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9日訊】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經濟持續的下滑，這種下滑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矛盾和形成了中共黨內高層的鬥爭。鬥爭的原因在於經濟下滑的原因如何而來？以及如何去處理這個經濟危機？這就突顯出了共產黨內在十八大之前的黨內鬥爭。這就涉及到政治鬥爭、人事安排和經濟發展路線的鬥爭。那麼同時突顯出中共當局和中國民眾之間的巨大矛盾，這場鬥爭還會持續到十八大之後。

我們現在看看中國的經濟現狀如何？8月23日匯豐銀行公布了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跌到了47.8，那上個月呢49.3。50是個中間點，超過於50經濟是發展的，低過於50經濟是收縮的。這一個8月份的數字，已經表明中國的經濟已經連續10個月處於萎縮狀態，顯示出中國的製造業持續面臨著困境。

同時，匯豐銀行還公布了8月份出口訂單指數降到了44.7，低過於於7月份的46.7，這創造了2009年3月份以來最低的水平。這就表明歐美等主要市場的經濟困境，繼續給予中國出口帶來壓力。8月份的就業指數是持平到47.7，連續6個月低過於50的分水嶺，這個報告表示，一些跡象顯示越來越多表明中國的沿海企業開始裁員和關閉工廠。所以這個報告說，現在是中共當局更加密切的關注就業市場的時後了。

對中國的經濟持續的這樣10個月的下滑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呢？清華大學管理學院的副教授程致宇表示，一些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按照有其他的經濟指標構成的指數計算，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實際增長僅僅是4%到5%，並不是中共所講的7%到8%。

在2011年，中國9.2%的GDP增幅當中，有5個百分點是來自於投資，這就意味著如果中國今年要修的道路、橋樑、公寓以及別墅、高樓大廈，僅僅和上一年持平的話，那麼今年中國GDP增幅將會下降5個百分點。在投資不能創造足夠回報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倚賴投資水平就要越來越不斷的上升，也就說不斷的加大投資才能把GDP往上升。而這個中間實實在在因為中國的投資效率非常的低，所以造成中國的GDP實實在在的每年只有4%到5%，並不是8%到9%。

在過去一週，有兩個非常顯著的事情，表明中國的失業率在增加，並且擴散到白領。第一個中國阿迪達斯（adidas）宣布，在今年10月31日，正式要關閉他們在中國的唯一的一家直属工廠，也就是阿迪達斯蘇州有限公司。第二個就是美國的摩托羅拉(Motorola)移動公司開始大規模的裁員，在北京地區就裁員裁到700人，涉及到軟件設計、測試和維護、硬件設計等各個部門，有的甚至整個部門全部裁掉了。這些被裁掉的員工已經拉起橫幅提出抗議。

在當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製造加工業不景氣，有三個明顯的特徵。第一，所涉及的行業相當普遍，涉及到汽車、電子、紡織、衣服製造、製鞋、玩具等行業。第二，企業關閉的數量成倍的增加，2012年上半年，企業倒閉率從過去的3%到5%上升到8%到10%。有的專家預測， 明年的企業倒閉率將達到15%到20%，按照每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平均有50萬家企業評估的話，那麼試算20%倒閉率，那就有300萬家企業明年要倒閉。而明年真正倒閉數字實際上遠遠要超過300萬家，這將可能是中國企業倒閉的一個高峰。

第三，行成區域性危機。中國廣東東莞是世界工廠的一個樣板，它是珠江三角洲很重要的一個城市群，專門在做加工生產出口，但是2012年上半年它的經濟增長只有2.5%，是全省倒數第一。其中東莞沙田鎮這一個鎮裡面經濟增長是負11.6%，根據這樣的推算，珠江三角洲這些企業會繼續的、不斷的倒閉下去，整個珠江三角洲將會變成空三角，很可能珠江三角洲面臨製造業的大逃荒。但是要知道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全國超過4千萬家，是占了中國企業的90%，而它吸納的就業人口也超過80%以上，那麼大批的企業倒閉的話，也就涉及到中國大量的失業人口增加。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中國的庫存率又非常的高，也就是說過去8年以來所急遽擴大生產的產品沒有賣出去。經過30年發展之後，中國經濟正遭遇到一個非常陌生的問題，就是說沒有賣出去的產品大量積壓，積壓在哪裡呢？商店、銷售商、工廠的倉庫裡邊。

