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22日訊】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豐富悠久、多民族聚居的國度，歷史上不同民族相互之間不斷爭鬥、分化、學習、融合，長期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意識。近代以來，在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衝突之中，也在向西方文明的學習和借鑑之中，中國民族主義才出現並發展。也就是在中國民族主義出現並發展的這近代一百年左右，中國政治傳統發生了巨大的斷裂和轉折，在各種近代思潮（幾乎無一例外地是西方思潮）的激盪下，疊呈多種革命，形塑出中國當代政治和當代民族主義的多重悖論。本文的主旨，即在於從歷史的考察著手，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的這些悖論，特別是其政治悖論，從而為進一步理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某種可供參考的概念、歷史和政治框架。
概括地看，中國民族主義的近代發展，經歷了四次大的浪潮。即：一九一零年代初共和革命的民族主義，一九一零年代末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一九三零年代末並斷續延伸到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和一九九零年代復興並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當下民族主義。這四波民族主義，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問題，也各自遺留下不同的課題，尤其是展現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不同內在矛盾。下面，我們將按照歷史發展的線索，逐一考察中國民族主義的這四次浪潮，分析其各自的特點，包括其所遺留的懸而未決的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政治課題。
一．辛亥民族主義：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
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次浪潮，是清末革命黨人在意圖推翻滿清帝制的過程中所推動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僅第一次把『民族主義』的概念引入到中國的現實政治討論之中，而且也第一次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來實行政治動員以推動革命實踐。這個『民族主義』，被清晰地界定為漢民族的民族主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口號，明確地把當時執掌政權的滿民族視為並不屬於中華民族的異族；反過來，所謂『中華』民族，也就被簡約為僅僅是漢民族了。在那個時代成長、後來成為中共資深人士的四川人李一氓回憶說，「這個革命（即辛亥革命——引者注），反滿的意義恐怕佔首位。我們家裡掛在門口的旗就是一大幅方白布，中間寫個大『漢』字，『漢』字周圍有一圓圈，作車輪狀，表明革命旨在推翻滿族王朝，恢復漢族的統治」。[i] 從中可以窺見當時漢民族主義情緒在一般民眾當中是如何高漲。而在革命者當中，那種情緒就更是激烈了。後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張繼，辛亥革命之前在日本留學，在討論會上不僅明確不讚成說滿族人也是中國人，而且對於認為『滿族也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發言人，回應就是一邊謾罵一邊就把一隻皮鞋擲將過去，兩人之間『幾至揮拳』。[ii]
不過，這種情緒激憤、唯我大漢的民族主義，只是當時民族主義的第一階段。很快地，它就改變了內容、形態和態度，成為具有明顯政治實用性的、因而也是包含漢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某種混雜的民族主義。簡略地說，就是在清朝專制帝國階段，革命者強調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借助這種民族主義來推翻清朝統治。接著，辛亥革命很快地在意外情況下發動並成功了。這就進入了中華民國階段，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隨之很快做出了重大的內容調整，改而宣揚『五族共和』。在民眾生活中，這個變化也到處體現了出來。李一氓在他的回憶錄中，緊接著上面所引的講『漢』字白布旗的一段，這樣寫道：「但後來又正式改為紅黃藍白黑五色場調拼在一起的五色旗，解說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一個色代表一個族。大概有識之士，發覺這個『漢』字既不符合我國民族構成的現實，也不能代表多民族國家的體制，看來這個國家有必要把才被推翻的滿族亦要包括進來。只是那個代表清帝國的黃龍旗永遠作廢了」。[iii]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這種『五族共和』觀念，可以認為是當時民族主義的第二階段。
這兩個階段上孫中山『民族主義』觀念的變化，很明顯，主要是由於政治背景的變化而產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家的實用心態所主導的『民族主義』說詞的變化。事實上，孫中山所闡發的民族主義，在原則上、在基本概念上，並沒有發生這種變化。一九二四年一月，也就是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的第十三年了，孫中山在講解民族主義的時候明確論述說：『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句簡單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iv] 他強調：『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為了闡述所謂『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的『中國民族主義』，孫中山以英美等國為例，說『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的，有一個國家之內有幾個民族的』。[v] 由此理念出發，孫中山認為，中國歷史上兩次亡國，一次亡於元朝，一次亡於清朝，都是外族入侵。[vi] 作為擔任過中華民國開國元首、當時仍然是民國制度（相對於袁世凱的欲復辟帝制）沒有爭議的最著威望的領導人，他甚至明確地說：『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統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vii] 這種論述，顯然問題很多。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這種民族概念與民國時代他本人在政治上所倡導的『五族共和』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中國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那就不需要什麼『五族共和』；如果實行『五族共和』，孫中山的『中國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的這種民族主義/國族主義概念就是不能成立的。
當然，孫中山有他的調和二者的說法，那就是『民族同化』。所謂『民族同化』，根據孫中山手著本《三民主義》，『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viii] 在這種更多具有政治考量的說辭背後，我們看到，孫中山實際上強調人口數量，認為人口較少的民族並定會為人口眾多的民族所同化。對於歷史上『中國亡國』於元、清兩朝的經歷，他欣慰這是亡於人口少的民族，因此蒙古民族和滿洲民族都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ix] 而對於中國與世界的未來關係，他則強調西方人口的增長，認為『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要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縮小化，還要滅種』。[x] 這就是說，孫中山的『民族同化』，口頭上雖然在說『漢族當犧牲其血統』，實際上是要用多數民族即漢族來同化當時中國治下的其他少數民族。這種『同化』一旦成功施行，存在於『五族共和』的政治口號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中國就是漢人的民族和國家』這種孫中山革命民族主義理念之間的矛盾當然就消失了。所以，早在民國元年，國民黨宣言所宣佈的政綱，其第三項即為『勵行種族同化』。[xi]
