進一步消解了人類民族的多元性，相比世博會，這無疑是對文明和文化的反動。
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在雅典舉行，參賽的只有14個國家和311名運動員，奧運會只是歐洲和男人的奧運會；百年之後，到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參賽國家（地區）已經達到204個，運動員超過10000名。奧運會完全變成了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奧運會。作為西方文明的典範，奧運文化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普世文明。
四
如果說現代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話，那麼，奧運會的歷史也是一部現代國家史。百年時間，全世界的國家數量翻了一番，民族獨立城為這一個世紀的世界史主題。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同流合污，蔚為大觀。民族走向國家的同時，人類也更趨於全球化。獨立與自由，正成為全人類的最大認同。
現代的主題是競爭與功利。奧運會放大了這種競爭與功利，或許這就是現代。美國作家詹姆斯•派特森的小說《倫敦罪——奧運驚魂》（重慶出版社）以不可思議的想像力對現代奧運會的提出批判：賄賂國際奧會委員、安保隱患、裁判不公、媒體不顧他人生命追逐收視率等違背奧運精神的醜聞。
可以說，競爭既是政治的特性，也是商業的特性。奧運會在越來越政治化的同時，也越來越商業化，甚至陷入黑金醜聞。在2000年奧運會申辦中，北京以「兩票之差」敗給悉尼，悉尼方面用金錢收買了擁有投票權的兩名奧會委員。類似的行賄醜聞幾乎在每屆奧運會申辦過程都會出現，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就是奧運會越來越成為大國和富國的遊戲，那些小國和窮國只有作陪羡慕的份兒。
1976年的第21屆奧運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天價投入造成10多億美元的巨額虧空，致使該市的納稅人直到20多年後才還清這筆債務。為了15天的奧運會，使全市納稅人負債20多年，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奧運會工程因此被稱為「蒙特利爾陷阱」。
事實上，除了少數幾屆奧運會（洛杉磯和亞特蘭大奧運會），大多數奧運會都無法避免「蒙特利爾陷阱」。大型運動場館投資巨大，維護費用高昂，而利用率卻極低，這種大國之間輪流擺闊的請客活動無疑是一種鋪張浪費。從悉尼、雅典到北京，當初的奧運場館即使不被拆除，也只能閒置荒廢，這種沉沒成本只能讓納稅人埋單。從某種意義上說奧林匹克是一場災難並不為過，很多城市因為民眾務實的反對而放棄了申辦，即使申辦成功的國家和城市，仍不免引發大範圍的民間杯葛和抗議浪潮。
這個世界是不平等的，奧運會同樣的不平等；從某種意義上，這只是一場關於不平等的比賽。民族與國家之間矛盾絕不是一個奧運會就可以解決的，但奧運會無疑一直是這種矛盾爆發的導火索。因為歧視黑人的種族隔離制度，南非長達30年缺席奧運會；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澳大利亞土著選手凱茜•弗裏曼贏得女子400米金牌，這被人們視為白人與土著的和解。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德國隊幾乎沒有猶太運動員，因為都被清洗了。在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上，200米賽跑奧運金牌得主托米•史密斯在頒獎臺上意外地宣揚改善黑人處境，遂被取消金牌。
在莫斯科奧運會上，來自澳大利亞、比利時、丹麥、英國、愛爾蘭、義大利、瑞士、安道爾和西班牙等國的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參加了比賽，他們高舉的是奧林匹克五環旗，演奏奧林匹克會歌。沒有國家，奧運會還在。
在倫敦奧運會上，長跑運動員馬里亞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明星。馬里亞有28位親人死于蘇丹內戰，16歲時他以難民身份到美國讀書和訓練。他不願代表蘇丹出賽奧運會，也無法代表美國。國際奧會最終同意他以獨立人士身份出賽。在上萬名奧運參賽選手中，他是唯一一位不代表任何國家的獨立運動員。馬里亞稱，他要為南蘇丹逝去的生命而奔跑。
當體育不再是為了國家而存在時，體育才是體育，奧運會才會更加純潔。