這些生產過多的商品就包括鋼材、家用電器、汽車、公寓、高樓大廈，這個就已經非常嚴重的阻礙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導致了中國經濟下滑。所以最近為什麼在中國發生一系列的家電價格戰，把家電推上市，削價，希望能夠賣出去獲得一點成本收回來。這場戰爭已經延伸到了美國，美國不久前就在洛杉磯地區，在《世界日報》上登了大廣告，說中國的太陽能板，放在屋頂上的太陽能板，可以免費的給你家庭安裝，不收一分錢，並且還給你25年的保障。我想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生產太多了，賣不出去了，那不如拿到美國來打開市場，為今後的太陽能板市場在美國建立一個品牌和一個市場，所以對美國來推銷。

現在中國的產品已經積壓到有這麼樣的大量的產品賣不出去，而同時呢，工廠慢慢一個一個倒閉，這些又促使了中國的經濟不斷的下滑。那麼下滑的這種程度應該怎麼解決呢？這種下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性質？它是一個投入不夠下滑，還是因為結構性的矛盾製造成了這個經濟下滑呢？清華大學的教授他認為，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傾向於結構性的放緩，而不是週期性的放緩，中共政權即使有主觀意願也可能沒有力量來推動經濟再往上升，採取投入無法改變結構性的矛盾。

很明顯，你產品這麼多賣不出去，你再去投入製造更大的生產能力製造更多的產品，你還是找不到市場，所以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並不是因為你投入不夠而造成的。

8月14日到15日，溫家寶到浙江杭州、湖州、嘉興等地區進行調研經濟運行狀況。上面地區我們稱之為「杭嘉湖平原」，是歷史上最大的皇糧來源地，生產糧食供應北京皇朝的，現在是成為全國最有名的民間企業的生產基地，可是現在這個地區面臨了經濟崩潰的危機。

溫家寶到那裡調查以後，發現杭嘉湖平原，包括長江三角洲這一帶，已經出現了這麼樣一個經濟狀況，民營經濟遇到了「三荒兩高」，哪「三荒」呢？就是用工荒、錢荒和電荒；「兩高」是高稅費、高成本。

用工荒就是請不到工人，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這個問題；錢荒就是貸不到款，貨幣流到製造業中間是微乎其微；電荒就是用電緊張，但這還不是全局的問題，是局部地區的問題。三荒可以使企業經營困難，兩高可以讓企業一刀斃命，特別是經濟下滑，房地產困局，中共當局拐彎抹角的去增加收費、收稅，使得原料價格和工資長得更高，那企業變成就要關門了。

這「三荒兩高」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我們來看看。東部沿海以及珠江三角洲工廠企業的工人，絕大部分是農民工，第一代和第二代，到現在將近有30年了，而這些農民工他們至今還沒有辦法在工作的城市裡邊生根留下來；而第二代農民工他們再也不願意做沒有前途的奴工了，為什麼？我們首先看看，中國幾乎所有的市長反對戶籍改革，這是一個原因之一。中國發改委主管城鎮化（工作）的副主任徐憲平，最近到浙江、廣東、江西、貴州，8個有代表性的省分進行調研，並且向國務院提交了調研報告，這報告顯示幾乎所有城市的市長都強烈反對去年國務院推行的戶籍改革措施。

在2011年，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裡面提到地級市以下的市區，全部開放戶籍，取消城市和農村的戶籍區別。但是一直無法落實，什麼原因呢？這些地方官員們主要的藉口就是地方財政沒有辦法負擔，由於城市戶籍開放之後，對教育、社保、醫療等等福利無法負擔。中共政權不願意把資金擴大投入到社保、醫療、教育，受惠於農民工，他們只讓受惠於中共的官員和家屬以及市民。所以這樣的話，農民工他們就覺得我生活沒有尊嚴，他們就不願意再來做工了：這就是造成當地就業難和招工難，這現象就會變成常態化，並且有從沿海向內地延伸的趨勢，2012年情況更加加劇。

對農民工而言，有尊嚴的生活那具體的指標就包括什麼呢？城市的醫療、住房保障，以及孩子能夠就近入學，而不是去上所謂的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因為他覺得我的小孩，我的這一代，以及我未來幾代，都沒有尊嚴的在這裡生活，而他們要像奴工般的為城市服務，他們不願意了，所以他們就大批的離開了城市。中國無論是東部沿海和珠江三角洲的工廠找不到年輕工人，找不到農民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急遽下降，新生的年輕人減少，人口紅利減少，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登過一篇文章，題目叫「中國人口問題要成為中國致命的弱點」。過去30年間，中國的生育率從2.6%下降到顯然不能維持人口穩定的1.56%。