總起來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辛亥革命民族主義，具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其民族主義概念的本質，是大漢族民族主義；第二，這種漢族民族主義的基本著眼點，在於動員漢族佔據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來推翻滿清王朝的帝制統治；第三，推翻滿清帝制之後的『五族共和』口號和擬議中的『民族同化』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共和』的理念，更加深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概念混亂。我們知道，辛亥革命雖然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但真正的『共和』（republic）制度並未能夠付諸實踐，更沒有能夠持續。這個時期的民族主義的貢獻在於，在理念上，喚醒了民族意識，形成了最初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在政治上，則在於借助漢民族主義的動員力量，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政治制度革命。但是，它在理念上的混亂和政治上的消極影響，也是明顯並且深遠的。在理念的層面，它接納了種族民族主義，把中國等同於漢民族的國家，把中國民族主義等同於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在政治上，我們則看到，歷史並沒有給予新的共和國以機會，來試驗如何通過新型政治制度來解決內部的複雜民族關係。當然，這種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在理念上的混亂，在那個階段，因此也還沒有真正演變成為政治現實中的嚴重問題。
二．五四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與學習西方制度
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用意，在於借助漢民族主義來推動中國內部的革命，『而不是以帝國主義列強為直接革命對象』。[xii] 雖然，在民國建立之後，其中逐漸加入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因素和內容，[xiii] 但是，從民族理唸到政治實踐，辛亥革命前後的民族主義都是以滿清王朝為革命對象，為此寧願緩和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乃至借助某些外國列強的力量來實現國內政治上的目的。真正把『外向型』民族主義提上中國政治日程，並對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形成了另一個方面的巨大形塑力量的，則是『五四民族主義』。
所謂『五四民族主義』，就是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主張。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二次高潮。『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如所周知，是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強在中國的特權，特別是抗議巴黎和會在日本對中國的『二十一條』問題上的妥協。這是狹義的所謂『五四群眾愛國運動』。[xiv] 一般來說，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抗議遊行前後所出現的『新文化運動』、社團活動乃至工人抗議，也被籠統地看作『五四運動』的一部分，從而形成了廣義的『五四運動』概念。[xv] 釐清其中的分際，梳理當時各種思潮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還原歷史發展的真實脈絡，應該是進一步研究『五四』時代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是，這個課題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這裡，我們仍然籠統地使用『五四』的概念，用『五四民族主義』來指稱那個時代以『五四』學生運動為象徵和以新文化運動為內涵的那種廣泛的民族主義思潮。由於籠統使用『五四』概念事實上是過去九十年來中國政治和思潮的一個既定現實，所以，我們的籠統使用，並不妨礙對於問題的論述，而是對歷史思潮的忠實反映。
五四學生運動的一個著名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xvi] 可以說，五四民族主義的第一個特點，就是面對國際社會，反抗帝國主義，譴責西方列強，要求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裡，它形成了與辛亥民族主義極為不同的民族主義理念，那就是幾乎完全不涉及『中國』這個概念的內部構成問題，不討論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問題。五四民族主義所關注的，是『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特別是世界強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面對國際社會列強紛爭、中國弱勢的這樣一種歷史態勢下，五四民族主義強化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認同。我們可以認為，這個『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其邊際是模糊的，這與認同本身的強烈程度兩者之間並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這個籠統的『中國』或『中華民族』的認同，是基於歷史上的中華帝國的現實建構之上的。
但是，這並不表示五四民族主義也接受『中華帝國』的其他遺產。事實上，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廣義五四運動，一個根本性的特點，就是對於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制度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xvii] 這種批判甚至觸及語言；而我們知道，語言是決定民族構成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基本的方面。那個時候，激進的新文化論者甚至提出了廢止漢字的主張。試想，『漢字不死，大禍不止』這樣一種堪稱極端的主張，與漢民族的民族文化傳承之間，豈不構成嚴重的衝突？[xviii] 我們知道，『民族』並不是單純的一群人，而是具有特定歷史、文化建構的那樣一群人。對於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批判，因此往往與民族主義是南轅北轍的。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民族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很獨特的民族主義。在這種批判之中，當然有對於本民族的過去的強烈否定；但是，五四時代的基本思潮同時表明，這種否定又是以更新為目的的。它決不是要消滅這個民族，而是要更新、發展和壯大這個民族。正是在後一個意義上，對於本民族的民族要素持強烈批判態度的五四民族主義，才成其為『民族主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激情澎湃的五四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其民族主義其實是充滿理性特質的。惟其理性，它具有對於本民族的民族遺產的反省和檢討能力，這種能力就在這種對於中華民族本身的歷史、文化、制度等等的批判之中顯示了出來。這種內向反省的態度，與五四民族主義的社會階層載體的生命形態的特點，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五四民族主義是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xix]