國家永遠是功利主義的權力機器。當體育遇見國家時，奧運會就成為國家戰車的一面旗幟。成王敗寇的「金牌至上」使奧運會變成沒有硝煙的戰場。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不顧一切推行舉國體制下的金牌戰略，民主德國和蘇聯、羅馬尼亞等國為了在奧運會上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將金牌第一視為整個國家的追求。
在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中，金牌與體育已經沒有任何關係，這完全是一場政治遊戲。東德一度甚至將興奮劑作為國家策略，為了金牌不惜損害運動員的身體和比賽規則，結果造成100多名運動員猝死和無數運動員終身傷殘，許多女運動員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馬修斯在《硬球》中說：「那是一種美化抽象的民眾、卻對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無動於衷、肆意羞辱的體制。」在這種極權主義體制下，只有金牌，而沒有體育，更不存在一個活生生的人——運動員；所有的一切都是權力的延伸和手段。柏林牆倒塌之後，統一的德國更強大了，雖然再也沒有獲得過那麼多金牌，但體育卻回歸了。
金牌永遠不是體育，體育也永遠不是政治。只有在一個畸形的體制下，才會將一切變成骯髒的政治。
五
很大程度上，奧運會只是競技體育範圍內的比賽；相對而言，商業體育與大眾體育才是體育的主流。在商業體育和大眾體育被窒息的國家，往往會將競技體育看作救命稻草，以維護體育和政治的面子。在金牌崇拜下，最缺少社會基礎的項目，如體操、跳水、舉重、帆船、擊劍、射擊，常常會作為國家戰略而得到大量支持，這種心態完全是一個國家對民眾不負責任和政治自卑的體現；國家得到了最多的金牌，卻與民眾和體育沒有絲毫關係。對金牌體育的狂熱和奧運舉國體制其實傳遞的是國家的極度焦慮——權力當局對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試圖以金牌和「勝利」來營造成功、強盛、優越的權力合法性。一個個運動員都只是維護暴力極權合法性的祭品，一塊塊奧運金牌的唯一作用不過是彌補權力合法性的缺失，粉飾政治的不正義。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1988年漢城奧運會都是最具歷史節點的——專制的歷史即將走向終結。在一種夕陽西下的迴光返照中，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權力陣營將奧運會變成「舉國體制」的展示台。蘇聯以55枚金牌擊敗美國成為金牌第一名，東德與美國均獲得37枚金牌，但東德人口只有美國的1/20。無論從人口上還是經濟上，西德都比東德強大很多倍，但只獲得11枚金牌，不及東德的1/3，就連蕞爾小國的家匈牙利（11枚金牌）、保加利亞（10枚）和羅馬尼亞（7枚）也遠勝歐洲大國法國、義大利。奧運會結束之後不久，這些金牌大國如果服用春藥過量的嫖客，無可奈何地走向崩潰，很難說清楚金牌與國家之間，誰為誰陪葬。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火熱的漢城之夏，來自古希臘的奧運聖火不僅帶來了體育文明，也帶來政治文明，韓國——這個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的東方國家實現華麗轉型，蝶變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不得不承認，奧運會改變了一個國家。
柏林牆倒塌之後，中國幾乎成為全世界碩果僅存的「共產主義接班人」，或者說，是唯一一個依然健在的「老大哥」。中國不僅繼承了蘇聯的航空母艦，也繼承了蘇聯和東德的金牌舉國體制。在中國眼中，奧運會就是一場戰爭，而對手就是象徵人類普世文明的美國。這種不可思議的「冷戰」思維促使中國奧運金牌工程成為一種變相的國防偉業，正如一名中國體育官員（魏紀中）直言不諱：「奧運會是文化戰的一部分。中美文化戰中，單就文化而言，中國非常弱，唯一能與美國較量的就是體育領域。」這其實傳統意識形態中「階級鬥爭」思想的殘留。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徐寅生因為打球而雞犬升天，遂寫了一篇《關於如何打乒乓球》的論文，說要帶著敵情訓練，要把乒乓球當做蔣介石的腦袋來打。因此頗受毛萬歲青睞。
一個四肢發達的體育運動員因為體育比賽和金牌而封官加爵，這也是體育政治化的極端體現。在一種狂熱的權力崇拜和政治迷信下，體育精神蕩然無存。正如北韓運動員崇拜金太陽，中國運動員也有自己的太陽。毛萬歲早已成為一個幽靈，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他具有無限的力量。孔令輝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奪冠時戴著毛萬歲的像章，此後中國隊奧運出征前都要到韶山朝聖，以獲得毛萬歲的保佑；林丹奪冠後更是將一切成勝利歸功於毛萬歲的在天之靈。