聯合國預測2015年到2020年，中國的生育率會降到1.51%，而這個數字告訴我們2050年前，中國的人口將從13.4億人口下降到不到13億，2060年將就低過於10億；而相反的，美國的人口未來40年會增長30%。2010年到2050年，中國的勞動力人口比重將從72%下降到61%，到那個時候，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具有生產力的20歲出頭的年輕人數量僅僅是目前的一半。

所以不解決人口問題，中國就難以實現經濟增長，因為人口不僅僅是生產力，它還是一個消費力，沒有消費力，你生產的東西如何消化，如何把它賣出去？賣不出去，庫存多了，那工廠只有關門，那就增加更多的失業率，這就變成惡性循環。

第二個錢荒。錢荒的原因有四個，第一個，出口減少，關稅減少，企業的增值稅和營業稅也就減少，甚至於企業倒閉關門，到時候政府沒稅可收。現在浙江省已經產生了拼命的把過去貸出去的款把它趕快收回來，這樣一收回來就造成什麼？造成了金融風暴。因為中國現在貸出去給民營企業裡邊有個制度，叫作「貸款聯保」，貸款給你一家公司，要有兩家公司，甚至於更多的十家、八家公司連保，你這家公司一旦還不出錢，那別的公司和企業要幫你代還款，這是當局不相信民間企業的這種貸款，它的責任制。

那麼浙江最近就發生了，由於四家公司沒有能夠及時的還款，加上中共銀行提前要他們還款，就造成了600家公司聯保，一起要負責承擔這四家公司的債務，逼得這600家公司聯名寫信給浙江政府要求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這600家公司只有停擺，減少營業，最後造成關門。這是中國的特有的銀行貸款民間企業的這個制度。

第二，資金外逃加劇。資金外逃有兩種，一種是外資不看好中國的經濟，所以熱錢外逃；第二個，直接在中國投資的工廠、公司現在不斷的往外遷，美國的、德國的，包括台灣的、香港的往外遷，台灣現在已經叫作「回巢」，大批的資金回到台灣去了，因為它們覺得在中國經營非常困難，高稅費、高工資、高成本，結果它們承擔不起。這是資金往外逃。

第三，從7月份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到中國的同比下降了8.7%，7月份直接投資到中國的只有75.8億元，比去年下降了8.7%，所以直接投資也減少了。再一個，中共的銀行貸款給民間的企業沒有落實，不但沒有落實，並且加快的要收回過去的貸款。所以這樣一搞，就變成了中國的資金，特別對民間企業的資金造成了錢荒，資金鏈斷裂，最後的結果企業關門，工廠倒閉，工人失業。

第三點電荒。現在煤的價格已經往下降了，還會有4,000萬千瓦的電力供應不上，什麼原因？因為中國的發電以火力發電為主，煤炭價格是市場化，而中國的電價是行政化，電的價格是由政府控制，把它壓得很低，所以電廠覺得我發電我就是賠本，變成我不願意發電，我少發電，也不增加新的發電廠，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在這個發電和供電之間的矛盾，以及煤炭和電力之間價格的矛盾，不能夠得到根本的解決的話，那麼中國的電荒這個問題長期存在的。

那麼這「兩高」指的是高稅費、高成本。高稅費高到什麼程度呢？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共當局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已經保持了十幾年的超高速增長，每年增長的差不多是GDP增長的2倍，有时是更高。2009年稅收增加是32.2%，2010年中國的宏觀稅收增加了34.5%，可見稅收增加超過了GDP增長的2倍到3倍。這樣的話，誰能夠維持下去呢？中共政權想維持下去，可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就是民間企業和老百姓的生活。

2011年，中共政權的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占GDP的23%，也就是13億人口，每個人要交8千塊。拿一個企業來講，它一開門要繳17%的增值稅，並且每個季度25%的企業所得稅。一個企業如果你有10萬塊的收入，企業在90%的毛利的情況下，你純收入4萬1千塊，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稅收拿去了3萬8千塊。可見政府是坐地收稅，收多少？收將近50%。你哪一家公司能夠有達到90%的毛利啊？有的公司只有10%的毛利就算不錯了，那麼你繳那麼多的稅，你怎麼能夠生活下去呢？這個店怎麼能夠開得下去呢？

並且中國的稅收全世界是第二高，第一高是法國，可是法國是包每個公民的醫療、住房、教育，生老病死都是免費的。而中國呢，全世界收稅第二高的，沒有勞保、社保、醫療、教育，通通都是要老百姓負擔，那麼稅收收了那麼多，都是政府、共產黨、軍隊、官僚貪污拿去了。