與這種民族自我批判的特點一體兩面，五四民族主義強調向西方學習。中國歷史上不乏向西方學習的先例和努力。特別是在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之後，這種努力成為中國革新的一個基本方向。從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到君主立憲、共和革命，學習西方的層面在不斷擴展、深化，從最初的物質、技術層面，延展到經濟、政治的制度安排。[xx] 五四民族主義把中國已經出現的這種歷史趨勢推向了高峰。[xxi] 我們知道，『德先生』和『賽先生』，是廣義『五四運動』的旗幟。向西方學習民主，向西方學習科學，這就是五四民族主義為中華民族的強盛所開出的兩張藥方。
這也是五四民族主義作為民族主義而非常奇特的一點。如前所述，它的首要特點，是面對國際社會而反抗帝國主義；可是，很明顯，它的基本內容，卻是要求中國向那些成為帝國主義的西方強國學習。作為面對外部世界的中國民族主義，五四民族主義不僅不排斥外部的東西，而且特別強調向外部的東西學習。它的首要特徵之一，就是要通過向西方學習，來尋求中華民族的富強和解放。可以說，五四民族主義的訴求和目標是民族主義的，但是其藉以實現民族主義訴求和目標的方法和途徑卻是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的。這與後來中國不斷出現的狹隘民族主義，也就是那種否認普世價值、認為但凡中國的都是好的那樣一種缺少反省精神和學習能力的民族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可以見出，五四民族主義是與辛亥民族主義極為不同的一種民族主義。辛亥民族主義強調漢族本位，而五四民族主義認同整體的『中華民族』；辛亥民族主義專注於中國內部以政權更替為首要目標的上層革命，五四民族主義肇源於社會力量的發動而集中應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不利處境；辛亥民族主義要恢復漢民族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五四民族主義則激烈否定漢族文化與制度；辛亥民族主義在總體上具有政治實用主義的品格，而五四民族主義則有強烈的文化理想主義和政治普世主義氣質。
相較於辛亥民族主義，五四民族主義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也具有更加龐雜的內容，更遺留下諸多尚未解決的課題。其中，特別重大的課題包括：民族主義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問題，民族主義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民族主義和個人/公民之間的關係問題。其中，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關鍵問題。孫中山已經把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並列，而五四民族主義進一步把民主（『德先生』）高舉為指引中華民族前進的旗幟。但是，在實踐中，兩者都沒有能夠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在理念上，則既未能清楚闡述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更沒有注意到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下肇源於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與中國民族主義相結合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實踐課題。五四民族主義試圖通過清除中國傳統文化來達成民族進步的目的，但民族主義常常是以文化認同為根基的；五四民族主義沒有能夠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這就為後來的諸種以文化保守主義為特點的民族主義的反動留下了通道。在此後的將近一個世紀中，我們將會看到，中國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幾度興盛，但是，五四民族主義的精神卻完全被劫持、扭曲和閹割了。
三．共產黨民族主義：冷戰、排外與閉關自守
把共產黨與民族主義連為一個詞，本身是很具諷刺意義的。我們知道，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特質之一，是其國際性。『工人沒有祖國』，也是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之前的響亮的國際主義口號。在中國的歷史現實之中，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從最初建立到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時候，長期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後來則奉行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而在國際社會成為蘇聯陣營的一員。共產黨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更是西方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思想產物。
然而，歷史的諷刺在於，正是借助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才有可能取得中國的全國政權；也正是借助民族主義，毛澤東才成功建立了高度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中共統治。在理念上本來最不民族主義的共產黨，在中國的歷史環境下，每一步重大成功，正像當代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理論家們所指出的，都是靠了民族主義資源的支持。[xxii] 當然，西方學者早就發現了這種關聯，並且在學理上梳理了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相互之間弔詭的合作關係。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也很早就得到了關注和研究。[xxiii] 總的來看，可以認為，毛與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形成了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第三波浪潮。
[xxiv] 這一浪潮的特點，是沒有明顯的高峰，但綿延持續數十年，從抗日戰爭開始，一直到中美關係解凍，貫穿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大約四十年的時光，大體上也就是毛澤東主導中國共產黨的整個歷史時期。
一九三零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之後，走到了接近覆亡的地步。作為所謂戰略轉移的長征，開始並沒有確定的目的地。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中國的態勢下，中共很早就抓住了『挽救民族存亡』這樣一個關鍵，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號。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之前，中共中央已經在七月發佈《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長征途中在確定北上目標之後，特別是在抵達陝北地區之後，中共又多次發佈關於北上抗日的文告。[xxv] 儘管，事實上，從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開始長征，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關戰役，這之間足足三年的時間，中共沒有任何抗日的實際表現，但是，在口頭上，卻一直高喊抗日的口號。有史學家認為這是『窮途末路中苟延活命的伎倆』。[xxvi]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在中共對於抗日的強調背後，更有蘇聯的國家利益。換句話說，中共抗日路線的確定，開始是在蘇聯本位的『民族主義』而非中國本位的民族主義考量下產生的。[xxvii]