值得一提的是，魏紀中所說的體育領域並不是商業體育和大眾體育。作為商業體育的代表，從謝亞龍到南勇，中國足協與中超聯賽已經完全黑化腐爛；大眾體育則聊勝於無。因此，金牌導向下的競技體育就成為這個國家眼中的面子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面子是存在的根本，無論裏子怎麼爛，只要有一個鍍金的面子，那就會感覺自己真的修成了金身。
就中國文化傳統來說，既跟奧林匹克沒有任何淵源，甚至與現代體育也沒有什麼緣分。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中國派出140餘人的代表團參加了30個比賽專案，幾乎都沒有通過初賽，也沒有取得獎牌。但中國武術第一次出現在奧運會，甚至令希特勒都倍感驚奇。如果因為未能獲得獎牌而嘲笑中國「東亞病夫」，無疑是十分淺薄的。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都有「不爭」的傳統，這其實也是奧運精神的真正內涵。
除過武術多少與強身健體的現代體育有些關係，在中國文化中，幾乎難以找到其他可以叫做體育的遊戲，除過雜技、拔河、秋千、舞獅、龍舟等民間運動，中國真正的全民運動是麻將——一種玩心眼鬥心計的「高雅遊戲」。與古希臘文化對身體和力量的崇拜相反，中國傳統文化是極其鄙視身體的，中國人對服裝的功用主要是為了遮擋「醜陋的身體」。中國推崇「勞心者」而輕視「勞力者」，因此體育在中國從來都是低賤的事情。這種鄙視與古羅馬的奴隸角鬥士制度頗有相似處。
諷刺的是，在金牌這個政治面子的緊迫需求下，對體育一點兒也不感興趣的中國愣是成為金牌專業戶。事實上，這完全依賴於一大群來自社會最底層、吃苦耐勞、嚮往國家包養福利的窮人和他們的孩子。一旦體育被納入權力體制，特別是在一些機械刻板苦力的邊緣比賽項目上，中國依靠用之不竭的國民財富，其所取得的進步和成績往往令世人驚歎不已。但這種金牌上的「成功」並沒有改善中國在國家層面的失敗——無論是國際外交還是競技場上，中國遭遇到普遍的敵意和偏見。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國際奧會只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為中國合法政權，直到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正式取代了「中華民國」。臺灣當局一度退出奧運會，直到後來取得了「中華臺北」的名義，但始終拒絕使用「中國臺北」。1984年，中國派出225名運動員的龐大代表團參加了洛杉磯奧運會，從此開始一場奧運史上空前絕後的揮金如土的金牌征途。
六
有一種說法，說中國沒有體育，只有政治意義上的金牌，因為體育是一種審美，是強身健體，是對身體的尊重與崇拜，而不是其他。
中國體育總局科研所研究員李力研披露，中國為1988年漢城奧運會投入約10億，到2000年悉尼奧運時已漲到50億。雅典奧運備戰4年約耗費200億，按中國奪得32面金牌計，每枚金牌成本超過了6億。為了金牌，中國政府「走出去請進來」，幾乎將全世界優秀的體育教練盡收囊中；如果可以購買運動員，想來中國一定是全世界最慷慨的買家。中國游泳隊為澳大利亞教練伍德支付了高出數倍的天價高薪，果然出現了葉詩文和孫楊這樣的「天才」。僅孫楊一人海外訓練的投入就在200萬元以上，而他的整個訓練團隊兩年多海外訓練的總費用近千萬元。伍德說：「中國在這個項目上投入了很多錢。我樂意與他們合作。中國人的哲學是，他們想要做到最好。」
相比之下，在大多數體育傳統良好的正常國家，一方面體育比賽完全由個人和民間承擔；另一方面體育仍是一件業餘性的運動，很多運動員有他本身的職業，或者小商人，或者教師，依靠比賽謀生的職業運動員並不是主流。
以美國為例，除了籃球運動員之外，美國的絕大多數奧運會運動員都是業餘運動員，他們自費參加俱樂部訓練，自費聘請教練，自費參加奧林匹克選拔賽，僅僅是入選後為參加奧運會，才由美國奧會贊助機票和食宿，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報酬。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上，7名哈佛學生代表美國隊來到雅典，力助美國勇奪金牌榜第一。接下來的116年，總共有222位曾在哈佛就學或執教者以運動員、教練或組織者的身份參加過冬季和夏季奧運會，其中有77位獎牌獲得者，共奪得43金40銀20銅。參加倫敦奧運會女子1500米比賽的美國田徑運動員Shannon Rowbury畢業於杜克大學，本科主修英語與戲劇，碩士則是電影研究與女性研究。
