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9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4年12月5日

赫爾利把蔣介石所不能接受的協定草案帶到了重慶。對蔣介石來說，同意這個協定就意味著主動放棄政權。赫爾利同蔣介石會談以後，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但是，毛澤東和羅斯福已經互致賀電。赫爾利想擺脫這個難於應付的局面。他會把中共仍在一邊嗎？不會，美國人被使用共產黨的軍事基地的想法迷住了。

華盛頓急於要趁蘇聯被西方戰爭拖住的時候，來解決遠東問題。所有這一切攪成一團，成為最嚴重的利害之爭，雙方都想來解開，卻無濟於事。

1944年12月6日

日本人正調動大批軍事力量，繼續勝利進軍。許多軍車奔忙於津浦和平漢兩線。中共領導一直密切關注著這類運輸。軍車從北向南開。

日本人顯然要對中央政府的軍隊增加壓力。

普羅先科帶來了一冊俄文版的魯迅著作。這是戰前的版本，由王明作序。序言很清楚，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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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必須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時，魯迅說：“讓我們調轉槍口，對準外來的敵人—這是當前所要考慮的。…”魯迅就是首先把這場鬥爭看作是中國人民生死存亡的鬥爭。

魯迅對於中國語文必須進行改革的見解是很有意思的。

我從王明的文章中知道，魯迅是“大眾語”運動的熱情擁護者。大眾語運動主張應該在新的、比較簡單的字母的基礎上，來運用中國豐富的方言。

魯迅寫道：“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按照魯迅的說法，“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因為甚至富裕階層的人們學習掌握漢字，也需要十五年，即使這樣還不見得就有學問了。

照我看來，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中國的落後應歸咎儒家學說和文字的複雜。

必須會讀會寫一定數目的方塊字，才能為文化打下基礎，這妨礙了各方面知識的傳播，使知識成了特權集團的特權。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什麼工作人員只受過初步的教育。此外，中國閉關自守，千年不變的規範教條化，顯然也是原因之一。我這是撇開了決定歷史發展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說的。

王明與魯迅通過信，並對文化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魯迅的文章《1935年上海之一瞥》，給人們以深刻印象。(待續)