中共借助抗日戰爭的機會而迅速發展壯大，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xxviii]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對於民族主義的態度才真正改變了。而通過與民族主義的結盟，中共才得以發展壯大直至取得全國勝利。[xxix] 正像以賽亞柏林所指出的，共產主義固然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但是，除非與民族主義情緒聯盟，否則它是不可能成功的。[xxx] 一旦嘗到這個甜頭，中共便把民族主義視為救生法寶。從抗美援朝，到中蘇決裂，事態發展的背後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借助民族主義而強化政權、政策和領袖的合法性，都成為毛時代中共一以貫之的戰略。這樣的民族主義，一直發展到『自力更生』口號下的閉關鎖國。一八四零年代以來中國在面對西方列強所展現的民族掙扎和奮鬥，到了一九六零年代，以這種弔詭的方式得到解答，那就是切斷與世界的聯繫，回到一八四零年代之前那種封閉的『中央王國』狀態。中共的所謂『獨立自主』，實際上就是具備這種切割中國與世界的能力；中國從晚清王朝已降到此所取得的進步，在這個意義上，就是掌握了足夠的主權和國力能夠回到自我封閉的天朝。
這樣，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所謂民族主義，導致中國在二十世紀走了一個巨大的圓圈。從所謂『異族』的滿清王朝統治，歷經首先著眼漢民族然後是試圖包容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到敞開胸懷接納西方的文化與制度來求得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強大，得到的最終卻是以異域意識形態治國的中共統治；從帝國主義列強打開中國大門而導致民族意識的危機，歷經多種學習西方的嘗試，到一度高度融合於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回到一個具備關死大門的能力而把中國帶回與世隔絕狀態的政權，由此激勵類似晚清之前時代的那種盲目民族自豪。在很大程度上，與五四民族主義作為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不同，中共的民族主義主要是農民的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如果說五四民族主義是『成功的』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中共民族主義則是失意的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內戰時代和一九四九年之後），這包括面對國內『階級敵人』和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迅速發展的國際社會雙重而言——國內的階級敵人，是常態社會的成功者；國際的階級敵人，是發達的『超級大國』和西方世界。
中共自稱是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可是，單單從民族主義這一個向度來看，就可以見出中共與『五四』南轅北轍。中共的民族主義是排外的民族主義，與具有普世主義本質的五四民族主義格格不入；五四民族主義那種學習西方的精神，被扭曲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更重要的是，中共完全拋棄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學旗幟，實行的是專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共的民族主義不是把一個自強的中國帶入世界，而是把一個自戕的民族與世界相隔絕。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毛時代的民族主義，從反面凸現了一個重大課題，那就是民族主義與經濟發展的方式、道路相互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長期佔據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中心位置，只是鮮有得到明確的論述。毛同樣沒有明確認識到這種關係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但是，我們看到，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一波波興起的背後，掩藏著中華民族一個最為深刻的焦慮，那就是近代中國在經濟發展上落後於西方，亟於追趕並超過西方。可以說，這其實是一八四零年代之後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奇怪的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民族主義也好，『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民族主義也好，都沒有直接應對這個問題。儘管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包含了民生主義的內容，但是，民生主義沒有把闡述中華民族的經濟發展與對於西方世界的應對這一關係作為重要關節。同樣，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在一九六零年代之前的很長時間內，儘管揭櫫了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和所謂封建主義的旗幟，但也完全沒有論述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總體之間的關係。在中蘇交惡之後，這個問題變得突出了。毛的民族主義對此的回答是閉關鎖國。
在這個意義上，毛的民族主義也是向傳統中國王朝體系的回歸。我們知道，清王朝遭遇外部列強的挑戰之後，那時所興起的『自強運動』，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向西方學習乃至逐步融入世界以壯大中國國力的思路。晚清的慈禧太后『新政』，終於比較徹底地接受了這一思路，但清王朝隨即為民族主義主導下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抗日戰爭之前的中華民國政權，在所謂南京十年的『新政』階段，也採取了學習西方、引進西方資本等經濟措施，走的同樣是融入世界以發展中國經濟的道路，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得益。但是，這一發展道路也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共產主義革命的興起所打斷了。
[xxxi] 在經歷了連綿的戰爭和革命之後，到中國人終於再次有了集中進行經濟建設的機會的時候，毛的思路是與上述兩次現代化浪潮直接對立的：他主張在閉關鎖國（美其名曰『自力更生』）的條件下，通過『大躍進』等動員方式，來實現中國的經濟成功。如前所述，這樣一來，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就與經濟上的排外思潮直接融合為一體了。
四．當下民族主義：對抗西方民主，擁抱/排斥全球資本
在毛澤東之後，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方針，這就是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在很大程度上，改革開放就是重複晚清慈禧太后『新政』和國民黨南京十年『新政』的思路，回到了中國遭遇西方世界以來改採取的最初舉措上去，通過學習西方、融入世界而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樣，我們看到，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國相應地瀰漫著具有『五四』特徵的那種思潮，即同時追求民族自強與學習西方、同時主張提升國力並鼓吹政治制度變革。不同於『五四』的是，這個時候的中國沒有面臨列強瓜分的危機，因此『五四』時代那種強烈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沒有呈現。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和隨後而來的世界共產主義崩潰，結束了冷戰時代。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它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掃清了政治道路。在這個背景下，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再次強勢湧現，形成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第四次浪潮。