一些成功的運動員可以通過商業比賽或商業代言獲得不錯的收入，但大多數運動員在成功之前是很艱辛的：新西蘭一跆拳道運動員為籌奧運經費開妓院；以色列一射擊選手開網店賣T恤獎牌賺路費；美國花樣游泳女隊因無政府資助，被迫以賣藝賺取比賽經費；日本一射擊選手在運動場當清潔工來減免訓練費……
美國體操新秀蓋比•道格拉斯在倫敦奧運會女子體操比賽獲得兩塊金牌，成為奧運體操史上的首位黑人全能冠軍，但蓋比所有的費用都由自己的母親承擔，家庭甚至因此而瀕臨破產。蓋比的媽媽感歎：「體操是一項很昂貴的運動。」事實上，體育從來就是一項貴族遊戲，而蓄養職業運動員向來都是大財團和國家的專利。
比起道格拉斯來，羅德的奧運之旅更加「神奇」：奧運會時，她買了去倫敦的機票，結果航班被取消了。只好重新再買一張機票，不幸又被自家小狗把票吃了。最不幸的是在比賽頭一天晚上，比賽用槍竟然在車中被盜……32歲的吉姆•羅德在決賽中拿著當地社區贈給她的槍出戰，一舉打破奧運紀錄，奪得女子雙向飛碟冠軍。
在憲政民主體制下，因為無關大眾福祉，國家一般在奧運會上的公共投入也要小得多。2003年日本運動振興基金會對競技體育的支援和投資為9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500萬元。備戰奧運會4年的經費合2億多人民幣。韓國直到取得1988年奧運會主辦權後才設立了體育部，每年國家投入為150億韓元，約合1億多人民幣。對商業足球發展極為成功的英國來說，奧運項目主要資金來自1994年創立的國家彩票基金。
金牌大戶蘇聯帝國參加過9屆奧運會，5次獲得獎牌榜第一，其餘4次獲得第二，一時風頭無兩。這種政績輝煌並未改變整個帝國覆滅的命運。回歸俄羅斯時代之後，即使普京被諷為「新沙皇」，也無法挽回體育的政治作用迅速降低，俄羅斯政府每年的體育經費只相當於1億多人民幣；從雅典奧運會後雖然有所增加，但每年也不超過2億人民幣。雖然投入與成績有關，但金牌並不全是燒錢就可以得來的，俄羅斯人取得一枚奧運金牌的投入成本大約是2500萬元人民幣；相比之下，中國人的金牌代價要高出數十倍，BBC說「中國培養一位運動員要10億人民幣」。
作為真正的體育大國和奧運強國，美國素來不願在競技體育上「浪費」納稅人的血汗錢。同大多數正常國家一樣，美國奧會也屬於民間組織，沒有來自美國政府的一分錢投入，所有的資金均來自社會、團體、和企業等的贊助。在取得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主辦權之後，美國首次頒佈新體育法，資助美國奧會3600萬美元，整個雅典奧運會，美國政府投入達到3．8億美元，但這筆鉅款也僅相當於中國投入的1/20。眾所周知，無論在成績上還是金牌數量上，中國常常不及美國。
七
從歷史角度來說，中國的金牌崇拜與奧運狂熱或許來自於「東亞病夫」情結。這種自卑導致對西方文化的極端功利化崇拜，比如對諾貝爾獎和奧斯卡獎的病態渴望。
中國過分看重國際比賽的成績，其實只是把它當作一種「名分」；從深層次上來說，是面對西方世界的劣等感和自卑感在作祟，這是近現代以來中國始終拒絕世界而作為世界的「他者」的結果。對中國來說，天下有兩個「世界」：中國與西方，甚至是中國與世界（外國）。事實上，這種心態也普遍存在于日本和韓國。倫敦奧運會期間，新余劉先生觀看奧運會吊環比賽時，因懷疑裁判不公致陳一冰屈居亞軍，盛怒之下將電視遙控器摔個粉碎。正洗衣服的妻子見狀溫順地勸慰了幾句，竟被其責駡是「賣國」「漢奸」，還挨了一頓暴打。
這種「東亞病夫」情結完全是現代全球化的產物，其起源於19世紀末期，一些中國啟蒙思想家以此批評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晚清天朝體制。在當時的一個現代世界體系下，女真皇權統治下的古代中國暴露出在政治上的嚴重落後，政權的合法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東亞病夫」原指國家意義上的中國，而不是個體意義上的中國人。傳統的東亞文明體系隨著中國的沒落而崩潰，現代世界進入到西方文明語境之下，中國被逐漸邊緣化。從「東亞病夫」到「開除地球球籍」，這些外來壓力使中國開始了融入世界主流的過程。聯合國和奧運會接納了中國，但這種語境仍然是西方式的，中國只是這個現代文明體系的過客和看客。換言之，中國從未進入到現代世界體系的主流之列，更缺乏相應的話語權。
從深層結構上，現代中國仍然是那個傳統的功利主義中國；中國無意於創建一個東方文明體系，而是致力於在內部維護一個傳統的權力秩序。這種權力語境完全是中國式的外圓內方，所有的一切——包括體育——都只是權力的延伸和展現，每個人都只是權力的工具——運動員也不例外。事實上，比起天文數字的金錢投入來，作為國家工具和權力載體的運動員所付出的代價更加令人痛惜。
在奧運賽場的輝煌背後，中國各地體校中無數「被國家選中」的兒童需要承受每天數小時的魔鬼訓練，這些遠離家人的孩子從小就與世隔絕，過著軍營加監獄般的生活，甚至沒有休假。他們唯一的價值和希望就是長大後能實現冠軍夢，為祖國爭光。這些被國家利用的「職業運動員」形同孤兒，不能接受正常的文化課教育，更不用說家庭溫暖，因此造成普遍的職業缺陷和人格缺殘，釀成個人和社會的悲劇。23歲的林清峰在倫敦奧運會上獲得舉重金牌，6年來他的父親第一次看見兒子，還是在電視上。這是怎樣的悲情與殘忍。