而這其中中國的65%的個人所得稅來自於工薪階級，這是比任何一個國家都高。

那高成本，在過去很少聽到有這麼一個名詞，現在到了一個高成本的時代了。改革開放以來，低成本的競爭優勢一直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最有利的武器，低成本是指土地成本低、勞工費成本低、環保成本低，這些都是把中國人的應該提高的成本都把它壓下來了，而現在到了近30年之後，這些成本都提高了。

現在中國的經濟所面臨的已經是一個高成本的時代，高成本指的是哪些呢？土地成本、原料成本、能源成本、勞動力成本，以及資金周轉的成本，還有為了環保，你就要節能減排成本、資源節約成本、環境保護成本、生態建設成本，以及一個產品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再加上費和稅也偏高，它的成本高。所以這些通通加進來了，並且還有知識產權的保護費的成本和購買成本高，所有這一些都在這個時候同時出現了。

那麼高成本時代帶來了對中國的企業巨大的挑戰，中國這個經濟結構以及這些官員們的思路，能夠迎接這些挑戰嗎？大量的中小型企業面臨著生存壓力，許多高消耗、高排放的行業面臨著升級壓力，出口行業和產品利潤的國際競爭壓力，現有的發展模式面臨著巨大的轉型壓力。

現在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如溫家寶常常講的，面臨著“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發展”這樣一個死環節，你要再繼續走下，走不下去了，因為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是什麼？是高出口、高投資、高消耗、高排放；低進口、低消費、低效率、低附加價值。這個模式是建立在低成本競爭優勢基礎上的，可是現在這個競爭優勢已經沒有了，現在中國周邊的國家越南、印度，他們的成本比中國的還要低，很多工廠轉移過去了，如果中國不改變這個生產模式的話，中國的產品賣不出去了。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面臨著「三荒兩高」這樣一個局面，並且又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並且是大量的產品積壓庫存而賣不出去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該怎麼走？

所有這些矛盾都體現在中共黨內的鬥爭和巨大的社會矛盾中間。現在中共黨內鬥爭，除了我們常常看到什麼薄熙來、谷開來、周永康、江澤民這些政治鬥爭之外，還有一些無聲無息的、激烈的、深刻的長期的鬥爭，正擺在共產黨的面前，那就是經濟路線、經濟發展模式該往哪條路走？而這一個鬥爭直接就影響到政治鬥爭。

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利於國營企業，國進民退，大量的資本、投資、資源投入到大國營企業，而這些國營企業都由太子黨那些高官們壟斷著了，如果你要改變這一個國營企業在中國經濟模式中的地位和它的作用的話，必定涉及到這些管理階層，以及太子黨們的利益，這就涉及到人事安排。所以這個在這個鬥爭中間就跑不掉了，一定會突顯出政治鬥爭，並且還影響到下一屆的人事安排、官員們的安排。你要接受目前的這個挑戰，改變經濟模式呢？還是繼續維持「四不」，不穩定、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發展，這四不的這樣一個發展模式呢？

那按照現在胡溫他們提出來要走科學發展觀，希望走到一個新的道路上去，可是這條道路胡錦濤一再講，他喊了幾年了，走不通，有巨大的障礙，那就是中共官員們有非常大的阻力。那在十八大中間，人事安排中間，要把阻礙通通拿掉，要選擇一批願意走科學發展觀道路的這批官員上來，這就牽涉到十八大的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的鬥爭了。這場鬥爭絕對不亞於薄熙來、谷開來、江澤民、周永康和胡溫之間的鬥爭。

這場鬥爭也體現在正如賀國強所講的，中共組織的危機有三大失控，第一個失控就是中央對省市地方的失控。我想這個失控包括了省市地方官員不服從胡溫要求改變經濟路線，改變經濟生產模式，地方官員不願意走科學發展觀的道路，這就上升到了地方不服從中央的政治鬥爭了，並且這場鬥爭又牽涉到和老百姓巨大的矛盾，巨大的就業率低、失業率高、用工荒，再加上環保那些矛盾。

瀋陽市全市罷市是地方政府的錢荒造成的，地方政府為了解決錢荒的問題，命令警察和城管來搶民眾百姓的錢，他們成了土匪政府了。中共當局和社會的矛盾，和民眾的矛盾，也體現在這個經濟發展的路線道路。所以這場鬥爭還遠遠沒有結束，還僅僅剛剛開始一個苗頭。

十八大能解決這個矛盾嗎？非常困難，因為這是結構性的矛盾，你不從結構上進行開刀，不能把資源能夠合理的分配，勞力進行有效的調整、訓練、培養，製造出新的產品，產生新的市場，那中國的產品、中國的經濟就是沒有出路了。你再生產多，再投入地方版的新4萬億，那就是製造新的通貨膨脹，那將製造更大的社會矛盾和黨內鬥爭。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