這次民族主義浪潮的出現，其肇始的原因，在於一九九零年代初期中共專制政權的政治需要。從一九八零年代中國社會洋溢的普世主義思潮和欣賞乃至崇拜西方的情緒，驟而轉為排斥西方價值、抵抗普世主義的狹隘民族主義，其間的轉折，根本原因在於權威主義政權的宣傳、鼓動和塑造。[xxxii] 那麼，為什麼本來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權威主義政權，要轉而向民族主義乞靈呢？這基本上是出於三個原因。首先，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隨後而來的政府鎮壓，使得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危機空前深化，民族主義在這個背景下成為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填補，成了當局借而增強所謂凝聚力的新的精神武器。其次，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在世界範圍激起了廣泛的抗議，主要的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都對中國採取了經濟制裁措施。為了對抗這種外部壓力，內部的民族主義反彈就出現了。緊接著，就出現了第三個原因，那就是一九九零年代初的蘇聯垮台。蘇聯作為多民族的共產主義帝國，其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內部民族矛盾的激化。因此，蘇聯的垮台，不僅體現為共產主義政權的滅亡，而且同時表現為多民族帝國的解體，從而在原蘇聯的廢墟上誕生了——準確地說，是恢復了——一系列民族國家。蘇聯解體，從根本上說，當然是冷戰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與東方共產主義專制制度相互競賽、競爭而共產主義制度失敗的結果。因此，這三個原因，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那就是說，在共產主義制度遭遇全球覆亡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像它在歷史上曾經遇到困難的時候所做的那樣，再次祭起民族主義的法寶，一面喚起中國人在一八四零年以來面對西方所曾經遭遇凌辱而集聚的強烈排外意識，一面再次把自己和自己這套制度裝扮為可以拯救中國人免遭這種凌辱的民族利器，從而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中國推起了這一波民族主義浪潮。
很快地，這種為官方宣傳所主導的、目標在於對抗肇源於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中國民族主義，隨著國際局勢的迅速變化，就開始呈現出第二重特點。這一變化，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展，以及由此所產生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根本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全球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生活方式和制度構造的一次重大轉折，它的深邃影響至今尚未為人們所充分認識。中國的後天安門時代的權威主義政權，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抓住了先機，在一九八零年代經濟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和程度；繼而在整個一九九零年代果斷而努力地推動中國經濟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從而形成了自那以來的持續經濟繁榮。然而，這種經濟繁榮，是與整個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具有的那種犧牲社會公正、不計生態代價、摧毀民族文化等基本特徵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在中國的具有強大國家能力的權威主義統治下，這些特徵得到了對於全球化來說堪稱優化的制度環境，從而變本加厲地呈現出來，使得中華民族在取得經濟發展成就的過程中付出加倍的社會、環境和文化代價。深受這種社會不公和環境破壞之害，眼看本民族的文化特徵在被消解，民族主義的反彈於是更加強烈。概括地說，可以認為，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愈來愈深地捲入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的背後就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有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國人對於自己文化主體性的喪失的焦慮愈來愈增強，在全球化中失去經濟利益的社會群體也在增加，這就持續支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
從對抗西方民主化，到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這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當局走過的一條道路，也是目前中國當局的兩條腿政策。前者導致當局所主導的反西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後者則促生具有中國民間社會色彩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由於中國政治討論環境為當局所嚴密控制，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分界線；毋寧說，他們是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兩條相互配合、相互糾結、相互促進的複線。對於當局來說，對抗西方民主化和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兩者之間是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的，那就是維持對於政治權力的一黨壟斷。但是，它們與民族主義的邏輯關係明顯是不同的：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同樣對抗民主化，但是同時也抵制全球化。於是，在政治層面，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同樣具有有利於維持一黨專制的功利目的，但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就出現了和當局的矛盾。對當局來說，有這個矛盾並不可怕，但凡民族主義一旦超越某種界限而威脅當局，民族主義就會很容易地『被和諧』；在它沒有超越這種界限的時候，當局反過來可以借助民族主義適度應對並不總是與中國的黨國利益一致的國際資本和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在這三者——即中國的黨國政權、全球化的資本、和中國民族主義——之間，於是出現了充滿張力的合作。
這種政治上甚是『和諧』的狀態，在理念和邏輯上卻使得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充滿了多種不可調合的內在矛盾。這些矛盾，很多是中國民族主義歷史上發展的不同階段所未能解決而積累下來的矛盾，在今天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尤其突出起來。其中，有三個矛盾是最為明顯的，也是最為致命的。
首先，是民族認同的內在矛盾。這仍然是漢民族單一民族本位的民族主義與所謂 『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如前所述，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波浪潮中高漲，而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同一民族主義論說中，卻演變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這個內在的自相矛盾，自那以來並沒有得到解決。在世界共產主義的崩潰過程中，特別是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這一性質的民族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以強制的方式來維持統一的話，民族問題也可以變得很嚴重。然而，蘇聯的例子同樣表明，用強制的方式來壓制民族問題，也不過是飲鴆止渴。前面談到，中國民族主義在一九九零年代的興起，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借助民族主義壓制民族問題——這是一個很拗口的說法，背後的秘密無非是：第一，在論說中，以整個所謂『中華民族』作為民族主義的基本單位，完全無視中華民族內部各個民族群體之間的區別；第二，在實際上，張揚漢民族的民族主義，壓制其他那些組成了中華民族的各『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利益。[xxxiii]