孫楊和葉詩文名利雙收，甚至要為他們塑像。然而一將成萬骨枯，在成功的金字塔下面，是更多的失敗者，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可想而知。即使那些幸運兒，一旦對國家失去了利用價值，其結局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曾經獲得過世界技巧錦標賽冠軍的中國運動員劉菲說：「我現在真是後悔走上體育這條路。鮮花、掌聲、鮮豔的紅旗已經離我遠去。站在世界冠軍領獎臺上的時候，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當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艱難生活的開始。我沒有房子住，沒有工作幹，沒有基本的生活費……」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素有「小奧運」之稱。中國國家體操隊運動員張尚武曾在2001年北京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上奪得男子體操團體和吊環兩枚金牌，2003年因落選雅典奧運會。退役後的張尚武無以為生，多次行竊入獄。刑滿釋放後，張尚武輾轉石家莊、天津、北京，仍然只能以賣藝乞討為生。
雖然中國幾乎沒有幾個人練習跨欄，但劉翔卻因為跨欄成為「國家英雄」，甚至「黃種人的驕傲」，進而紅袍加身成為人大代表。從2008年開始，劉翔從一個運動員變成了富豪和明星，「劉翔」作為商標已經被註冊了34次，體育反倒成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劉翔專用的比賽號碼——1356——被解釋為13億人和56個民族；就這樣，劉翔「代表」了中國。當一個奔跑者淪為權力和金錢的棋子後，他也就失去了自由。「始於12秒87，終於12年8月7日。」在倫敦賽場，與北京奧運會如出一轍，劉翔戲劇性地倒下了……「劉翔曾經的輝煌給舉國體制一個盾牌，如今，這個盾牌會因為失敗而被萬箭穿心」（風青楊）。《東方衛報》在頭版推出這樣的標題：「劉翔知道，央視知道，領導知道——只有觀眾在傻等見證奇跡的時刻。」《蘋果日報》的標題是「劉翔假跑，主播假哭，領導知情，玩弄13億人。」當國家電視臺一班人為這場煽情大戲如喪考妣時，體育不僅政治化，而且娛樂化了，運動員越來越像演員，奧運會越來越像奧斯卡。
八
在歷史上，中國權力傳統從來都對健康的身體充滿忌諱和仇視，對男性生殖器摧殘的太監制度和對女性雙足摧殘的纏足習慣源遠流長。當體育這種張揚身體之美和健康之美的現代文明進入陰暗的權力體系後，體育就變成一場病態的摧殘運動。
在金牌生產線上，一些女運動員變得比男人還男人，從而喪失了女性功能；殘酷的訓練使很多運動員長期傷病纏身，甚至終身殘疾。劉翔在奧運會上腳跟腱斷裂，有專家稱其極有可能在輪椅上度過後半生。事實上，因為過度的訓練和比賽造成身體殘疾的大有人在，體育成為「職業病」的最大製造者，甚至說體育竟然使人殘疾，這無疑是權力對體育最大的嘲諷。
與政治運動狂熱的相比，中國對體育運動會的狂熱毫不遜色。從全國運動會、全國體育大會、全國少數民族運動會、全國農民運動會、全國城市運動會，到全國大學生運動會、全國中學生運動會、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全國老年人運動會、全國冰雪運動會、全國水上運動會，再加上奧運會、亞運會、青奧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東亞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大概全世界都沒有像中國這樣「運動狂」、「比賽狂」、「金牌狂」和「焰火狂」。
在公民和公民權利缺失的政治格局下，好大喜功的國家權力根本不受法律和道德的控制，為了虛榮攀比常常不惜一切代價。據統計，2008年北京奧運會總投入逾3000億人民幣（420億美元），超過現代奧運誕生108年來所有奧運會投資的總和。有民間調查後認為實際花費達13700億元，比3000億翻了兩番。2010年廣州亞運會的總投入2577億元，比之前的北京亞運會高出50到100倍。2011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總投入超2000億元。
深圳在世界大運會期間，嚴厲的安保措施令偌大深圳猶如鬼城，港媒稱深圳在擺「空城計」。不僅8萬多名上訪人員等「治安高危人群」被驅離深圳，還強拆「中國油畫第一村」大芬村，更不用說菜刀實名制，以及對人流物流的非正常限制。