這兩條東西之間，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問一個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這樣一個簡單問題，那就是：藏人（或維吾爾人，或其他任何一個所謂『少數』民族）是不是中國人？他（她）的答案肯定破綻百出。是中國人？那麼請問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什麼這樣仇恨自己的同胞？你說他們不是中國人？那麼人家為什麼不可以要求民族獨立？事實上，當今那些情緒激動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實際上連誰是中國人都搞不清楚。這種民族主義，事實上在製造和加劇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矛盾與對立；從理性的角度看，即使對於漢民族自身的利益，也是極大的損害。不會受到損害的，只有借助這種民族主義而強化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並把政治壓制合法化的一個小集團。
這就來到了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內在矛盾，那在於對於民族壓迫的態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批判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所遭受的國際經濟剝削和西方文化同化。但是，反過來，這同一個民族主義，卻要求對於中國境內的非漢民族聚居的地區或被認為屬於中國的其他一些地區實行經濟控制和文化滲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民族主義對於全球化的抵抗，是極為實用主義的。與其他很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不同，中國民族主義不是在原則上反對國際經濟剝削和異質文化同化，而僅僅是要求一種為自己所主導的剝削和同化。在中國境內，漢民族有力量進行這種剝削和同化，所以這種民族主義不反對它在國際上所反對的剝削與同化；可以想見，一旦這個民族有力量在世界範圍內進行這種剝削和同化，那麼它就會完全不會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和同化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這種漢民族沙文主義的態度和舉措，已經開始越來越明顯地在國際範圍顯現出來了。說到底，這種民族主義並不反對民族壓迫，只是反對別人對於自己的民族壓迫；如果它能夠對別的民族實行壓迫，那壓迫就是好東西了。
這種在道德上近於無恥的態度，較之孫中山那種自相矛盾的民族主義，早已經大大地墮落了；對於五四民族主義，更是徹底的背叛。[xxxiv] 孫中山民族主義，儘管以政治實用的態度，在辛亥革命成功後一改『驅除韃虜』的漢民族的民族主義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但是，無可否認，這裡強調的是在『共和』架構下實行漢民族的統治。在三民主義之中，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並行不悖，這是非常重要的。五四民族主義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反抗，更是建基在接受政治民主、個人權利等普世價值的基礎上的；『五四』對於國家富強的追求，沒有任何色彩可以容許富強者具有剝削和壓迫別人的特權。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根本上是擁護強權的——當然，它只擁護中國人（或漢人）的強權。這也就是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三個內在矛盾，即對於國家政權的態度是自相矛盾的。它抗議全球化對中國的損害，但卻不抗議全球化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中國國家政權。我們看到，中國政府是主動地擁抱全球化的；他們借助國際資本來發展中國經濟，通過這種經濟的良好發展而在總體框架上維持現政權的政治壟斷，在具體層面給予大小官員以豐厚的個人回報。沒有人能夠否認，中國共產黨的現政權是世界各國資本家的合作夥伴，是全球化的利益獲得者。但是，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基本上無視這一點。他們的『民族主義』已經徹底到這種地步：被中國人壓迫和剝削是應該的。這樣，在這個向度上，中國民族主義歷經一個世紀的發展，回到了它尚未覺醒時代的『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狀態，那就是義和團的『扶清滅洋』。準確地說，它比義和團還要原始和委瑣：義和團承認滿清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而當下民族主義，如前所述，搞不明白藏人是不是中國人；義和團的重要目標是反對和剿滅洋教，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卻擁護和接受一個本質上信奉另一種洋教的政權並甘心為其所奴役。
理解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上述內在矛盾，不能脫離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共產主義專制政治這樣一個雙重框架。離開其中任何一維，單看另一維，理解就會出現致命的偏差。這個雙重框架，毫無疑義，本身具有深刻的內在矛盾；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大率肇源於此。即使它繼承了中國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的多重內在悖論，這一繼承無疑也是在當代特有的這種雙重框架下發生和呈現的。因此，儘管當下民族主義的許多內在矛盾在歷史上的民族主義浪潮中可以找到蹤跡，但是這些矛盾的現實指向卻很不同了。就政治目標和政治訴求而言，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政治訴求是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五四民族主義，政治訴求是建立民主，強國富民；毛的民族主義，其政治訴求則是實行共產主義革命並奪取政權。而當下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則是中國在現制度下的國際崛起。所謂現制度下，是說當下中國民族主義不容許任何制度變遷打斷中國的國際崛起；所謂『中國』崛起，是說當下中國民族主義捨棄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富民』的因素，而專注於『強國』的一面，處處用整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升高來把中國民眾的種種犧牲合法化。
然而，即使目標僅僅是為了實現『強國』，這裡也有嚴重的問題：當下這種形態的民族主義能夠強國嗎？毫無疑問，不能。中國近代的歷史實踐已經多次顯示，中國並不能依靠民族主義來強國；它靠的是融入全球化來強國。民族主義既然推崇強國，而它實際上並不具有強國的功能，那麼，這一民族主義浪潮在強化什麼呢？答案很簡單，它在強化現政權的合法性，它在強化用政治壓迫來換取經濟進步的那種政權、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在其他層面，我們難以看到當下民族主義有任何建設性。對於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關係，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對於中國在世界競爭之中的經濟利益，當下民族主義都沒有建設性的意義。當下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各種挫折情緒在『強國』幻影下的混合：共產黨在政治合法性上的挫折，到強國藍圖中尋求支持；中產階級在政治上不能參與的挫折，在強國夢想中尋求慰藉；底層民眾對於現狀的諸種不滿，在強國旗號下尋求政治上沒有太大危險的發洩；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出於內在和外在的多種原因所遭受的挫折，在強國的符號下通過對於境內或境外的其他弱勢民族的敵視乃至蹂躪而尋求補償。
五．結論：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政治錯位與歷史挑戰
綜上所述，中國民族主義在複雜的歷史發展中，出現過四次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和展開的，並試圖回答特定歷史環境所提出的問題。但是，不幸的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民族主義的每一次浪潮都不僅未能回答當時的歷史問題，而且遺留下一連串的內在矛盾。概括地說，中國民族主義在近代以來的近百年歷史發展中，不斷面對這樣三大難題，即：民族認同問題上的難題，建設政治民族的難題，和追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國際應對的難題。這樣三個難題，分別圍繞三大關係展開：民族認同的難題，主要圍繞中華民族的內部民族關係而展開；建設政治民族的難題，則主要圍繞中華民族的發展與這種發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相互之間的關係，它事實上也是民族內部的權力關係安排問題；第三個難題，則側重於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中華民族在發展物質財富和技術力量的過程中，是採取閉關自守的方法，還是走面向世界的道路？如果面向世界，在這個過程中又如何保存自身的文化存續？
歷史上的四波民族主義，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程度的回應，也分別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試圖比較全面地回應這些問題：民族主義對應第一個問題，民權主義對應第二個問題，民生主義則部分地對應第三個問題。但是，很明顯，這個時期的民族主義最為重視的是第一個問題；而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在根本上是以漢民族的民族認同來取代中華民族框架下的多元民族認同。五四民族主義雖然客觀上張揚了中華民族的總體認同，但事實上基本不涉及第一個問題；它所強調的是第二個問題，答案是民主政治。對於第三個問題的回答，則採取某種並未言明的理想主義民主觀，似乎認為建立了民主制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所主導下的共產黨的的民族主義，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民族壓迫，或者，準確地說，是民族間的壓迫；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則是政治壓迫，也就是本民族內的國家權力對於人民大眾的壓迫。它唯獨對於第三個問題的答案是反壓迫；但是，由於採取閉關自守的道路，基本上取消了民族現代化的課題，因此這種民族主義並沒有正面處理融入國際與保存民族性的問題。
當下民族主義基本繼承了毛的民族主義；但是，它對於第三個問題的答案，是在全新的環境下出現的，因此也有了新的取態和反應。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政治上錯位的回答：當局鼓動民族主義，同時採取民族壓迫和政治壓迫，反對民主共和，不惜毀滅中國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來擁抱國際社會發達國家的經濟力量；民間所呼應而產生的民族主義，對於中華民族融入國際社會過程中的主體性消失現象提出了強烈批判，但同時把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很大部分地寄託在中國的國家政權身上，由此接受國家政權的民族壓迫和政治壓迫行徑。說他們政治上錯位，首先是因為：兩個層面上的當今中國民族主義，都不去追問今日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何在，也不允許展開對於實現這種民族利益的途徑的探討。在這個意義上，當下民族主義其實是虛假的民族主義。一旦個體利益可以找到其他渠道來獲得滿足，很多個體很可能就會馬上放棄民族主義。事實上，在民族主義的旗號下，無論是政權還是憤青，都在十分『不民族主義地』生活著。如前所述，民族主義只是他們應對挫折並求得這種挫折的報償的方便工具。
由於上述內在矛盾和政治錯位，中國民族主義走到今天，面臨著嚴重的歷史挑戰；同時，這樣的民族主義也給中華民族的生存、延續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歷史挑戰。最大的挑戰，在於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內在危機。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成功的統治者應該避免大民族沙文主義，用積極、寬容、多元的民族主義精神來凝聚和融合各民族。然而，中國目前的大一統，幾乎完全是靠政治的專制力量來維持的。專制一旦削弱或應用不靈，民族分裂的危機馬上呈現。如何建構一個既有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又能保障中華民族內部各種有分別的民族認同這樣一種多元認同體系，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存續的嚴重挑戰。
這個挑戰，是和中華民族內部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權力安排這個政治問題，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如前所述，早在辛亥革命時，提出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先生就相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也就是和政治民主，是能夠並行不悖的。五四運動更加高揚了這一旗幟。但是，自那以後，中國民族主義漸次走入反民主的邪路，直到今天。我們知道，在世界史上，民族主義意識的最初覺醒，是和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相互表裡的；在法國的革命年代，法國不再是國王的法國，它是法國人民的法國，這就成就了歷史上民族主義與民主革命攜手前行的壯麗景觀。[xxxv] 誰能質問當今中國民族主義這樣的問題：中國究竟是誰的中國？如果它是中國每一位民眾的中國，如果中國的民族利益只有中國民眾有資格通過公共討論和對於公共決策的參與來界定，那麼，在這種機制缺失的情況下，當下的中國民族主義，怎麼可能不是偽民族主義呢？
這樣的偽民族主義，在面對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時，不能維護中國的民族利益，反而犧牲和踐踏中國民眾的權利和福利；也不能保衛和延續中國的悠久文化傳統，反而扭曲和閹割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那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儘管中國國力不斷增強，但是，由於上述政治錯位，也由於在這種政治錯位下扭曲的民族主義的作用，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基本立場、態度和形象，就是這樣的一體兩面：一面是討好和擁抱國際資本，為此不惜犧牲中國民眾的巨大利益；一面是批判和抵抗自由民主，為此可以投入大量資源來進行國際鬥爭。最為奇特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越是為前者所激怒，就越是支持後者，也就越是嚴重和徹底地犧牲那在他們言詞中最神聖也最應該捍衛的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民族主義，到二零零八年的『奧運民族主義』，其間的演變，就是把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打了一個顛倒：五四民族主義為了民族利益的目標，不惜嚴詞批判民族傳統，並尋求普世主義的解決方案；以『奧運民族主義』為象徵的當下民族主義，激烈捍衛一切貼有中國標籤的東西，包括剛要貼上中國標籤的舶來品如奧林匹克運動會和已經多年貼有中國標籤的西洋貨如共產黨，為此不惜一切代價，直至消滅一切沒有中國標籤或在他們看來不配貼上中國標籤的東西。五四民族主義因為其深刻，固然有其不可解決的內在矛盾，那就是民族革新與民族文化延續之間的矛盾；當下民族主義則因為其淺薄，並不自覺任何內在矛盾，最後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張『中國』標籤。