在同樣的金牌政績排行榜上，如果說奧運會是國家的狂歡節，那麼全運會就是中國各地方諸侯的權力大比拼。一個個巍峨怪異、大而無用的比賽場館就是地方土皇帝的金字塔。在道德淪喪的中國，體育和比賽似乎正成為一種宗教，其實真正的宗教是金錢和權力。諷刺的是，這些金錢和權力本身就是不正義和不道德的結果。
體育比賽加上官場的競爭傳統，中國全運會將體育徹底中國化和官場化。從2001年廣州九運會開始，全運會就被稱為「錢運會」（不是慘死的中國村長錢雲會）。體育比賽場館建設越來越氣派，開閉幕式越來越豪華。2009年的第11屆全運會在濟南舉行，2000億的可怕投入使其與北京奧運會亦不遑多讓。如今第12屆全運會再次迫近，作為主辦者瀋陽面對天文數字的「錢運會」災難，不得不發動公權力對底層群體進行劫掠式罰款，以此斂聚不義之財。比如超市賣牙籤，沒有森林砍伐證罰5000，豆腐作坊員工不戴口罩罰5000……此舉引發全市大規模商鋪罷市。這使人很難相信僅僅是為了一場體育比賽。
作為火藥的原創地，中國人對火藥的最大用途不是殺人（雖然也沒少殺人），而是製作煙花。對權力來說，沒有什麼比絢麗多彩轉瞬即逝的昂貴焰火更能顯示其榮耀與奢華。從某種意義上，中國不僅將運動會變成了開幕式表演，甚至變成了焰火表演。北京奧運會時，媒體稱「本屆奧運會燃放的煙花數量為歷屆奧運會之最，總數達12萬多發，是以往所有28屆奧運會燃放的總數的4倍，創世界吉尼斯紀錄」；這個記錄只保持了2年，到廣州亞運會的開幕，「燃放煙花總數為16萬發，比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多，而其中三項特別的創意將申請吉尼斯紀錄。」 令人費解的是，倫敦開幕式的焰火同樣驚心動魄富有創意，同樣從中國採買，卻只花了區區60萬，相比北京開幕式焰火費用的1800萬，只有後者的1/30。
作為全球最為揮金如土的政府，巨大的運動會支出一方面營造了權力的浮華與虛榮，更重要的是創造了揮霍與分肥的良機。中國官方記者紛紛抱怨倫敦奧運村飲食昂貴，而當年在北京奧運會1美元可任意吃喝。北京奧運會發放的免費礦泉水，就足夠叫英國政府破產。英國《每日郵報》爆料，在倫敦奧運會期間，中國體育官員一頓午餐的花費就達44660英鎊，合人民幣45萬元，僅一瓶軒尼詩就將近2萬英鎊。這種奢靡令西方文明世界一片譁然，其實這在權力腐敗無處不在的中國根本算不得新聞。
九
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始，中國終於夢想成真成為金牌大國，但這一切成功與每一個中國人似乎沒有絲毫關係，人們更關注的是中國正成為環境污染和食品衛生雙重失控下的「癌症大國」。「德國之聲」認為中國的「舉國體制就是全民‘讓球’」，為了少數富人的特權而損害大多數窮人的體育福利；舉國體制是一個由明星運動員、天價教練和腐敗官僚三位一體的利益集團，金牌給運動員和教練帶來巨大名利，給官僚帶來官運亨通的政績，舉國體制成為既得利益群體的權力鴉片。中國體育訓練的「舉國模式」其實不過只是國家民退、國強民弱的權力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中國模式」的一種投射。在倫敦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一群真實的「白衣天使」和「病床」上的孩子最為引人矚目。英國的醫療系統在世界各國中率先實現全民免費醫療，這也是英國人最引以為榮的，而在中國，免費醫療仍然只是少數人富人的特權。當大多數公民老無所養，病無所醫時，再多的金牌也證明不了這個國家「沒病」。從「英國病人」到「東亞病夫」，「幽默」變成了「黑色幽默」。
就體育而言，大多數中國人或許一輩子都沒有踏上過塑膠跑道，很多縣城連正經運動場都沒有，而學校機關的運動場很少對社會開放。日本的人均體育場面積是19平米，中國是1.04平米，且基本都是學校的體育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與日本相差10歲。據說美國90%的人會游泳，公共泳池遍佈大小城鎮；而中國會游泳的人不到10%，北京一場暴雨就使許多人在回家的路上被活活淹死。有調查顯示，參加課外體育活動的初中生，日本65.4%，中國僅8%。中國體育人口與人均體育器械均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人民日報》不得不承認：「我國青少年身體形態方面與日韓存在差距；身體素質方面，我國青少年明顯落後於日本青少年」。中國官方剛剛發佈的《「健康中國2020」戰略研究報告》中指出，最近15年，中國人的患病次數增加了20%，而超過80%的成年人從不鍛煉身體。