寫於2009年9月
[i] 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版，頁6。
[ii] 這位認為『滿族也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發言人，就是後來在『五四運動』時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長並作為反面人物出名的曹汝霖。事見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23。
[iii] 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頁6。
[iv] 孫文，《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版本）（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頁2。
[v] 同上，頁3。事實上，『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概念發源於西方，而不是像孫所說的，適用於中國而不適用於外國。
[vi] 同上，頁18。
[vii]同上，頁6。
[viii] 轉引自周世輔、周陽山，《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台北：三民書局，1990），頁94。
[ix] 孫文，《三民主義》，頁14。
[x] 同上，頁16。顯然，事實已經證明了孫關於西方民族人口增長並將超過中國人口的判斷是缺少歷史預見性的。
[xi] 周世輔、周陽山，《中山思想新詮：總論與民族主義》，頁96。
[xii] 同上，頁91，注6。
[xiii] 同上，頁115—118。
[xiv]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2版，頁941—4。
[xv] T.S.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Benjamin I. Schwa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xvi]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頁943。
[xvii]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chwatz,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xviii] 關於這種廢除漢字的變革思潮，參見：劉進才，《語言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二章。
[xix]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關於知識分子對於民族主義的重要性，見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4).
[xx]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xxi] 甚至在語言革新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借助了異域資源來展開的。參見：劉進才，《語言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第三章和第六章。
[xxii] 鄭必堅，〈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accessed November 20, 2009。
[xxiii] Benjamin Schwa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xxiv] 在這同時，還有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本文沒有把這列為一次浪潮，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在理念層面，這本來就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延續；第二，在實踐層面，它被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所壓倒了。關於國共兩黨在民族主義層面的競爭，參見：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3.
[xxv] 相關文件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xxvi]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修訂版，頁311。
[xxvii] 事實上，在中國紅軍長征途中，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未經諮詢中共中央，就逕自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佈過關於抗日的文告。
[xxviii]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第四章。
[xxix]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xxx]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of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6), ed. by Henry Hardy, p.251.
[xxxi] 吳國光，〈中國現代化的政治瓶頸〉，《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3期；Guoguang Wu, 『Protest against Prosperity: China’s Centenary Dilemma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vs. Political Discontent,』 a manuscript.
[xxxii] Peter Hay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1998), pp.287-302.
[xxxiii] 我把『少數』打了引號，因為：第一，這種說法有輕視的意味，特別是在當今至少名義上贊成『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的政治文化中，在詞彙中就消解了那些民族在面對漢民族時的正當權利；第二，從絕對數額上來講，很多這樣的所謂『少數』民族，人口並不少，因此這個說法是不合乎實際的。比如說，藏人大約有六百萬人口，而在全球大約一百九十個國家當中，人口超過六百萬的，不足一百個——當然，這個比較，還要考慮絕大多數國家是由多民族的人口組成的。這就意味著，假設（當然僅僅是為了論述人口數量的目的而做的假設）藏人自行建立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口規模在世界上是中等的。而維吾爾族，僅在中國境內，根據2006年統計資料，人口已達九百五十萬；而世界上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中，僅有八十個人口總數超過九百五十萬。何況，維吾爾族屬於更大的族群，這個族群在世界範圍也絕不是什麼『少數』民族。至於人口數量最多的中國『少數』民族，也就是壯族，人口總數目前約為一千六百多萬，世界當今獨立國家中僅有不到六十個其人口數量超過這個數字。
[xxxiv] 我在早先的一項研究中，曾經專門比較了當今中國民族主義與五四民族主義的多項不同。見：Guoguang Wu, 『From Post-Imperial to Late Communist Nationalism: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ay Fourth to the 1990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9, no.3 (2008), pp.467-82.
[xxxv]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