柏林牆倒塌之後，統一的德國回歸體育文明。遠離金牌的體育才是一個真正的體育大國。如今的德國民間體育活動非常發達，德國體育聯合總下屬分會達到85000個，註冊會員超過2600萬人，占到總人口的32%，經常參加運動的人有1200萬人，這才是真正的全民體育。在三個代表的中國，每一個的思想、意志和感情都已經被國家「代表」，比如「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之類；最終，連每個人的身體都不例外，正如崔永元所說：「一個用舉國體制搞體育的國家，說白了就是國家圈養一些運動員代表你鍛煉身體，把大多數本該用來全民健身的錢都挪用了。鍛煉身體這事兒能由別人代表嗎？而且體育舉國體制是特殘酷的一件事，背後滿是骯髒和腐敗。」
不可否認，體育——特別是奧運會——對提升國家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金牌並不一定是加分，有時甚至恰恰相反。中國在最近幾屆奧運會上一直名列金牌榜前茅，甚至大多數奧運會比賽用品和紀念品都是「中國製造」，無奈這些「中國現象」對改善中國形象助益不大。據數年前關於國家品牌價值的一項國際調查顯示，「德國製造」的價值約為4.5820萬億美元，相當於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67%；「美國製造」的價值高達17.8930萬億美元，列全球第一；其後是「日本製造」，價值6.2050萬億美元左右。此外，「德國製造」不僅指德國的機械設備或汽車更好賣，而且來自德國的管理人員也會比來自土耳其或南非的經理更容易謀到職位。與之相比，中國則擁有一個商業「低價」的國家形象。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製造常與低價、劣質相聯。經濟學上有個規律，即壟斷者參與市場競爭必敗。這也正好印證了一個常常被人忽視重要細節，即一般外國體育明星代言的多是價值極高的奢侈品牌，而中國運動員代言的多是大眾化甚至低可信度商品，比如國產奶粉。
對缺乏體育傳統的中國來說，對金牌和名次的瘋狂崇拜不僅體現在國家層面，也廣泛的反應在社會層面。這種畸形的等級心態與中國教育體制下應試教育和分數崇拜一脈相承。中國教育消磨了一個人對學習和思考的樂趣，甚至刪除了人格本身，教育成為愚民的洗腦。最為典型的當推蘇聯帝國發明所謂「奧林匹克數學競賽」。老大哥覆滅之後，「奧數」在中國終於發揚光大，幾乎成為一種摧殘中國孩子的狂熱的邪教。在同一種體制下，金牌體育扼殺了體育的樂趣，玷污了體育和公民的尊嚴，使體育成為對身體和個性的摧殘，運動員只是國家體制下的一個比賽機器，或者說是國家機器上的一個小小齒輪。
最為諷刺的是，一方面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少年體校，另一方面大多數學校卻常常取消體育課，原因是體育不是高考科目。如果仔細打量，就會發現中國的金牌體育也恰好是與中國教育雜交的結果。少年體校就是國營的金牌製造廠，正如大學是國營的文憑製造廠。作為中國體育的真正成功者，姚明曾說：「體育在很多時候體現的是我們這個社會公民的價值觀，如果一塊金牌可以超越我們的價值觀的話，那我只能說我們的價值觀比金牌低。
在一個虛榮大於一切的國家看來，除過金牌和名次，體育什麼都不是，而運動員只是一個「獎牌機器」或者「機器人」。這種國家主義功利完全扭曲了體育精神，讓體育變成一場金牌囤積比賽。在4年前的北京奧運會上，金牌數量第一的中國幾乎囊括了大多數缺乏商業基礎和大眾基礎的邊緣項目，但在奧運會主流的田徑和三大球（足球籃球排球）專案上，中國幾乎從來都不在現場。在倫敦奧運會上，美國從三大球上獲得3塊金牌，而中國隊基本與倫敦無緣，這才是體育的真相。從某種意義上，充分展現人類才智和社會組織能力的足球、籃球、排球（或許還包括橄欖球、棒球和冰球）才是真正的體育。相比之下，許多金牌項目只是馬戲團裏的雜耍表演。中國傾舉國之力，以巨額金錢堆砌的職業運動員去擊敗一個自費的業餘選手，豈止是勝之不武。從這種投機取巧欺軟怕硬的金牌策略來說，所謂金牌大戶其實也僅是一個數字上的金牌大戶，跟真正主流的體育和體育大國一點邊兒都沾不上。
十
從本質上來說，體育是每個人的事情，或者說體育應是一種最草根的人類運動，但這種運動一旦進入國家主義的語境，就被強行體制化了；體育被消除了草根性和參與感，被異化為用來觀賞和比賽的精英行為，體育因此不在人間。這種金牌體育與登月計畫一樣，只是對權力美學的錦上添花，而不是對大眾健康和社會審美的雪裏送炭。
奧運會有句名言：體育不分國界。然而運動員卻是分國界的。在國家主義主導下，體育完全淪為一種政治工具和權力手段。除過權力、技術和金錢，還有許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幕後交易，一切都是為了在奧運會上「為國爭光」。倫敦奧運會女子舉重63公斤級組決賽中，哈薩克斯坦選手邁婭-馬內紮以總成績245公斤打破了奧運會紀錄並奪得冠軍，她與女子舉重53公斤級冠軍祖爾菲婭一樣都是來自中國的「交流選手」。祖爾菲婭原名趙常玲，邁婭-馬內扎原名姚麗。「我只是隨家人在中國短暫生活過10年，我的心代表的是哈薩克斯坦。」詭異的是，與「邁婭-馬內扎」角逐金牌的中國選手周俊完全是個毫無實力和經驗的「菜鳥」，而且有嚴重傷病；直到踏上飛往倫敦的飛機，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穿上中國隊隊服的。
在權力社會越來越被權利社會取代的當下世界，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權力集團正將奧運會變成一場中國權力秀。在舉國體制下，體育不再是一種純粹的運動，比賽不再是一種民間性的活動，金牌完全變成了中國崛起的象徵。金牌第一就是要證明中國第一。奧運會本來只是一場民間性的體育運動會，但在報導倫敦奧運的7000名記者中，來自中國的記者就占三分之一，而且他們無一例外的都屬於中國官方。
當體育變成國家行為時，一切都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政治在中國從來都是陰謀、勢利和冷酷的。1996年，離開「馬家軍」的王軍霞出人意料地獲得亞特蘭大奧運會女子5000米跑金牌，這位中國最出色的田徑運動員被譽為「東方神鹿」。然後當她回到中國後，等待她卻是「死亡威脅」；儘管她年僅23歲，正處運動黃金期，但不得不黯然退役。2000年悉尼奧運會，中國賽艇選手被測出興奮劑陽性，加上之前中國游泳隊興奮劑醜聞，使「惟金是圖」的中國參賽者集體蒙羞，以至於葉詩文獲勝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仍是「你是否服用了興奮劑？」
在權力語境下，體育完全淪為不擇手段的金牌政績工程，「一金遮百醜」。中國羽毛球隊因為故意輸球遭到嚴厲懲罰，始作俑者李永波在林丹獲勝後竟然將5枚別人的金牌掛在自己脖子上。同樣兩個中國選手，易思玲得了金牌，喻丹得了銅牌，但得到的待遇卻天壤之別，國務院發的賀電上沒有喻丹的名字，CCTV連一個喻丹的特寫鏡頭都沒有。有網友說：「在這個不懂得尊重的國度裏，除了金牌本身，沒有任何偉大」。兩屆世錦賽冠軍吳景彪在男子舉重56公斤級決賽中僅獲得銀牌。面對國家電視臺的鏡頭，吳景彪突然情緒失控，連連鞠躬道歉，痛哭流涕地說，「我有愧於祖國，有愧於中國舉重隊，有愧於所有關心我的人」。女子雙人3米板金牌得主吳敏霞的母親為了讓她專心訓練，竟將自己患乳腺腫瘤的事情隱瞞了8年之久，就連外公外婆去世也瞞著她。據說在一場比賽進行時，某地方官員和媒體將參賽運動員的農民父母接到縣城賓館觀戰，結果該運動員未獲金牌，官員記者遂扔下一對老人離去。
體育是一種共同的人類語言，體育的存在不需要國家；體育的最大基礎是身體，體育的最大共識是人類；只有在一個國家主義壟斷一切的地方，體育才淪為國家的一部分，從而失去了體育自身的獨立性。作為中國體育的另類，丁俊暉和李娜為人們展現了真正的體育精神——遠離國家和政治。曾獲得法國網球公開賽女子單打冠軍的李娜說：「我打網球不是為了國家。」面對無數狂熱的愛國主義者的批評，李娜毅然離開中國國家隊，以德國等海外為基地，憑藉一己之力成長為世界一流選手。在倫敦奧運會上，李娜雖然鎩羽而歸，但她很快就在美網決賽中證明了自己真正的實力。比賽顯示了人類對公平的理想與崇拜，站在奧運賽場，每一個運動員都應當為自己作為人類公民為感到驕傲；這裏沒有政客和陰謀，這裏也沒有戰爭與集中營，只有從體育層面上，人權才真正的顯示出其普世的魅力。
印度參加奧運會的歷史要比中國悠久得多，但獲得的獎牌卻屈指可數，這倒充分體現了「重在參與」的奧運精神。作為人口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大國，印度沒有獲得一塊金牌，甚至連一點努力都沒有，幾乎對奧運會視而不見。它既不支持也不阻擋本國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實際上，印度完全稱得上一個體育大國，板球運動具有極廣泛的社會基礎，而瑜伽更是成為中國城市白領的時尚運動。與印度類似，加拿大也總是獲得很少的獎牌，但在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加拿大人更熱衷體育，跑步、游泳、打球、划船、溜冰、滑雪……體育和休閒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生理本能。國家對體育正常介入應當是公共體育設施的投入和開放，而不是不擇手段地從外國人手中搶來更多的獎牌。可以說，只有身體健康的人心理才健康，金牌下的身體常常是扭曲的，而這種扭曲完全來自于人們心理的病態。王軍霞曾經在她的微博上轉發了這樣一段話：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不在於能不能辦奧運、能不能辦世博、能不能辦亞運，也不在於能買多少美國垃圾國債，更不在於能去國外幾十億幾百億的下訂單，而是在於讓公民坐在家裏不會被燒死，上街擺地攤不會被扇耳光，走路不會被李剛家的寶馬撞，想吃什麼都不用擔心會有毒…….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